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劇《問題餐廳》中有一個女孩子，她叫藍里，她說過這樣一段話：

「為什麼大家不願意穿泳衣呢？我總是在內心裡穿著泳衣的呀。即使被摸屁股，我也完全不會說什麼的呀。我是被摸屁股也無感培訓班畢業的，我也從就算被說「你這身衣服男人不喜歡」，也要回答「對不起下次會注意」的培訓班畢業了。同時也得到了「去減肥吧」「來一炮吧」，也要敷衍過去的培訓班的認證。我錢包里塞滿了各種認證書呢。

遇到痴漢也沒辦法，誰讓我穿的是短裙呢？拒絕不喜歡的男人一起吃飯的邀請，會被認為是自以為是的女人，這可不行。就算被性騷擾了，也可能是對方需要溫暖，所以就原諒他吧，反正他也沒有惡意，所以我不應該太較勁接受事實才是正確答案……

聰明方式活著的女人，要懂得不在意，諒解和接受。」

這段話看起來真令人傷心。

但不是我們普遍要面對的事實嗎？公布被性騷擾了（如蔣方舟和易曉荷），還會被人掛出照片：長得這麼丑，你也配被人性騷擾？

章文就「性騷擾」事件在其微博的回應中稱，蔣交過諸多男友，而易小荷離過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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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微博上徵集故事，24小時內收到1700多個性侵故事，發了一篇文章。而在一個我分析「女性遭遇性騷擾有多普遍」的微博下面，也有數千條轉發和留言，都在傾訴自己或者曾經旁觀他人的不幸遭遇。私信還有很多，我都無法一一回復了。

資深媒體人、騰迅高管楊瑞春老師說：

「就像兩年前團隊女leader們一頓午餐，大家突然聊起這個話題，才發現在場女生百分百全部中過招。因為這種經歷即使對於女性來說，也是最秘密羞恥痛苦的體驗，很難跟人去訴說。每個中招的女性都覺得可能是自己格外倒霉，沒想到性騷擾這件事就像大姨媽一樣人人皆有。

而即使這群強悍的佔有相對多社會資源的女記者女編輯，也沒有一個說自己有過報警的，更何況普通女性？這才是中國的真實國情。」

男性們普遍不能理解，有嗎？真的嗎？你們會不會在污衊啊？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或者假裝沒看到，或者看到了覺得這很正常不算什麼。報案率極低，立案率更低。不讓說出來。說出來之後要遭受各種質疑。掩住她們的嘴，當然就沒人聽到了呀。

沒有人告訴過他們，性騷擾是不對的。當他們發現，實施性騷擾、甚至性侵，居然是有風險的，居然有可能被對方曝光的，這實在是太可怕了！

《印度的女兒》

我一再地說，中國女性基本上全都遭遇過性騷擾。我自己有沒有碰到過？當然有。從小時候開始，走路時被陌生人摸一把，騎車時一群男人在旁邊吹口哨說下流話；倒霉的時候碰到過露陰癖，坐公交車的時候被人蹭，我都從車頭走到車尾了還緊貼著我。別問我穿什麼，上學放學路上除了穿奇醜無比、寬寬大大的校服，還能穿啥？

即便是工作以後，我作為一個記者，各種活動，類似的咸豬手也沒有少遇到過。

慶幸的是，這些年裡，這件事並沒有引起我多大的困擾，頂多就是讓我噁心幾天。我並沒有因此而懷疑自己。比起在這次當中看到很多女性受到的觸目驚心的傷害，引起的各種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抑鬱症，甚至自殺；或者被辭職、被各種凌辱來說，我這些似乎不算什麼。

但是，當我重新回溯，我意識到，我絕非幸運兒。——我因為迴避這些令我不快的各種侵擾，失去很多機會。

實際上，即便在一些像我這樣麻木、看起來不那麼好欺負的女性身上，性騷擾本身，就是一個極為有效的、對女性的驅逐機制。

《鐵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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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我開始當記者的時候，去參加活動，有一些正常的飯局，卻碰到被強行摟肩之類的事，我就儘可能地減少去各種活動了。

很有自我保護意識吧。

但你也知道，不積極，就是拿不到最新最多的新聞。

那些認定女性在職場上有性別優勢的人，認為女性拋一個媚眼就能讓對方給好處，所以就是性別優勢的人，都是垃圾。我知道，在早幾年傳媒還很光榮的年代裡，有些做得好的財經男記者，經常跟財經界老大一起混、一起喝酒、一起「泡妞」，自己和朋友唱卡拉OK還能把某些老闆叫過來埋單。女記者，正常女記者，你根本不可能進入這樣的圈子；連打個電話，都得三思又三思，生怕被人以為有什麼工作以外的企圖。

你覺得，就這樣，兩個同樣有業務熱情的記者，是男性還是女性更有性別優勢？莫非你以為，女記者每條稿子可以靠身體來換，所以她們有「性別優勢」？——而且，就算沒有，也保不定會被無中生有。

職場上女性天然就被排擠在男性的霸權以外的；惡毒一點的地方，「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有利於鞏固男性的同盟。對女性揩油的目的本身是揩油，順便還能把膽怯的女性清掃出局，集中了權力，一舉多得。

BBC紀錄片《她說》

前幾年，我是某作協的簽約作家。但在參加過一次作家採風活動之後，刷新了我的三觀。該活動來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中老年名作家，但女作家沒幾個，年輕女作家的更少了。總之，一路上我碰到若干次來自不同的作家的動手動腳，讓我如坐針氈，到處提防。

以後，我不再參加任何採風活動，該作協提議給我的重點作家推介會我找借口推了，簽約期滿我也不再續約。

這當然對我有損失，不僅有經濟損失，而且也更改了我的職業道路；從此我就死了當純文學作家的心。

這就是女性迴避性騷擾的代價。而那些人，他們是慣犯，他們並不針對我，他們是對所有可能靠近的女性這麼干；但他們秋毫無損。

《鐵娘子》

肯定有杠精問我，為什麼不大喊大叫，或者為什麼不報警？但問這些問題之前，你必須教我，如何回應章文指責蔣方舟的：你有沒有拍照錄下來啊，你有沒有指紋認定啊，大家平時不都摟摟抱抱的嗎？實際上，我也制止了進一步的侵犯，但我能保護自己，並不能抹去性騷擾犯的惡行；你第一次伸手摸的時候就是性騷擾了，不管我反續是什麼反應。

那是好幾年前了，那時的我也沒有想得那麼清楚，也還沒有關注女性權利。直到現在，我還是很慫，我覺得那種「輕微」的傷害，不值得今天的我付出巨大的聲譽代價來指認，跟某個圈子徹底決裂。我沒有蔣方舟們那樣的勇氣，我比她差遠了。

這幾年來，大概因為一聽我是「女權」作家，很多人就自動避開了；一個兇悍的糟糕的名聲，多少可以變成一種保護色。我也不是一個好欺負的、嬌滴滴的新人；即便是這樣，也還是未能絕對避免。現在有些活動，我會先問有誰參加，聽到一些討厭的名字我就找借口推掉。

我的心比較大，不太敏感，而且工作多年有生活經驗，也熱愛工作；就算是這樣，我也不得不為了迴避那些無所不在的人渣們，一步一步地縮小我的地盤，失去不少工作機會。

作為寬泛意義上的受害者，我不得不為別人的惡行付出代價。我以為的沒有心理陰影，其實還是有的。比如說，我是否足夠的勇敢，我是否敢於「為民除害」，就成了我另一種道德負擔，甚至，我自己也會對自己質疑：你還是女權嗎？為什麼這麼慫？

潛意識裡面，受害者被道德綁架了。對她們的要求，不僅僅是貞潔，而且還必須是戰士；缺一點沒做到，都能夠讓她對自己不滿。可是，為什麼作惡的人在源源不斷地收穫紅利，她們卻充滿負罪感？

這就是METOO格外重要的原因。

《婦女參政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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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過，我比較麻木。採風回來之後，我把噁心的遭遇告訴了好幾個同事朋友，笑罵一番，這件事我就放下了。但是，如果其他女性在碰到同樣的事情的時候，她們因此而痛苦和焦慮，我也非常理解。我決不會取笑她們「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我都無所謂你們為什麼會這麼在乎？」

同理心太重要了。

現在又看到「女性如何保護自己」的指南。我覺得這是好意，有需要的可以學起來。這沒問題。

但沒人發現世界的規則已經扭曲了嗎？女性的默認值，是可以給人隨便摸的，隨便侵犯的，只有你學會了各種技巧，證明了你的堅貞不屈，並且被社會頒發了一個看不見的「烈女證書」，你方才能在出事的時候，有人同情幾句——注意，並不是保證你不出事。

受害者只要有一根頭髮是劈叉的，都不夠完美。這種「烈女證書」的門檻極高呢。

《印度的女兒》

這些年，我也默默地學會了不少這樣的自保技巧，別說不去亂七八糟的飯局，簡直有陌生、不熟的男性的場合都懶得參加了。

有不靠譜的人必須要見，我必先拉著有人作陪。

有車以後，鮮少一個人深夜走在馬路上了，偶而一兩次，也是渾身僵硬，作好各種準備，隨時可以脫下10cm的細高跟鞋攻擊。

我有很多弔帶裙、露臍裝沒有穿過，理論上我認可「我穿什麼是我的自由」，但我仍然有所顧忌。

異性與我在微信上聊天，尤其是那些有知名度、有資本的異性，哪怕是讚美我的文章，我也很警惕，必然在第一時間表現出禮貌而公事公辦的態度。當然就沒有然後了。

……

這些年，我就是靠著這些兇悍，乏味，不解風情，一半的與世隔絕，不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能穿自己想穿的衣服，限制了自己的職業發展路徑，也阻斷了一些可能讓我提升的合理路徑；以減少性騷擾的風險。

可特么的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所有的女性，包括那些敢於聲稱自己沒有被性騷擾過的女性，她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問題餐廳》

仔細一想，男性霸權的無意識，正和你我所知道的權力結構是何等相似：它既可能直接施行於你身上；也可能通過施壓，讓你無時不刻不得不保持恐懼，因為你不知道它何時會對你起作用，何時動用它的權力。

當這種男權得到社會的充分認可（比如說，每個男性都是潛在強姦犯，哪個男性沒有性騷擾過）的時候，人人自危的時候，那麼，它就成了新的社會顯規則，瀰漫在空氣當中了，久而久之，我們每個女性，都習慣了這種白色恐懼，把時刻擔心被性侵、被性騷擾作為一種常態了，以為這是正常的。

我們對「METOO」的訴求特別簡單：讓所有人都知道性騷擾、性侵是錯的，要接受懲罰的；而且，還要讓他們知道，所有人都已認同這一點了。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打你就打你，還要挑日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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