路：三位與毛澤東同為一大代表的別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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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會議舊址
1921年，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各地代表共13人，分別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陳獨秀指派)。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在中國革命的滾滾洪流中，他們的人生軌跡也各不相同。限於篇幅，本文只簡要介紹李達、李漢俊、劉仁靜這三位代表的別樣人生。
★1958年4月,毛澤東在武漢會見李達，右一為王任重
01
李達：毛澤東一生的摯友，「理論界的魯迅」
李達，湖南零陵人，毛澤東的同鄉，兩人很早就有交往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毛澤東就讀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李達就是該校的老師，彼此熟識。李達青年時代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日本留學期間，李達因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放棄原來的專業，專攻馬克思主義學說，造詣很深。五四運動後，李達撰寫了大量文章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鬥爭。他與李大釗等同志一起，奠定了中共思想的理論基礎。
1923年，李達因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爭論激烈，遂離開黨組織。此後，李達專心於理論研究與教育工作，毛澤東則繼續在黨內做實際工作。這樣有很長一段時間，兩人的聯繫中斷了。
★陳獨秀
李達脫黨後並未改變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上，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北平高校任教期間，李達常常在課堂上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講述馬克思主義。因為他當時已不是中共黨員，故被學校的進步師生稱為「帶翅膀的」(以「飛」喻「非」)布爾什維克紅色教授。
全面抗戰前夕，李達託人將自己新出版的、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著作《社會學大綱》輾轉寄給了在延安的毛澤東。對這部著作，毛澤東認真閱讀，作出詳細批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向黨內其他領導同志極力推薦。後來他在撰寫自己的哲學著作時，還把這部書當成重要的參考資料。
1947年秋天，毛澤東和周恩來曾幾次邀請李達去陝北，因他正巧健康狀況欠佳而沒有成行。1948年底，全國革命勝利在即，此時李達身體也已康復。中共地下黨組織給他轉來毛澤東的一封信函。信中說：「吾兄為我公司發起人之一，現本公司生意興隆，望吾兄速來加入經營。」
1949年，李達響應中央的召喚，輾轉到達北平，中共中央特派一輛專車將他單獨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向他詢問了湖南情況，隨後毛澤東單獨留他話舊。
在這次談話過程中，李達鄭重地向毛澤東提出了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毛澤東對他過去的表現給予了肯定，同意向中央提出讓他重新入黨。當夜，毛澤東留他在自己的床上休息。不久，黨中央為李達舉行了重新入黨儀式，並由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孚做他的歷史證明人，劉少奇做他的入黨介紹人，經中共中央特許，沒有預備期。
★1951年10月30日，李達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言
李達為人坦率，快人快語，從不喜歡唯唯諾諾，如果話不投機就揚長而去，對於毛澤東的錯誤他亦敢於直言不諱地批評。毛澤東發表《實踐論》，李達認真研讀後，認為其中對太平天國的評價不甚妥當，為此特地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並徵求意見後，特地回信肯定了他的觀點，並答應待將來出選集的時候一定加以修改。
「大躍進」期間，李達與毛澤東在武漢大學見面，就當時的做法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李達直言不諱地指出，當時全國各地吹噓的高指標是唯心主義的產物，他還對毛澤東說：「你發燒40度，下面就會發燒41度、42度，這樣會付出代價的。」過後，毛澤東特地通過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感謝他的逆耳忠言。李達得知後，感慨地說：「還是潤之的氣量大!」
李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造詣很高，是毛澤東晚年少有的幾個能夠與之理論對話的人，加上他長期在國統區傳播馬克思主義，堅持與黑暗勢力作鬥爭，毛澤東稱他是「理論界的魯迅」，是「真正的人」。
★1920年，李漢俊、李書誠、薛文淑（後排左二、三、四）與母親及孩子們在上海
02
李漢俊——「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
李漢俊，湖北潛江人，中共成立時期最有影響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留學日本期間，結識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受其影響而專心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
1918年回國後，主要從事理論著述和翻譯工作。他利用在《星期評論》工作的便利，在多家報刊上發表了90餘篇譯文和文章。這些文章積極宣傳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聲稱「只有發動廣大民眾起來，進行階級鬥爭，實行徹底的改造」，才能推翻封建社會。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階級論，並且是以階級鬥爭的學說提出來的。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評價他是「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
作為革命理論家，李漢俊還有一個優勢條件，就是外語水平出類拔萃。他精通英、德、日、俄四國語言，能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陳望道當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譯稿送到陳獨秀處審閱，陳獨秀當即把譯稿轉交給李漢俊校正。他認真校改之後，該書才得以出版。
除了理論研究，李漢俊還為一大的召開做了許多組織上的工作。1920年5月，李漢俊與陳獨秀髮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由於陳獨秀不久之後就去了廣東，他成為上海黨小組實際的負責人。此外，他對湖北、湖南等地的黨組織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董必武和張國恩從鄂西去上海認識了他，他介紹了許多馬列的書讓董必武學習。董曾說過，「李漢俊是我的馬列主義學說的老師。」後來，李漢俊通過董聯繫毛澤東等人在長沙建立黨組織；山東的王盡美也是學習李漢俊的文章後，並在其支持下建立濟南黨小組的。
★上海外國語學社舊址
同時期，李漢俊還參與創辦了中共最早培養幹部的學校——上海外國語學社。僅1920年，由《星期評論》出資，該學社就輸送了30多名共青團員去蘇聯學習，其中有很多後來成為中共的高級領導幹部，如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等。
李漢俊還創辦了《勞動界》周刊，並主編《新青年》，黨的一大也是在李漢俊參與策劃與精心組織下舉行的。這幾件事使得李漢俊在革命同志中的威望大為提升。包惠僧曾回憶說：「中共成立初，李漢俊在黨內地位僅次於陳獨秀。」
令人意外的是，一大之後，李漢俊因在工作中與陳獨秀、張國燾意見不一，自覺難以在此環境下繼續工作，於是辭掉黨組織的工作，回到湖北擔任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的教授，主講唯物史觀、社會學史等科目，並在不久後脫黨加入了國民黨。然而，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我雖然不是共產黨人了，但我永遠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依然心安理得。」他利用在武昌高師的合法身份宣傳馬克思主義，深受青年學生的歡迎。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反動當局開始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李漢俊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將300多名尚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安排進青年部和大學工作，並將數百名被捕入獄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營救出來。此時反革命恐怖越來越嚴重，但他無所畏懼：「無論何時何地，均必須有犧牲的決心。」12月17日，37歲的李漢俊被桂系軍閥、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以「共產黨首領」和「密謀暴動」等罪名逮捕，未經審判，當晚即被殺害於漢口，還不準收屍。
直到1933年，經武漢人民強烈要求，國民政府才被迫同意將李漢俊的遺體移葬於武昌卓刀泉廟後。新中國成立後，李漢俊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劉仁靜夫婦
03
劉仁靜：才思敏捷的「小馬克思」，尷尬的「托派」生涯
劉仁靜，湖北應城人，最年輕的中共一大代表。十月革命剛剛勝利，劉仁靜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也主張在中國進行俄國式革命。由於他善於學習，對許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的基本內容都爛熟於心，加上他喜好與人，辯論，在與人交流或者辯論時常常引經據典，因此被人稱為「小馬克思」。他紮實的馬列主義理論功底深受李大釗、陳獨秀的讚賞。
五四運動期間，劉仁靜和許多青年學子一樣，參加了遊行示威活動。被軍警抓後勇敢地鬥爭，曾剖腹明志。他在五四運動中的積極表現，引起了「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的注意，隨即被發展入會。在這個組織里，劉仁靜與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等人的交往越來越密切，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1921年，劉仁靜和張國燾作為北京的代表出席了黨的一大。就在這次會上，年輕的劉仁靜與李漢俊就黨綱和政策問題辯論了起來，他極力反對西歐社會黨的議會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主張仿效俄國，以武裝暴動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寫入黨綱，反對與國民党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不過，在會議最後選舉中央機構領導人時，耿直的劉仁靜沒有理會張國燾的投票提示，還是投了李漢俊一票(也是李漢俊得的唯一的一票)，他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國途中，並公開告知與會者這一票是他投的。會後，有感於劉仁靜的夸夸其談，毛澤東特地提醒他「你以後要多做實際工作」。但此時的劉仁靜還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根本沒有在意毛澤東的提醒。
一大閉幕後，劉仁靜回到北大，與惲代英一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而後，劉仁靜作為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代替不會講英語的陳獨秀所做的精彩英文發言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注意，劉仁靜得到了他會後的單獨召見，這也為數年後他們之間的接觸埋下了伏筆。
1926年，受中央派遣，劉仁靜赴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在那裡他讀了不少托洛茨基的文章，部分接受了其基本觀點。後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爆發了激烈的鬥爭，不久他被清除出蘇共。劉仁靜對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在思想上也更加接近他的觀點。為此，1929年，他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國途中，在未請示黨中央的情況下，持共產國際的護照，突然轉赴土耳其太子島，拜訪此時已被蘇共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與之共處了十多天，深入地交換思想。
★托洛茨基
劉仁靜回國後，惲代英代表黨中央與之在上海見面。劉仁靜不僅向黨隱瞞私自見托洛茨基的情況，而且公開以反對派的立場批評黨內的官僚化。劉仁靜的變化引起了黨組織的警覺，不久黨組織掌握了劉仁靜此次探訪托洛茨基的詳情，1929年12月29日，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要劉仁靜限期交代。劉置之不理，隨即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
早在劉仁靜回國之前，國內就已經有了兩個托派組織，一個是「我們的話」派，一個是「無產者」派，他在與這兩個組織的交往中，因過於自負而遭排斥。此後他成立了托派組織「十月社」，但在「十月社」里他也很孤立。1931年，國內的托派組織被置於陳獨秀統一的領導之下，而此時的劉仁靜以正統托派自居，受到其他成員的排擠，很不得意。
第二年，托派中央被國民黨當局一網打盡，陳獨秀被捕，劉仁靜則跑到北京給美國記者當翻譯，以此謀生。1935年被國民黨抓捕，並在同年的11月被轉往南京審判，後關在蘇州反省院。此時，劉仁靜發表文章，宣揚自己階級調和、一致對外的觀點，與托派的民族矛盾從屬於階級矛盾，反對一切形式的統一戰線的觀點形成尖銳對立，不久就被宣布為「共產主義的叛徒」，被開除出托派組織。
兩年後，劉仁靜被國民黨當局釋放。他先後到上海和武漢，求見托派組織的領導人，要求恢復與托派組織的關係，甚至求助於托洛茨基。但此時的托洛茨基已對他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與反感，很乾脆地拒絕了他的請求。
1939年，備受打擊、身心俱疲的劉仁靜為了養家糊口，只得輾轉到達到重慶，就任國民黨的三青團宣傳處科員。沒過兩個月，三青團的負責人康澤要求劉仁靜按規定履行入團手續，被他予以拒絕。
離開三青團後，劉仁靜到了西安，到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干四團任上校教官，教歷史與俄語。1948年，劉仁靜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編陶希聖的邀請，在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室謀得一份研究員的差事，按照國民黨當局的旨意寫一些反共文章，在反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國民黨全面敗退時，劉仁靜沒有繼續追隨蔣介石，而是選擇留在了大陸。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中共中央組織部要求他寫一份承認錯誤的材料，他向黨中央承認了自己所犯的思想錯誤，表示要重新做人，並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了《劉仁靜的聲明》。
他被安排到北師大任教並擔任蘇聯專家的翻譯，後到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最後重新回到北師大講授政治經濟學。「文革」期間曾被關押，後在毛澤東的干預下恢復了一定程度的自由。1981年，劉仁靜向前去專訪的新華社記者表示：「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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