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代老百姓的道德品質是不是比今天高尚？
漢文帝時代的一條獎勵詔書，又幫我們將孝、悌、力田真正分開：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漢書·文帝紀》）
注意排序，三老、孝者是第一梯隊，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是第二梯隊，悌者和力田是第三梯隊。
官吏且不論，三老是年高德劭，有年齡坎兒，光努力不行，但是後面三個，都可以通過努力獲得，「孝順」更是排在第一位的，與「力田」所代表的「耕」一樣，變成了「利出多孔」中的一孔。
而秦律中，「孝」和「耕」，其實都是作為「義務」存在的，做不好，那是要受罰的，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問答》記載：
免老告人以為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
意思是，問：六十歲以上老人（免老）告官說兒子不孝，要求判處其死刑，應該執行「三環」（一種申請法律複核或寬宥的程序）嗎？答：不應執行，趕快把他兒子抓起來，別讓他跑了。
可見，秦律中「不孝」是大罪，要判死刑的，那麼，嚴刑峻法之下，是不是六親和睦、父慈子孝了呢？
《漢書·賈誼傳》中的《治安策》追述道：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並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併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這段話全文翻譯就是：
商鞅變法後拋棄了禮義仁恩，一心集中力量於進取，僅僅施行兩年，秦國的風俗不斷敗壞。由於強制分戶異產，秦人家庭富裕，則兒子成年了就分家，家庭貧寒，則兒子成年了去做贅婿。
借給父親農具，就有出恩賜的神色；母親取用一下畚箕和掃帚，立即遭到責罵。兒媳抱著孩子餵奶，與公公傲慢並坐；婆媳之間一不高興，就頂嘴吵架。他們寵愛自己子女、貪圖利益的德行已經和禽獸差不多了。
然而齊心協力拚命時，還可以說是為了滅六國，平天下。功成名就了，仍舊不知道反思違背了仁義德行的錯誤。仍舊信用兼并時的手段，不斷興事進取，最終天下大壞。人多欺負人少，聰明的欺負愚笨的，膽大的欺負膽小的，強壯的欺負老弱的，完全亂到了極點。
一句話總結一下秦的家庭和社會倫理是什麼？
叢林社會。
更直白地說，就是一群用律法鎖鏈暫時束縛住的禽獸，一旦桎梏鬆弛，則天下分崩，甚至流毒後世，賈誼的《治安策》並沒有停留於對秦的吐槽，也包含了對漢初亂象的思考：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這一段，如果完整翻譯就太長了，簡言之，漢代的風俗承繼了秦代，民風逐利以至於殺父兄，盜竊高祖、惠帝廟的禮器，諸多亂象，當國的刀筆吏大臣都不當回事，只把上下文書的延遲、期會會議的延遲當做大問題，完全不識大體，希望皇帝自己能夠引起重視。
其實賈誼的這段總結和今人今世略類似，屬於抓了一個，漏了一個。
抓到的一個在於，秦的法律體系，本身具有自洽的倫理邏輯，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進行人力動員，對於社會道德倫理的要求，自然是「最低保障」即可，因為本身整個社會已經包裹進了國家體系之中，除了里、伍之下的家庭內部，其他的社會關係已經完成了重塑。
這時候，其實是一場國家主導的「塑造新人運動」，成品半成品既然國家都規定好了「利出一孔」，自然講的是「向利而行」，頂多就是小心翼翼地別招惹國家，保證個不犯法。可當國家法律體系驟然失效時，整個社會沒有任何橫向聯繫維護穩定，瓤子里的「叢林社會」自然就露出來了。
而賈誼漏了的那個，恰恰是今人最津津樂道的，就是「金錢」的侵蝕。
秦人的亂，是亂在細部的家庭倫理和價值觀，而賈誼寫得漢初，那就是亂在社會秩序上了，之所以如此，一個是惠帝、呂后、文帝時代對於法律執行的刻意鬆弛，這個會在後文細說，另外一個就是呂后創造的「大家發財」的新經濟政策，給了政權上層階級巨大的獲利空間。
而文帝時代進一步的開放管制， 則將大漢王朝的大部分人也放進了「商品經濟」的大潮之中，因為還有一部分是刑徒和奴婢，他們當然沒資格參與。
所以，賈誼看到的漢初的「道德淪喪」，確實是「月異而歲不同矣」，越來越狠，因為市場經濟大潮滾滾向前，產生的新東西多，舊的田園詩一樣的歲月靜好自然就被粉碎了。
也正因為如此，政治舉措上的「缺什麼喊什麼」定律就發揮作用了，道德日壞則朝廷要表彰「孝悌」，農民舍本趨末，所以要表彰「力田」，甚至因為基層官吏普遍貪贓枉法，所以才要表彰「廉吏」。
正如漢文帝在詔書中所說的：
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
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前者是現實，就是萬戶人口的縣，竟然沒有人應舉？所以直接批評官吏舉賢不稱職，當然，文帝應該也理解官吏為什麼這麼干。
按照我們所知的規則，秦漢之際在「舉人」的問題上，有明確的連帶責任懲治，而萬家之縣是不是真的沒有符合「孝悌力田」的人？怕也未必。
所以，文帝直接給出了解決方案，乾脆，解除官吏「舉人」的疑慮，直接按照戶口設置「常員」，也就是把非常態運動變成確定的工作指標，硬性規定，你跑不了吧？
而這種處置，也可以看得出文帝對於「三老、孝、悌、力田」的態度，並不是真的要一絲不苟地樹立「真道德模範」、「真勞動模範」，而是要保障這種「道德教化」的普遍性觸達，選的不是聖人，而是「思想教育幹部」，用不著那麼嚴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