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哉：曾業英先生還不認錯？擊椎生還是唐璆？（一）

文史 08-01

原標題：異哉：曾業英先生還不認錯？擊椎生還是唐璆？（一）

蔡鍔，字松坡，別號擊椎生

2016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業英先生在《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發表《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以下簡稱「曾文」）一文，否定了筆者在《蔡鍔的擊椎生筆名考論》（以下簡稱「鄧文」）一文提出的擊椎生是蔡鍔的筆名的觀點，並通過一系列「論證」，認為1907—1908 年在《雲南》雜誌發表詩文的擊椎生，當時並不在國內而在日本東京，因此不能認為他就是當時遠在國內廣西的蔡鍔，而「八九不離十」是當時也在日本的唐璆。為此，筆者在搜狐公眾號「老鄧說史」上刊發《擊椎生絕非唐璆，而是蔡鍔》（以下簡稱「鄧又文」）一文，分20期進行了連載，找出了「曾文」中的20餘處嚴重失誤，並進而指出：曾先生在《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一文中，關於擊椎生不是蔡鍔，「八九不離十」就是唐璆的各種理由，完全是曾先生的指鹿為馬，一廂情願，沒有一條是能夠成立的；其有關「論證」也都是失敗的，沒有一條是可以站得住腳的。……在《雲南》和《南針》等報刊上發表詩文的擊椎生絕非唐璆，而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傑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護國元勛蔡鍔將軍。

今年7月，曾業英先生又在2018年第4期的《河北學刊》上發表《再論擊椎生不是蔡鍔而是唐璆》（以下簡稱「曾又文」）一文，對於筆者《擊椎生絕非唐璆，而是蔡鍔》一文進行反駁，並表示「歡迎鄧江祁繼續就本文所涉問題進行『商榷』甚至批評」。有道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更何況曾先生還在以「歡迎」而期待，因此儘管本人目前手頭上有《蔡鍔全集》等四部辛亥革命人物的全集正在重新編纂、校訂，同時還有這四人的年譜長編也正在同步撰擬，更有今年才接手、明年要交稿的《革命詩魂寧調元傳》又在緊張的趕寫之中，實在是事情太多，但對於曾先生的「歡迎」當然也不敢不「恭敬不如從命」了。

首先要說的是，對曾先生對於長達20期的拙作的關注和及時回應表示感謝，同時對其文中「坦率地說，就鄧江祁『商榷』文章中提出的所謂『事實』證據，要我放棄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的最終結論，對不起，那是不可能的」一語中所表現出來的不服輸、不認錯的態度表示尊敬。

當然，希望一個回合就要對方徹底繳械投降往往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對於像曾先生這樣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所以要丟掉幻想，立足於打持久戰、打硬戰。但是嘴硬終究敵不過史料硬，最終取得勝利的必然是掌握紮實史料者。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今天還是先從蔡鍔的別號（自號）談起。筆者在「鄧又文」中指出，雲南《義聲報》記者南舟在1916 年8 月11 日「時評」《蔡總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明明白白地說「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知公之青年即自號擊椎生」（詳見史料之一，附後）。無獨有偶，時隔3個多月之後，惠我春、郭燮熙在挽蔡鍔聯中寫道：「少年別號擊椎生」（詳見史料之二，附後）。這些無疑是蔡鍔的別號（自號）擊椎生的鐵證。但曾先生在「曾文」中經過一番「論證」後卻說：「所謂蔡鍔『青年即自號擊椎生』不過是『崇拜英雄』的記者南舟看到蔡鍔的討袁壯舉和功成不居的『風概』恰似張良後的一種推測，並不能證明『擊椎生』是蔡鍔自取的『號』。」對於惠我春和郭燮熙共同為蔡鍔題寫輓聯中的蔡鍔「擊椎生」「別號」，曾先生則又斷言：「在一定程度上，惠、郭挽蔡鍔上聯（擊椎生）也僅僅是他們為滿足與確有蔡鍔自證依據的下聯（吞炭者）的對仗需要，附會張良的故事，代蔡鍔所起的『別號』」。請教曾先生，你一會兒說記者南舟所謂「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之語是其「看到蔡鍔的討袁壯舉和功成不居的『風概』恰似張良後的一種推測」，一會兒又斷定惠我春和郭燮熙所寫「少年別號擊椎生」是他們「代蔡鍔所起的『別號』」，你的證據何在？請你拿出他們的「推測」和「代起」的證據來說話。否則，我只能說你是以主觀代替客觀，純粹是在妄斷。

這一回，曾先生黔驢技窮，在「曾又文」中竟以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中「沒有蔡鍔有『擊椎生』這個別號或自號的記載，僅僅記其『諱鍔，原名艮寅，字松坡』」等理由來否定蔡鍔有『擊椎生』這個別號或自號的史實，豈不怪哉！

在筆者看來，曾先生上述的「理由」，有「三錯」：

第一，方向搞錯了。擊椎生是蔡鍔的別號（自號），有史料為證，本身就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並不以某些人的意志轉移而轉移，也不會以某些人的感知或承認與否而存在或消失。曾先生要證明南舟所說「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是錯誤的，惠我春、郭燮熙輓聯所寫「少年別號擊椎生」也是錯誤的，靠主觀臆測顯然有違歷史研究的科學精神，即便你找出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中「沒有蔡鍔有『擊椎生』這個別號或自號的記載」的理由也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為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中的錯誤多著呢！遺漏多著呢！更何況與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同年在湖南邵陽問世的劉達武等人所編的《蔡松坡先生年譜》中就有擊椎生是蔡鍔的別號（自號）的記載。所以，曾先生要證明擊椎生不是蔡鍔的別號（自號），你得拿出最直接的、最有說服力的史料來證明，要麼找出南舟、惠我春、郭燮熙關於擊椎生不是蔡鍔別號的直接證據，要麼找出與蔡鍔和唐璆同時代人當時曾以事實證明擊椎生不是蔡鍔的別名而是唐璆的自號的直接證據。否則，你曾先生就是把死人說活了，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歷史是重證據的，而你想的、找的所謂「證據」根本就不靠譜，充其量是你的自以為是，毫無說服力，也絲毫證明不了任何問題。

說到這裡，不好意思，在曾先生面前「顯擺」一下，以為曾先生示範。前不久，筆者在研究寧調元的過程中碰到一個難題，就是其好友姚宏業的投江日究竟在哪一天。結果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史學界對於這個問題竟有5種不同的觀點，長期以來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後來筆者通過史料排除了其中的3種，最後在以郭世佑、劉泱泱為代表的3月27日說和以楊天石、曾景忠為代表的4月6日說之間難以取捨，因為雙方所持史料都不像曾先生所謂的史料那樣不靠譜。其前者有姚宏業的族譜記載和姚宏業的遺書為證，其後者有寧調元的《清明日憶亡友姚競生》詩及序為盾，件件都不是吃素的。而且爭論雙方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國史學界的前輩，如果像曾先生那樣「推測」加「肯定」，毫無證據地亂說一通，也對人不住。但筆者最後終於找到了當時一些過硬的史料，無可辯駁地證明其中一方所徵引的史料本身存在嚴重錯誤，從而為史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兩個重大問題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相信屆時被否定的一方在大量過硬的史料面前會對我給予理解和支持的（拙作《姚宏業投江自戕究竟是在哪一天？——兼考公葬陳天華、姚宏業日期》即將面世，敬請期待）。

所以，曾先生要證明擊椎生不是蔡鍔別號而以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沒有蔡鍔有『擊椎生』這個別號或自號的記載」來說事，不僅弄錯了方向，而且毫無說服力，用我們鄉里的俗話來說，就是「打屁不沾席」（話糙理不糙）。

第二，對象找錯了。筆者曾在「鄧又文」中給曾先生指出過：「當年在日本與唐璆共同發起籌滇協會的愛國志士有40多人，雲南有孫志曾、孫光庭、吳琨、顧視高、華封祝、何國鈞、姜梅齡等20人，四川有蒲殿俊、鄧榕等人，貴州有劉顯治、陳廷策等人，湖南有晏才傑、蕭堃等人。這些人既非常了解唐璆又非常熟悉蔡鍔，而且蔡鍔逝世時，大都還健在。」曾先生要考查擊椎生究竟是蔡鍔還是唐璆的筆名，就應該到這些人遺著或資料中去找，因為他們當時與唐璆都在日本，在日本出版的《雲南》雜誌上發表文章的擊椎生究竟是誰的筆名，他們才最有發言權。可惜曾先生牽著黃牛當馬騎，竟去找當時並不在日本、對此事不可能知情的李文漢，對象無疑是找錯了。而且曾先生還拿本身就是八字沒一撇的《蔡邵陽全集》來說事，這就更加證明曾先生此舉根本就不「靠譜」。

第三，思維用錯了。如前所述，曾先生以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劃線，《蔡公松坡年譜》中有的就是對的，就是存在的；沒有的就是錯的，就是不存在的。他還進一步斷言：「李文漢何以不在蔡鍔年譜中記載他有「擊椎生」這麼個別號或自號? 是他孤陋寡聞，未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沒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這幅挽蔡鍔聯?我敢說，肯定不是。」曾先生這個「肯定不是」底氣從何而來？有何史料為證？是李文漢親口對你說的嗎？若是，請拿出這段錄音來聽聽！若不是，請不要妄言！筆者曾在《曾業英先生又說錯了——評《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一文中曾批評過曾先生在歷史研究中常常情況不明膽子大，一些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就常常草率下結論的毛病。例如，他在《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一文中就斷定：「蔡鍔1916年11月8日逝世後，國內眾多報刊為紀念這位反袁稱帝的護國英雄，雖然發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電、紀念會演說詞以及介紹他的光輝業跡的生平略史，但卻沒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當年回國參加過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迄今所見梁啟超這篇（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華學校）紀念蔡鍔逝世周年的演說詞，可以說是首開了這一說法的記錄。」（詳見史料之三，附後）其實，大量的史料無可辯駁地證明，曾先生連研究蔡鍔的入門級史料,如庾恩暘的《護國軍神蔡公傳略》、梁啟超的《護國之役回顧談》等等，都沒讀過，其上述結論無疑又是一堆妄言，自己打自己嘴巴。所以，曾先生以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劃線這種思維本身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本身就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因為《蔡公松坡年譜》本身不僅存在許多錯誤，而且還有許多遺漏，如果簡單地以《蔡公松坡年譜》為根據來斷定是非，在歷史研究的方法論上是極為錯誤的。而且這種錯誤的思維還導致曾先生自相矛盾，難圓自說。例如，曾先生在「曾又文」中說：「《蔡邵陽全集》第四卷的目錄中列出的蔡鍔『詩』也只有『二首』，而無以擊椎生為名發表在《雲南》雜誌上的那20 首詩作。」請教曾先生，既然你以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及其《蔡邵陽全集》劃線，那麼，如你所說「《蔡邵陽全集》第四卷的目錄中列出的蔡鍔『詩』也只有『二首』」，何以你曾先生所編《蔡鍔集》中所收的蔡詩多於「二首」？這當中多出來的是不是蔡鍔的詩？再請教曾先生，《蔡邵陽全集》的詩文雜著第四卷的細目中有《軍國民篇》嗎？有《軍事計畫》嗎？有《五省軍事聯合計劃草案》嗎？不可辯駁的事實是都沒有！（詳見史料之四，附後）既然都沒有，按照曾先生的上述邏輯，這些李文漢沒有記載的東西就都不能算是蔡鍔的遺著，都不能將其列入蔡鍔文集。這樣一來，曾先生以前所編的《蔡鍔集》豈不要把這些文章統統刪除？！所以，如果真的要以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及其《蔡邵陽全集》劃線，第一個跳出來罵娘的，肯定就是曾業英先生本人！我在「鄧又文」中曾說，曾先生應該打自己的嘴巴，如此看來，這一回可就不那麼簡單了，打屁股恐怕還不止啰！

由上可證，曾先生在證明南舟、惠我春、郭燮熙所說（寫）擊椎生不是蔡鍔別（自）號這個問題上，前一回犯的是主觀主義的錯誤，這一回犯的是教條主義的錯誤，兩次都犯了歷史研究的大忌，因此都沒有、也無法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等於又說了一大堆廢話，又製造了一大堆歷史垃圾。

曾先生啊，真是呀呀嗚（借用寧調元「我之言」中語）。（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