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寫作六人談：一種新的、與歷史和集體記憶密不可分的「文學性」正在形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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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非虛構小說，不論是《冷血》還是《劊子手之歌》，都在某種意義上啟發了美國民眾對自身生活和精神形態的思考。它們不單單是在描述一個罪犯，而是在發掘罪犯後面洶湧的美國精神。

《人民文學》二〇一〇年第二期設置「非虛構」欄目，試圖讓「非作家」和普通人也參與進來，但多年來的創作實踐證明，「非虛構」已經成了一種另類的「知識分子寫作」。

無言的歷史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說，「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一種新的、與歷史和集體記憶密不可分的「文學性」正在慢慢生成。

本期新批評中，我們邀請了多位作家、評論家，探討他們心中的非虛構寫作。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這組文章的第二部分。

新的「文學性」正在生成

宋嵩

儘管此前有一些刊物也設立過類似的欄目並刊發過與當下「非虛構」風格接近的作品，但今日「非虛構」的蔚為大觀，還是從《人民文學》2010年第 2期設置 「非虛構」欄目開始的。這一期的刊前編者《留言》中雖然沒有明確給出「非虛構」的定義，但我們可以從中概括出幾個要點：1.它不等於一般所說的「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2.它的範圍涵蓋了 「寫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傳記」「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所寫的那種非虛構小說」「深入翔實、具有鮮明個人觀點和情感的社會調查」等幾個方面；3.它的作者既有作家也有非作家和普通人。而在同年第9期刊物的編者 《留言》中，「非虛構」寫作的意義被確定為「探索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不是虛構的，但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到歷史，從微小到宏大，我們各種各樣的關切和經驗能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呈現」。顯而易見的是，兩則《留言》中可以提煉出「個人觀點」「情感」「經驗」等關鍵詞，它們與「非虛構」作者「行動者」「在場者」的身份一起，表現出一種鮮明的傾向性，即反對虛空高蹈的架空想像，呈現及物、「接地氣」的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

《人民文學》2010年2期

然而，當這種傾向性表現得越鮮明，「非虛構」文體也為自己招致了不盡的非議與詬病。一方面，它追求的是內容的真實性和呈現的客觀性，卻自始至終與作者永遠都無法避免的個人局限性結合在一起。作者試圖使自己的眼睛變成「客觀」的攝像機鏡頭，但顯然對鏡頭之外的經驗場景無能為力；對原始材料亦不可能照單全收，而必須經過組織、剪輯，這種被建構起來的「真實感」成色究竟如何，以及在此過程中主觀因素的摻入如何能保證「客觀」的呈現，令人生疑。另一方面，「非虛構」之「非」力求杜絕「虛構」有可能導致的虛假，在強化「真實性」的同時也否定了象徵性、寓言性成分存在的可能，而這些成分恰恰是構成傳統「文學性」的重要因素。此外，《人民文學》倡導「非虛構」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讓「非作家」和普通人也參與到「非虛構」的寫作中來，但多年來的創作實踐證明，「非虛構」已經成了一種另類的 「知識分子寫作」，所謂的「返鄉體」甚至同作者們的「博士」身份緊緊捆綁在一起，他們可能是「非作家」，但能否算得上是 「普通人」，還值得商榷。

《夜幕下的大軍》

在我看來，近十年來「非虛構」寫作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它通過一種足夠的誠意，以個體的形式自覺參與了社會集體記憶的建構。儘管我們早已厭倦了 「時代的證詞」之類的宏大敘事，但我們每個人的確參與著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人民文學》的「編者」《留言》中曾提及的「非虛構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夜幕下的大軍》，記述了1967年爆發於美國的聲勢浩大的反戰遊行，上下兩卷分別以「作為小說的歷史」和「作為歷史的小說」為題，顯示出作者諾曼·梅勒高度自覺的述史意識。反觀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對日常的、身體的、碎片化的個人經驗的大規模書寫導致文學與社會公共空間、個體經驗與集體經驗越來越疏離，中國文學的發展陷入困境，難以為繼。事實上，那種對於公共領域會泯滅個性的擔心往往是杞人憂天，因為「公共領域是專供個人施展個性的。這是一個人證明自己的真實的和不可替代的價值的唯一場所」（漢娜·阿倫特語）。而按照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觀點：「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論集體記憶》）儘管記憶的集體框架並非是由個體記憶的簡單疊加來建構，即二者不是1+1=2的關係，但個體記憶畢竟是集體記憶框架搭建過程中的一根鋼筋或一袋水泥。

周曉楓《有如候鳥》（其中收錄《離歌》）

黃燈《大地上的親人》

鄭小瓊說：「我並非想為這些小人物立傳，我只是想告訴大家，世界原本是由這些小人物組成，正是這些小人物支撐起整個世界，她們的故事需要關注。」（《女工記》）梁鴻則坦言：「一種建立在基本事物之上的敘述，這就是非虛構文學的『真實』。……在『真實』的基礎上，尋找一種敘事模式，並最終結構出關於事物本身的不同意義和空間。」（《非虛構的真實》）在珠江三角洲的血淚工廠（鄭小瓊《女工記》）、豫西南村頭被污染的河邊（梁鴻《中國在梁庄》），以及江漢平原上冬日斜陽下的老屋（黃燈《大地上的親人》）、車來車往卻人情淡薄的北京城（周曉楓《離歌》）、凌晨三點仍然燈火通明的中關村（寧肯《中關村筆記》），無言的歷史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說，「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一種新的、與歷史和集體記憶密不可分的「文學性」正在慢慢生成。

「即時」的需求與對「為人生」的改寫

樊迎春

「非虛構」一詞不管是作為文體分類還是近年來興起的文學思潮都已經得到了相當充分的討論和研究，不僅有作為文學期刊重鎮的《人民文學》雜誌專欄推介，更有該類文體的代表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管是《人民文學》倡導的「人民大地·行動者」，還是針對其與虛構小說、報告文學區別的熱烈討論，「非虛構」本身都代表著文學創作空間的延展和縱深，代表著文學創作風格的多元和複雜。

正如「文學是人學」之於當年文學界的振聾發聵，「非虛構」的興起和熱潮本身也反映著時代和文學的根本需求。儘管時常調侃當下真實的社會生活已經遠遠超越文學虛構的想像邊界，我們依然要承認，在對世界和生活的認知和理解上，文學想像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或者說，對世界和生活的認知和理解，文學想像時刻面臨著虛弱和匱乏的質疑。「非虛構」的興起，在其興起的時刻便被賦予「此時此刻」的重任，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歷史與建設記錄的渴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對新時期新時代的報告慾望，以及當下，面對社會的轉型與人群的分化，「非虛構」其實是一種「即時」的需求，其書寫方式因對真實的震撼和衝擊有著更高需求而應運而生，其文學表達試圖對時代和歷史作更為直接和誠懇的回答。

劉慈欣（左）與劉宇昆

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同時關注與「非虛構」一樣方興未艾的另一文學熱潮，即「科幻文學」，韓石山、梁鴻、慕容雪村等作家對「非虛構」的身體力行也對應著劉慈欣、飛氘、劉宇昆等人對「科幻」的篳路藍縷。當我們震撼於「非虛構」在內容上的真實準確和形式上的自然而然時，「科幻文學」正通過非凡的想像力重塑我們的認知體系與價值觀念。

「非虛構」帶我們穿越厚重的歷史和真實的當下，「科幻」則指向遙遠與模糊的未來。

但不管是內容的真實程度還是語言文字的風格變化，「非虛構」和「科幻」都在本質意義上回應著我們以 「文學之名」對世界的把握。底層的苦難與梁庄的故事和來自地外文明的信號呼叫一樣，於當下絕大多數的人類都是異質性的經驗，但同樣也是亟待解決的疑惑。我們如何對卑微個體的痛苦進行感知正如我們如何應對可能更為強大的物種對人類的侵襲，我們如何體察歷史和現實的困境正如我們如何思考並非唯我獨尊的明天。「非虛構」坦陳了生活的光榮與羞恥，「科幻」描摹了人類的傲慢與謙卑，在如何與當下的現實互動，如何回答昨天、今天、明天的問題等方面，「非虛構」和「科幻」共享著對人類經驗與知識的摧毀與重建。

同時，「非虛構」在「文學」的意義上呼應了現代文學 「為人生」的傳統，光陰荏苒近百年，「非虛構」作為新時代的「即時」需求，在「行動」之外仍然飽含「人民大地」的深情與追求，不只是紓解烽煙煩擾，不只是逃離悲戚痛苦，更是要在「人生」之上看清來時的痕迹，在「人生」之上囊括苦樂的根源，在「人生」之上找到承受當下的支點與通往未來的道路。「非虛構」任重道遠，在某種程度上攜帶著對「為人生」的改寫，也攜帶著對人類整體命運的有效性前瞻。

兩個維度和三個層次的「非虛構」

許智博

中國的文學和新聞在很長的一段歷史區間里處於各自不同的運行軌跡，雖然偶有交集，但總體而言都在沿著各自的路徑和範式並行發展，形成了隱形又分明的界線，即便1970年代末報告文學出現，曾一度使文學和新聞有在「非虛構」元素之下找到更多結合點的跡象，但那一代的文化精英，終究難逃本土化視野和思維的禁錮，難以形成持續性的繁榮。

近年來，中國的「非虛構」在文學與新聞兩個維度上能有新的結合契機，推動方可以說是文學與出版界。《人民文學》在2010年設立「非虛構」專欄後，很多兼具多重身份的作家，開始以個體的身份，進入田野、企業、社會底層甚至是有一定危險的地方，記錄和描繪現實生活中的群體或個體的經歷、狀態、記憶。在這些「中國故事」開始引起關注的同時，以何偉（彼得·海斯勒）為代表的一批外國作家（他們大多有著記者的職業身份）作品集中翻譯出版，給更多的作家和媒體人帶來了全新的寫作理念衝擊。這種衝擊在白俄羅斯女作家、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達到了一個高峰，並引來了資本圈的追逐，一些新聞特稿變成了商品，資本圈包裝出來了一個炒作IP的風口。

彼得·海斯勒關於中國的紀實三部曲

如此背景下，有媒體人從陳年舊稿里找出成名的職務作品，將其列入中國本土「非虛構」寫作序列；也有媒體人開始痴迷於「非虛構」寫作的「技藝」，將「非虛構」只視為一門講故事的技巧；還有媒體人將 「非虛構」視為一個產業，希望將各種故事完成變現。相比媒體人，文學圈的評論人士和作家們對「非虛構」可以說是保持了相對的保守謹慎。在國內，首先扛起非虛構旗幟的文學評論家李敬澤曾將「非虛構」比喻成「什麼都可以裝的乾坤袋」，不拘泥於概念上的糾纏，「大家先去探索，跑馬佔地，播下種子，看看能長出什麼再說」。現在來看，這種開放包容的心態顯然更加符合世界文學潮流的大方向——在2015年無法理解「新聞作品」為什麼能拿到諾獎的人，想必更加無法接受2016年鮑勃·迪倫獲獎吧。

儘管炒作IP現在已經開始降溫，但不得不承認，商業的功利，又在某種程度上將中國本土的「非虛構」寫作在認知層面複雜化了。從寫作者的身份上看，媒體人無疑應該是「非虛構」寫作的天然的重要的群體。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媒體人，鮮見將「非虛構」寫作作為職業追求的覺悟和良好心態，少數浮躁的媒體人甚至將「好萊塢編劇之父」羅伯特·麥基的編劇理論曲解，將「非虛構」簡單化成了「講故事」，追逐獵奇和刺激，不再強調「非虛構」作為文學寫作應該承擔的對於時代、社會層面的責任和人文關懷，而很多基於幾次採訪或長談而寫出來的非虛構作品，在質量上自然也難以與歐美兼具媒體人與作家雙重身份的作者的作品相比——這些，當然會引起文學界人士的天然信任危機。

文學vs新聞

如果「非虛構」不能在文學和新聞兩個維度達成精神內核的統一，那麼在這兩個維度下展開的更多層面的討論都可能產生矛盾、失去共識：「非虛構」寫作要如何克服新聞議題的速朽性、具備文學作品議題的永久性？強調忠於現實的新聞性的寫作要求與強調高於現實的文學藝術性的寫作目標要如何統一？如果說「現實比小說更荒誕」（馬克·吐溫），那麼是真實素材的獨特性更重要還是寫作者本身的才華思想更有價值？

事實上，上述問題，對於卡波特、梅勒、何偉、阿列克謝耶維奇這些西方的身兼多重社會身份的作家來說並不構成困擾，他們的「非虛構」作品如他們的身份一樣，可以說是新聞與文學的複合體，作品的最終指向都是被裹挾進大歷史時代里的個體面對的困境和選擇，超越了時空、地域、種族、文化，是精英的寫作，是直達人類和人性層面的拷問。雖然因為種種原因，中國本土尚不具備產生這類作家的土壤，但從知識分子寫作的角度來說，以梁鴻、慕容雪村、李娟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本土作家，已經創作出了一批基於中國當下時代背景的、優秀的非虛構作品，足以證明「非虛構」在未來的中國文學具備相當的想像空間。

中國社會目前的發展階段，社會階層的分化與穩定、重構的多元價值觀、更多的表達空間和全球化進程中的重新定位等客觀條件，與「非虛構」所誕生的美國1960年代有相似之處，如果要比較現階段的中國與1960年代美國的不同之處，那麼最大的特點，無疑是移動互聯網的全球化普及，網路世界給了每個普通的個體自由表達的空間，讓精英把持話語權的時代開始瓦解。在這一點上，中國是與世界同步的。如果說在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以各種文體、面目呈現出來的「非虛構」寫作，按照作者劃分為帶有政治訴求的體制內精英和帶有社會改良訴求的知識分子兩個層次的話，那麼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去中心化的普通個體表達訴求，無疑成為了「非虛構」寫作的金字塔塔基，構成了第三種層次。

事實上，這種普通個體的表達，可以看成是互聯網技術發展帶來的信息爆炸中的一部分。目前中國幾家互聯網的 「非虛構」寫作平台，也大多成立於2015年「非虛構」寫作概念最熱的前後，與商業力量的推波助瀾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這些平台大致可以分為「專業流」和「全民流」兩類：前者以專業的媒體人或作家的創作為主，在作者的個性寫作或非虛構的外延概念上（如紀錄片）做出區隔；後者以互聯網特色 的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原創內容）為主，通過編輯的篩選、指導，將草根作者引向類似國外的「非虛構」寫作概念中個體化的、日常化的 「回憶錄」（memoir）式寫作，作品雖然在文學水平上難稱大雅，甚至離文學的門檻還很遙遠，但微觀、直接，具備一定的口述史和時代記錄的價值。從2015年到現在的發展趨勢看，「專業流」的平台，似乎依舊在延續中國媒體人曾經的身份轉換困境，這一平台的創作群體在創作的深度和聚焦度上並未實現質變性的突破，其商業前景隨著資本對於炒作IP熱度的退潮，也略微黯淡；而「全民流」的平台，雖然尚沒有打通內容產品與文學的對接通道，基本還處於主流文學圈的視野盲區，但還是在新的媒體傳播環境下，站住腳跟，吸引了穩定的年輕受眾群體和影視行業的關注。

騰訊所推出的「穀雨」非虛構創作平台

而在「全民流」平台聚集了足夠多擁有表達欲的草根作者基數後，有沒有可能將其中相對有天賦的作者真正引向更高水平的文學創作殿堂，使其成長為合格的作者甚至是職業的作家；或者使平台里已經具備特殊社會或職業身份的人（如記者、律師、醫生、警察、法醫、教師、編劇等），通過「非虛構」寫作實現向作家身份的轉變——我想這就需要文學界和媒體界的有識之士，審視和考量這塊充滿煙火氣的土壤，也參與創作更多優質的「非虛構」作品，為這些平台上的草根作者，提供豐富的、可供學習借鑒的「標杆」。唯有不斷為這塊土壤施肥、澆水，打造更好的環境，才可能在這裡成長出更多屬於中國本土的「非虛構」作者，豐富中國文學的創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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