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藏書情況概覽
公元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靠「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奪得了後周政權，建國號為宋，改元建隆。據宋人程俱說：「國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為『三館』，名之曰崇文院。」(見《麟台故事》卷一)是宋朝設置的藏書、校書機構。太宗時，在左升龍門內重建了崇文院，並給「三館」另建了書庫，稱作「秘閣」。宋真宗時，又將三館所藏四部書，另抄寫副本，藏在禁中的龍圖閣、後苑的太清樓，以及玉宸殿、四門殿等，以備不虞。
宋《景德四圖》之《太清觀書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圖片取自台北故宮博物院
據《宋史·藝文志》記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宋初的確是「收書」「求書」雙管齊下：
(一)乾德元年(963)，平定荊南，詔有司盡收高氏圖籍，以充實三館藏書。
(二)乾德三年(965)九月，命右拾遺孫逢吉往西川取偽蜀法物、圖書經籍印篆赴闕。至四年五月，逢吉以偽蜀圖書法物來上……圖書付史館。
(三)乾德四年(966)閏八月，朝廷下詔購求亡書。規定：「凡進書者，先令史館點檢，須是館中所闕，即與收納。仍送翰林學士院引試，驗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官得具名以聞。」(《宋會要輯稿》卷一七四二，《崇儒》四之一五)這就是說，對於獻書的人，朝廷還量才適用，給以官職獎勵。這一年，進獻三禮的涉弼，進獻三傳的彭翰、朱載，皆「命分置館閣，賜弼等科名」(同上)。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984)，朝廷再次下詔，購求遺書，規定：
若臣僚之家有三館闕書，許上之。及三百卷以上者，其進書人送學士院引驗人才書判、試問公理，如堪任職官者，與一子出身。或不親儒墨者，即與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據卷帙多少優給金帛；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畢，卻以付之。(《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一六)
真宗咸平四年(1001)，朝廷又下詔購求遺書，這次除沿襲了獻書三百卷以上量才給官外，還明確規定：「應中外士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到一卷，給千錢。」(同上書《崇儒》四之一七)把獎勵的範圍顯然擴大了不少，有利於朝廷得書。
宋代帝半身像冊，《宋真宗像》，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圖片取自台北故宮博物院
仁宗嘉祐五年(1060)，規定：「應中外士庶之家，並許上館閣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武資內安排。」(同上書《崇儒》四之一八)雖獎勵規定略有改動，但其宗旨仍是一貫的。
徽宗宣和四年(1122)，再次下詔：令郡縣諭旨訪求遺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同上書《崇儒》四之二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還有這樣一條規定：
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採，即命以官議以崇獎，其書錄畢給還。
這就是說，如果有書人不願意「獻」，借給官家抄錄亦給「崇獎」，足見當時求書之切。
正因為北宋歷朝皇帝大都注意求書，故宋朝廷的藏書發展很快。《宋史·藝文志》稱：
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最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以上即北宋的藏書，大多在靖康之難中灰飛煙滅了。
靖康之變，徽宗、欽宗被擄而北，被金人軟禁在五國城。靖康二年(1127)的五月一日，時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登壇受命……即位於府治」(《宋史》卷二四《高宗紀》)，改元建炎。他就是宋高宗，從此便開始了南宋王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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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構即位之後，內外交困，疲於奔命，無暇文事。等到他南渡長江，偏安於江南一隅，在臨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時，他才稍加註意文事。紹興元年(1131)，進士何克忠主動向朝廷進獻《太祖皇帝實錄》四冊、《國朝寶訓》十二冊、《名臣列傳》三冊、《國朝會要》三冊，共二十二冊，數量不多。但宋高宗卻下詔獎勵說：「何克忠所獻書內，《會要》雖系節本，當文籍殘缺之際，首先投進，可特與下州文學……」(《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〇)這所謂「下州文學」雖不過是一個從九品的無所職掌的小官，但畢竟是一種獎勵。但這時的獎勵並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全憑宋高宗一句話，極為隨意。如紹興二年(1132)，將仕郎賀廩「以藏書五千卷上之」，「詔與本家將仕郎恩澤一名，廩仍令吏部先次注，合入近便差遣」(同上書《崇儒》四之二一)。而紹興五年(1135)，大理評事諸葛行人「獻《冊府元龜》等書凡萬一千五百一十五卷」(同上書《崇儒》四之二四)，其卷帙是賀廩所獻書的一倍有餘，而獎勵卻仍是「與本家將仕郎恩澤一名」(同上)。這就有欠公允了。由於宋高宗終於發現「緣無立定賞格，人家不肯將出」(同上書《崇儒》四之二六)，紹興十六年(1146)，他令秦檜的兒子秦熺「措置，定定賞格」(同上書《崇儒》四之二八)。這個「定賞格」大略有下列五點：
如投獻到晉唐墨跡真本者，取旨優異推恩；
秘閣闕書、善本及二千卷者，有官人與轉官，士人與永免文解或免解；
不及二千卷以上者，比類增減推賞，如願給者，總計工墨紙劄，優與支給；
諸路監司守臣，求訪到晉唐真跡及善本書籍，應得上件賞格者，比類推賞；
其投獻到書籍，先下秘書省校對，如委是善本，方許收留。(同上)
從這個「定賞格」不難看出，當時求書的重點是「晉唐墨跡真本」，這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各類「善本書」；同時，獎勵起點定得太高，北宋太宗、真宗時進書三百或五百卷，即可「與一子出身」，甚至「不親儒墨者」亦「與安排」，而到這時，進獻「善本二千卷者」才予以「轉官」等獎賞，比起北宋來，顯然已是大不如了。
南宋臨安書棚本《丁卯集》， 圖片選自拓曉堂《槐市書話》，商務印書館
不過，南宋是我國雕版印刷十分發達的時期，京城臨安就是當時有名的刻書中心之一，書籍付梓刊行，不僅得名，而且獲利，因此，當時人們已不太熱衷於向官方獻書。甚至有些善本書，「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版，以為官書」(同上書《崇儒》四之三一)。書籍一經鋟版，便作為商品進入了流通市場，因而極易得到。所以，南宋雖然直接從民間徵募的書不是很多，但卻能從書籍市場得到大量的書籍，故其官方藏書量仍不亞於北宋。
據《文獻通考》記載：「淳熙四年(1177)，秘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仿《崇文總目》類次。五年(1178)，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見該書卷一七四《經籍考》)嘉定十三年(1220)，即《中興館閣書目》修成四十多年以後，又詔秘書丞張攀等修《中興館閣續書目》，視原目又增錄圖書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原目和續目相合，共得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九卷，這大體就應該是南宋朝廷的官方藏書。
（本文選自崔文印《古籍常識叢談》，中華書局出版，題目為編者另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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