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自然地理研究之興——20世紀50 70年代「任務帶學科」組織方式的推動
專題視點：20世紀歷史地理學思想源流考鏡之二
特約主持：侯甬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主持人弁言：1951年，「歷史自然地理」術語隨蘇聯學者雅尊斯基的中譯論文發表而為中國學者所知，至1956年，就出現在《1956～1967年基礎科學學科規劃》所附《地理學學科規劃說明書》之中，成為地理學界接受和參與國家經濟建設任務的一個實踐方向，同時也被同行學者普遍認可為歷史地理學的主幹部分（主要分支）。一個名詞術語即為一片新天地，「歷史自然地理」一詞可以為例。引人感慨的是，從民國歲月走過來的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諸公，分處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三地三校，時常關心社會改善、自然改造之進程，感念深處，或起而撰文響應，或起身投入野外考察之中。正值盛年之諸公，帶領身邊的青年學者和學生，接續做出了屬於那一時代的黃河變遷、黃土高原變遷、西北沙漠變遷考察研究的傑作，構成了歷史自然地理的骨幹內容，亦奠定了歷史自然地理的學術基礎。作者侯甬堅教授透過20世紀50～70年代國家推行計劃經濟期間流行的「任務帶學科」組織方式，觸摸到這一階段歷史地理學起步發展的助推力來自中國科學院及其地理研究所。長期潛心於歷史氣候研究的竺可楨副院長、非常擅長自然地理綜合研究的黃秉維所長，不僅著手本所的歷史地理研究機構設置和人員安排，而且早在1956年就在地理研究所設置了歷史地理專業，聘請譚其驤、侯仁之為導師，安排招收研究生。70年代中期，中科院組織編撰的我國第一套《中國自然地理》叢書，也確定了《歷史自然地理》的選題和著述任務，最終是以全國同行協作的方式，促成了這部世界歷史地理研究中少有著作的問世。基於上述學術史的發掘和解讀，作者做出了一個歸納認識，即自20世紀50年代起，我國的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循著自然地理（自然綜合體）的研究發展起來，積極配合50~70年代的國家建設，得到了優先發展的機會。英國曾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學者引進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一個歐洲來源。繼本刊2017年第3期刊發李大海博士關於英國歷史地理學方法論的研究論文之後，本期我們又約請丁雁南博士帶來對英國當代傑出歷史地理學家——查爾斯·威瑟斯教授（1954—）的專門介紹。我國歷史地理學界對克利福德·達比（1909—1992）和阿蘭·貝克（1938—）這兩位英國歷史地理學家較為熟悉，但因為種種原因，卻對當下十分活躍、頗有影響力的一線學者，了解得並不多。作者丁雁南博士曾告之於我，他是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發現威瑟斯並將其學說納入到自身的研究之中的。對此，我們非常歡迎，因為這樣積極關注外國歷史地理人物和學術進展的論文，在我國總不是很多。需要有所提及的是，這篇論文不僅是對查爾斯·威瑟斯個人學術成就的集中介紹，也是對英國歷史地理學界正在進行的一場涉及知識論層面的轉向所展開的參與討論。長時間以來，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和研究對象始終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議題，儘管中外學者一直試圖釐清它同地理學、歷史學的關係，國際歷史地理學界至今也沒有一個普遍共識。現在，我們通過丁雁南博士的這篇論文，了解到英國歷史地理學同仁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是怎樣走出了一條「地理知識轉向」的路徑。這一海外學術動態，就對於英國歷史地理學的了解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阿蘭·貝克學說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是極為新穎和富有挑戰性的。拋磚是為了引玉，我們期待威瑟斯的學說能夠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和引介，並在中國引帶出回聲。
摘要
時輪進入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中國科學院宣告成立，不少專業的高級知識分子逐漸聚攏北京。竺可楨、黃秉維成為中科院地理學科的負責人，譚其驤、侯仁之等學者則聚靠地理研究所，醞釀著歷史地理學如何起步發展。為配合國家的生產建設，50～70年代科學院等部門實行的「任務帶學科」組織方式，吸引了譚其驤、史念海、侯仁之等學者投身到黃河、黃土高原、西北沙漠改造的研究潮流中，所編著的我國第一套《中國自然地理》叢書中，也確定了《歷史自然地理》的選題和著述任務，結果促使歷史地理研究循著自然地理（自然綜合體）的研究路徑發展起來。本文認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通過對人物（學者）、學說（論著）、事業（學科）與時代背景之間學術史的初步考察，認為歷史自然地理這一領域的研究是通過對現實生產建設所遇問題的歷史由來及其癥結的揭示來展示學科價值，在當時已被納入服務國家建設需要的軌道。這一做法產生的一個結果即為: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和內容由此得以豐富，歷史地理學科因此得到彰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一個可能影響到每個人的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一事件影響之下，本文所關心的中國地理學和地理學人物，尤其是歷史地理人物，是一種什麼情形呢？鼎革易代，也就是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在每個人心目中的印記固然重要，而眼下將在什麼情勢下開始自己的專業研究工作，對於專業研究者來說無疑是更為現實的事項。對於一個有待開拓的專業領域——地理學來說，它所處的位置、制度化建設乃至歸宿，不僅關乎諸多從業者的前程，更為關鍵的是關係到這一學科能夠在國家層面上展現出多麼大的建設意義。茲題宏大，本文只能就論題框定的內容，探討這一時期的科學人士是如何展開其工作的。每個人的經歷、稟賦和志向不同，容或會出現一些特別的情形，以及專業進取路徑上的轉變。
學界展開的科學社會學探索，旨在研究科學（制度）的社會文化結構和組織方式，及其內部和外部的互動關係，對此筆者表示認同，是故，謹以新擬定的論題作一初步嘗試。
一、建國初期之景象: 國家對地理學研究提出新要求
關於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我們知道的情況是，它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因「接收過去上海、北京、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改組而成」的，成立的時間為1949年11月1日，由已享有氣象學家、地理學家之聲譽的竺可楨出任副院長。
竺可楨先生資格很老，1918年（時年28歲）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34年就和翁文灝、張其昀組織成立中國地理學會。1949年7月13日，他赴北平參加了「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在政治協商會上討論共同綱領時，提議為努力發揮自然科學應單獨增加一條，這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43條——「努力發揮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的由來。
1950年6月，竺可楨擔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黃秉維被聘為副主任。9月5日，竺可楨在地理所第二次籌委會上講話，在介紹了中國科學院關於科學研究方向的三點意見後，指出地理工作存在著兩點缺憾：一是地理科學範圍廣泛，一般人看來，科學性較差；二是地理工作者缺少實際工作的表現。現在就需要參加生產建設活動，拿出成績來，為正式建所創造條件。他還強調：「地理所組織分地理、大地測量、製圖三組，鼎足而立，必須互相團結，密切合作，才能搞好工作。」他以鐵路建設需要人做沿途經濟地理和地形調查，黃河、長江水利委員會需要做大三角測量為例，認為這些工作缺少可以派出去的人力。很明顯，十分緊迫的實際生產需要中科院儘快組建機構，調集專業人員，參與生產任務，如此方能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中國政府採取的是「以蘇為友」和「以蘇為師」的外交政策，目的是「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中國科學院為此於1953年專門派出了代表團。代表團歸國後介紹蘇聯的寶貴經驗有：科學幹部的重要性及其培養方式，學術獎勵制度對科學事業發展的促進作用等。當時學習蘇聯地理學的三種形式是：把蘇聯專家請進來，派出留學生學習，翻譯出版著作。這三種形式的推行，可謂積極且成效明顯。
1956年8月，在國務院主持下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後被稱為第一個中國科技發展規劃（科技界習稱「12年科技規劃」）。地理所黃秉維所長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工作方向和任務的初步設想》這一份報告的中心思想，起草了學科規劃中的自然地理學部分。在關於自然地理學的內容及意義、國際和國內現狀的敘述之後，是對發展方向的敘述。下面摘取內容和發展方向兩段文字：
自然地理學常分為普通自然地理與區域自然地理。前者以全球的自然綜合體為對象，後者以個別國家或個別區域的自然綜合體為對象。
研究自然綜合體一般須從下列三方面進行：
（1）根據自然綜合體的發生與形態進行類型劃分，根據類型分布的特點和規律，進行區域劃分；
（2）研究現代自然地理作用與自然綜合體發展的規律；
（3）用歷史方法研究自然綜合體的發生經過。
……
根據這些任務，我們應當學習、掌握和通過具體工作來發展充實的理論與方法問題，首先是景觀製圖、自然區劃、水分熱量平衡與自然地帶規律的關係，地球化學景觀及生物地理群落等項，其次是歷史自然地理與自然地理定位觀測實驗等項。
這份學科規劃中出現了「歷史自然地理」術語，的確令人關注。規劃中還列舉了在歷史自然地理方面開闢出研究途徑的前蘇聯專家H.格拉西莫夫、K.K.馬爾可夫的名字。這個歷史地理學的專門術語，我們已知是1951年隨著前蘇聯歷史地理學權威雅尊斯基的論文《馬克思主義歷史地理的目的和任務》翻譯發表，而為國內學者們所知的。雅尊斯基在論文中層層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得出的結論是：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理應當把歷史科學劃分為不同的時期，並指出該地區當時自然、經濟和政治的特性，這些特性的基本要求應該是：
1. 該時期的自然地理情況，即歷史自然地理。
2. 由民族分布和領土變動的觀點來看人口，即歷史人口地理。
3. 生產和經濟關係的地理，即歷史經濟地理。
4. 國內外的政治地理，和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即歷史政治地理。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1950年7月北京大學侯仁之先生剛剛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提示學界多加註意「中國歷史地理」這樣的表達和「歷史地理」術語的使用，次年雅尊斯基就介紹來了歷史地理學的四個部分——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政治地理，這屬於境外歷史地理學術思想傳入中國的新事例。
接下來，十分湊巧，目前我們看到三處講雅尊斯基或講歷史自然地理的記錄都在1956年：
（1）從譚其驤先生1956年6月的日記，我們看到他在北京的寓所（地圖出版社宿舍），為準備「歷史地理概論」的講稿，6月8日這一天，有「看雅尊斯基編歷史地理文」的記錄，屬於簡要記事。
（2）1956年6月，西鴻採訪史念海先生的報道文字得到發表，其中說道： 「直到全國解放學習了蘇聯一些有關歷史地理學的著作以後，他才恍然大悟過去自己不過是在這門科學全部領域中的一個小角落裡打圈子，還有海闊天空的新天地壓根兒沒有接觸到呢。像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經濟地理和歷史政治地理（他過去所研究的只是歷史政治地理的一小部分）都是歷史地理學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從此他便堅決地丟掉了過去十幾年研究的那套抱殘守缺的體系，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並特別注意使新的研究工作能夠為今天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些內容反映了史先生思想上的新認識。
（3）上引黃秉維先生起草的《地理學學科規劃說明書》，把歷史自然地理看作是一項為研究自然綜合體，「應當學習、掌握和通過具體工作來發展充實的理論與方法問題」，其依據之所在，就是要「用歷史方法研究自然綜合體的發生經過」。如果將黃秉維先生的學術思想聯繫起來，具體落實到對於歷史地理學的認識上，所形成的思想脈絡就是自然地理（自然綜合體）與歷史自然地理之間的聯繫和貫通，其理論意義十分明顯。
事實上，歷史自然地理的含義是什麼，究竟怎麼做，毫無疑問還需要摸索。在此，理應把前蘇聯學者薩莫伊諾夫1958年的理解轉錄於下，以此作為一種學術參照：
歷史自然地理——古地理學作為地理科學的古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地球表面近代自然界的發展歷史，即近代自然地理所研究的對象的發展歷史。應該指出，這項研究：
（1）在人類出現以前是以古生物學、沉積岩層學和地球物理假說等等為依據；
（2）在歷史時期則在很多地方要以歷史地理資料為依據。
我們已知，於1956年調入中科院地理所的黃盛璋先生，先後發表過《歷史地理學要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論歷史地理學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兩篇學科認識文章，都很重要。第一篇講清楚了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特點，舉例說明了這門學科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所做的工作，並認為今後的發展「首先要以服務國民經濟建設作為重點，就當前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論，則又要以為農業服務作為主要努力方向」。第二篇認為前蘇聯學者雅尊斯基的歷史地理學四分法比英美學者的分法進步，接著頗具學術眼光地闡明了自己提出的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歷史區域地理、歷史地圖的四分法，及每一部分的內容和特點。兩篇文章都論述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與地理學一樣，是分為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這是當時條件下很難得的學術見解的堅持（其時地理學界已經不提人文地理，只提經濟地理等部分）。
經過一步步的實踐認識，到了1958年，竺可楨給地理學界提出了「以任務帶學科」的要求和具體做法。他對大家講了自己的想法：「我們要把眼光放遠大些，整個宇宙是個大學。比如我們向沙漠進攻，研究沙漠，我們就可從改造沙漠中獲得許多新的知識，甚至於可能創造出一門學問來，在科學史上是有不少這種例子的。」他舉例說：「在1918年列寧提出了全面電氣化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提出改造自然計劃，以任務帶動學科這是社會主義科學發展的正確途徑。」而在目前的形勢下，「科規會提出了改造西北乾旱地區和南水北調等重大問題，正可以帶動地理學，給以新生的力量向前大大發展。在乾旱地區改造中有冰川問題與風沙問題亟待解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戈壁灘，不到冰川上，怎能得到冰川和荒漠的知識呢？須知任務是能夠帶動學科的，它幫助我們建立新的學科。在大自然改造中，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
1965年初，中國科學院召開了一次地理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可以看做是對「12年科技規劃」中地理工作的總結，同時也就地理學工作做了一次全面部署。會上，竺可楨副院長做了題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工作方向和任務的初步設想》的重要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地理學是研究地理環境的形成、發展與區域分異以及生產布局的科學，它具有鮮明的地域性與綜合性的特點，同時具有明顯的實踐作用，與國民經濟建設的各個部門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
地理環境是由各種自然條件有機結合而成的，是一個完整的自然綜合體。只有對各個自然條件進行綜合性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比較全面認識自然，提出改造自然的有效措施和利用自然資源的合理途徑，因此，綜合研究應當成為地理學發展的主要方向，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地理學綜合性地域性的特點，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綜合研究水平的提高，有賴於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的發展，因此在向綜合研究方向發展的同時，亦應當注意各部門地理學的研究。
這個報告還明確提到，我國在「自然地理實驗研究的基礎、航空相片的應用、土壤地理、生物地理考察，以及古氣候、人口地理與歷史地理等方面還比較薄弱」，專題研究要在結合生產實踐需要的同時，注意基本理論的建立和提高，注意消滅空白學科，所列出的八項專題研究，第七項即為「歷史地理和新第三紀以來古地理的研究」，他還提議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工作就放在地理研究所。於此可見，竺可楨副院長的地理學發展思想是相當明確的，即希望通過發揮地理學的綜合性地域性特點，積极參与到國家各項生產建設工作中，進而促進新中國地理學的發展。不過，之後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把許多正常開展的研究計劃給沖亂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幻，同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必須去做的任務。
二、建國初期之景象:人物動向
現在，我們需要簡要地敘述一下建國初期幾位歷史地理學前輩的情況。首先敘述顧頡剛先生。歷史學者王學典評價他是中國的尼布爾，是現代中國史料批判運動的發起人和主要推動者，還是「顧學」這一龐大研究領域的創立者。我們還知道，他是民國時期「禹貢學派」的奠基人，是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幾位專家的老師。
1949年3月，顧頡剛全家在上海城內遷居，地址為滬西武康路280弄9號，為的是靠近番禺路的海光圖書館。經過抗戰時期的流離奔波，年已50多歲的顧先生此時最期待的就是一家人生活無憂，自己可以每日安心撰文。隨後他參加了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籌備會的工作，又被上海市政府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他講授「《尚書》研究課」的地方是誠明文學院（1951年夏季併入上海學院），然而他經常牽掛於心的是大中國圖書局的事務，因為他還擔任著總編輯兼編輯部主任的職務。1952年他和章巽合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印刷後卻未正式發行，這影響了他很長一段時間的心情。
自1952年議起、1954年成行，顧頡剛調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級研究員。來到了北京這個新中國的政治中心，除了參加政協等機構的政治活動外，其主要精力就放在舊作及《尚書》整理、《資治通鑒》標點等方面。一件需要略微提及的事是，1937年的「七七事變」造成了《禹貢半月刊》的被迫停刊，但禹貢學會的理監事會和資產尚在。1949年後在得知復刊之事已不可能的情況下，經商議將資產分送各方，禹貢學會的最後事宜從此即告終結。
20世紀30年代，曾與顧頡剛共同撰寫《中國疆域沿革史》一書的輔仁畢業生、顧頡剛先生的弟子——史念海先生，在抗戰流亡中和老師保持著聯繫。老師在重慶主持國立編譯館和辦《文史雜誌》，他亦應邀前往，抗戰結束後又和老師先後赴蘭州大學任教，與校長辛樹幟先生建立了聯繫。40年代晚期，史先生受聘於西北大學任教，來到西安，講授課程，寫出歷史地理講義。1956年4月赴京，8日送到正在北京的譚其驤先生手中請教。譚先生當晚「歸看史著歷史地理講義」，體現了作者對譚先生的尊敬。
據史先生家人回憶，50年代史先生「專程赴北京，為北京師範大學開辦過短期的歷史地理專業講座，為其培訓歷史地理專業人才」，具體時間和細節還有待查詢。
1951年，譚其驤轉入復旦大學任教，其時剛好趕上了土地改革運動。他遵守組織安排，參加學校的師生土改隊，前往安徽省五河縣做土地改革工作，歷時三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裡譚生先寫下了自己的「土改日記」。他的另一部分「京華日記」，記的是1955—1956年大致兩年借調到北京參編地圖集的工作。北京作為文化中心，人物濟濟，諸事興旺，以文化活動相當活躍的日記主人為中心所呈現出來的交往圈，最清楚地展現了他的日常生活和事業追求。回到復旦大學後譚其驤先生在校內一直做著繁多的集體性質的研究工作，晚至1987年，他的個人文集《長水集》方才出版。文集按1949年前後分為上下冊，上冊最後的篇章是《〈遼史〉訂補三種》《遼史札記》，下冊開頭的篇章是《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下文簡稱《安流局面》），行文風格完全不同，一如新舊兩個時代作品之不同。
在「京華日記」中，可以看到譚先生和地理所黃秉維所長的往來記錄。而在1956年1月，可以用往來頻繁以形容之。如1月21日，「秉維囑急草十二年規劃」；1月22日晚飯後，「又訪黃盛璋及秉維，歸草計劃」；1月23日，「終日草計劃」；1月24日，「歸社，草計劃」；1月25日，「早寄去計劃」；1月27日，「下午侯仁之、王以中來談計劃」（王以中即王庸先生）。作為參與規劃制定的專家，5月26日下午陸定一部長的報告會，周總理的招待酒會，還有6月14日下午赴中南海與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合影的活動，譚其驤先生都參加了。由此看來，前述黃秉維先生為規划起草的《地理學學科規劃說明書》，是參考了譚先生所提供的歷史地理方面的「計劃」內容。
侯仁之先生，1946年從燕京大學赴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師從達比（Henry Clifford Darbv）教授專攻歷史地理學，1949年以《北平的歷史地理》英文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於9月27日回到北京，對此他有過追述：
……1949年9月底，正好趕在新中國開國大典的前夕，我滿懷無限興奮的心情，從海外進修歸來，首先在母校燕京大學歷史系講授地理課程，同時又在清華大學建築系兼任「市鎮地理基礎」一課的專題講授。當時古老的北京城萬象更新，開始迎來了作為人民首都的新時代。1950年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直接領導下成立了「首都計劃委員會」，我有幸應邀作為委員之一，參加了有關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終於使我學有所用，感到十分鼓舞……
經過1952年的院系合併，侯仁之先生一直是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後為地理系）的教授，一直在探索和實踐著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之路，一直站在北京城市研究的核心位置上。每日工作雖然繁忙，侯先生的熱情始終不減。
到1954年1月，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政務院做了一場報告，講到「1952年以前，科學院主要進行了團結科學家和調整機構的工作，使過去機構重疊、人力分散和思想混亂的情況，得到了改善……絕大多數的科學家都已經參加了『鎮反』、『三反』、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學習運動，並熱烈響應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的號召，部分科學家曾經參加『土改』、『五反』等社會改革運動，同時還參加了對自然資源調查、隨軍入藏和反對細菌戰等工作，因而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在科學研究工作本身，也完成了一些有價值的科學研究題目」。郭院長這樣的歸納，概括了走進新中國的諸多知識分子的不同經歷和收穫。
三、研究黃河、黃土高原的時代背景
1955年5月3日下午，譚其驤先生在京寓所里，有「曾世英約赴地理學會演講」，可能是中國地理學會北京分會的約請。5月15日7時許，曾世英即與譚先生同至教育部會場做報告，講的時間超過三個小時，所講題目只能是後來《安流局面》開篇所說的「黃河與運河的變遷」。在50年代，譚其驤先生因何開始研究黃河的變遷？譚先生在《長水集》「自序」中有過說明：
五十年代以前我講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時，每次講到歷代黃河的變遷，除要講到歷史上歷次重要決溢改道外，一般還要把歷史時期分成幾個段落，指出各個段落的不同情況，哪幾個段決溢頻仍，不斷改道，哪幾段相對地平安無事。但我一直講不清楚何以不同時期會出現迥不相同的情況……
這是就大學授課的連續性來談的，相當自然而客觀，甚至一直延續到1955年5月15日在地理學會所做的報告。問題是此次報告後譚先生為何不願意再這樣講下去，轉而開始積極地思考？或有可能是在那天的報告會上，和北京分會的地理學者有了交流，或是當年在《地理知識》上發表修改後的講演稿後得到了什麼反響。筆者推測其中的轉折點當與譚先生1955年3月31日在中國科學院參加的一次歷史水文會議有關，或許受到了某種觸動。譚先生記有這天的日記：
3月31日 （上午事略）下午赴科學院歷史水文會議，出席者水利部馮部長、黃河規劃委員會負責人、竺藕老、顧先生、王以中、賀昌群、羅開富、徐近之、施雅風、歐陽海等約二十人。會後至顧宅晚餐，同商歷史地圖計劃（為新華社）。
譚先生的日記一直都是「流水賬」記法，並無會議上的細緻內容，複核竺可楨當天日記，這個會議的名稱應為「黃河歷史水文研究座談會」。隔了一天， 4月2日記「三聯送《中國的運河》來，附函」，到了4月7日晚「歸看史念海著《中國的運河》」。4月8日記有晚「歸準備明日在地圖社講演稿《黃河運河變遷》」，次日上午「繼續準備講稿」，下午赴會場講了三個半鐘頭，說明這個題目的講演稿是準備了且講過的。此後直到《安流局面》一文發表出來，才知道譚先生認為《黃河與運河的變遷》一文，對歷史上「黃河水災的頻率與嚴重性並不是前後一律」的解釋還沒有做出來，他自己並不滿意，這可能也就是《長水集》未收入此文的原因。據《安流局面》末尾的註記，這一有了新的探討內容的論文於1961年5月在復旦大學科學報告會上講過，也就是說，從1955年居住在北京，到1961年在上海報告，譚先生為尋求對這一問題的合理解釋，已經過了六年時間。
譚先生《安流局面》於1962年2月發表後，在學界內外產生了極為強烈的反響。之後譚先生的自我評價是「我自以為這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文章的結論對當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有一定參考價值」，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在探求黃河變遷規律中得出的一條歷史經驗。任美鍔院士等編著的《中國自然地理綱要》在結論里言簡意賅地引用了譚先生的觀點：「在歷史上，自東漢到隋唐，黃河所以能安然無事，沒有潰決，主要由於那時黃土高原屬於兄弟游牧民族管轄，把已墾土地恢復為草原之故。」據筆者的接觸面所知，這可能是歷史地理學家在學界內外流傳最廣的學術見解。
新中國的治理黃河事業是從1950年開始的。1949年9月有黃河中下游洪水發生，1954年8月有黃河三門峽之花園口區間和渭河洪水發生，1958年7月又有黃河中下游特大洪水發生，京廣鐵路橋為此中斷14天，中游影響到下游，許多農田和村莊被淹沒。河水一邊翻滾作浪，政府一邊安排人力緊緊跟上，以防出現更大的災難。1952年10月，毛澤東主席視察黃河時，作出了「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指示，在黃河流域很快就出現了大規模的治理場面。可見，促使譚其驤沿著以往研究思路進一步考慮的時代背景，只能是當時全國正在積極開展的治理黃河的形勢。《黃河與運河的變遷》一文在探討了黃河變遷簡史及水量、泥沙量等問題後，譚先生還有更多的思慮和展望：
……雖然在政治條件受到這樣限制的情況下，但黃河流域在勞動人民辛勤工作之下，仍成為我國古代文化的搖籃，成為古代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黃河何嘗虧負了中國人民？何嘗是禍害？何嘗可怕？今天勞動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權，在黨和政府領導下，運用近代科學技術正在開展大規模的有計劃的保持水土根治黃河的各項工作，根據黃河的歷史，我們可以斷言，復興和進一步發展黃河流域的水利，使黃河成為一條比唐朝以前更可愛的河流，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圍繞歷史上的黃河「六大徙之說」，譚先生論說了黃河變遷簡史及其遷徙癥結所在，指出了唐以前黃河決徙少而唐以後黃河決徙多的原因所在，不是就河說河，而是將河流與流域緊密相連，充分考慮到不同時期的歷史背景，因而這是一篇心系歷史、情連國家之作。與此同時，還有一位歷史學家也在夜以繼日地研究黃河，並於1957年問世一部《黃河變遷史》著作，那就是身處廣州的中山大學岑仲勉先生。其著「導言」論述到1950年時事：
同年7月，毛主席以英明領導，決定大力治淮。我從報上讀悉之後，細想一下，黃是淮的鄰人，又是它的敵人，治淮成功，繼以大力治黃，那只是程序先後的事。然而淮系我們比較安靖的夥伴，黃系搗亂的夥伴，治黃方案應從多方面入手，並不像治淮那麼單純。我受了前項消息的鼓勵，越覺得我個人在可能的範圍內，應該繼續向黃河變遷史努力發掘，庶可略盡一部分為人民、為廣大群眾服務的責任。
由於其著的論述考慮是「詳古而略今」，具體而言，詳的是元代以前的黃河變遷內容，惟有「導言」里有自己寫作時的想法，這是很難得的，可以用來印證當時歷史學者所具有的關懷天下的社會責任感。
史念海先生是以黃河、黃土高原研究聞名於世的。他於20世紀80年代初敘述研究起因，「在專題研究方面，因為我是生長於黃河之濱而又在黃河流域工作的人，對於黃河自然容易引起注意。因而從解放之初起，就有兩個問題時常縈迴於我的腦際」。這兩個問題分別是：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能不能恢復到以前的富庶程度，黃河流域宜於蠶桑的地區能不能恢復以前的蠶桑事業。
史念海先生是在西安的大學歷史系工作，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院「任務帶學科」的科研管理方式似乎還沒有傳布到這裡，他是從報紙新聞上來接收社會的熱點和與研究工作有關的內容。如他所述，黃河流域宜於蠶桑的地區能不能恢復以前的蠶桑事業這個問題，「是在50年代初某天看《人民日報》引起的」：
……報上刊載了一條消息，說是上一年我國出口的絲與絲織品所換回的外匯，可以修築一條由廣州到滿洲里的鐵路。這條消息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掛在心頭，久久不能忘懷……因此我設想，如果黃河流域宜於蠶桑的地區都能恢復原來的蠶桑事業，絲及絲織品的出口必將大量增加，所換回的外匯不知道能夠修築多少條像由廣州到滿洲里那樣長的鐵路。號召恢復黃河流域蠶桑事業應該是歷史地理學研究者的職責。我為此撰寫了若干論文，今後還應在這方面繼續探索。
《人民日報》刊登的這篇文章，題目為《發展蠶絲的生產事業》，刊登時間為1954年4月9日。之後史先生撰寫過《黃河流域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陝西地區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等論文，收入在他的個人文集——《河山集》中，研究事由雖為自發性的選題，事實上屬於學者主動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的生動事例。到了20世紀70年代，另有兩項「任務」性質的工作，來到了史先生身邊。
第一項「任務」具有政治性，是1972年陝西省軍區安排史先生參加《陝西省軍事歷史地理》撰稿的工作。80年代初期，史先生回顧其事時說：
「文化大革命」期間荒疏了好幾年。1972年，我重整筆墨，恢復了研究生涯。我參加了陝西省軍區的《陝西省軍事歷史地理》一書的撰寫工作。由於這是備戰工作，使我能夠排除一切干擾，也由於這樣的工作需要考察有關地區的地理形勢，使我有機會走出書齋，遍歷陝西全省和毗鄰的各省的有關地區。我還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著的《中國自然地理》一書中「歷史自然地理」部分的工作，這就是使我有機會擴大我的考察範圍，到了黃河流域各處，而且擴大到黃河流域以外的一些地方。
《河山集·二集》之「自序」說明黃河流域以外的地方，是淮河下游和長江以南的太湖周圍一些地方，這應該是順著黃河泛道和黃運河道而行止的地方。按照「軍事歷史地理」的內容，這的確屬於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內容，史先生認為展開這項工作，「不僅要作綜合的概述，而且還要就每個戰爭作具體的分析。不論該書和分析，就必須先了解發生戰爭的戰地及附近的山川形勢和地形的變化，然後再作戰術戰略的論述」。《陝西軍事歷史地理概述》《河山集·四集》的出版，也促成了我國歷史軍事地理研究領域的產生。
這段話里透露出的第二項「任務」，是史先生參加了中國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分冊的研究工作。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次機會，史先生再一次說到自己參加的這一具有生產「任務」性質的工作：
1972年，陝西省軍區借調我撰寫《陝西軍事歷史地理》，雖重理舊業，卻與教學無關。接著受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委託，從事黃河流域侵蝕與堆積的研究，距離實際的教學工作更遠。這兩項工作都需要從事野外的實地考察，到處奔波不是攀登高山，就是跋涉河水……
此處「從事黃河流域侵蝕與堆積的研究」的委託之語極為重要，這是年屆花甲的史念海先生接受到的一個非常明確的研究任務。史先生接受「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委託，從事黃河流域侵蝕與堆積的研究」這件事情，與參加中國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分冊的研究工作應該是一回事，因為下達任務的單位、工作開展時間和史先生所做的黃河變遷研究寫作內容都相當一致。對於史先生而言，上述兩項「任務」的開展和落實很有意義，不僅促使他走出了書齋，走進了自然領域，學會了把文獻記述的內容放置在具體的地理環境中去辨識，還因此總結出了文獻記述與野外實地結合起來的考察和研究方法。
借80年代初的一個機會，史念海這樣總結了自己每日浸潤於其中的專業認識：
全國解放，萬象更新。對於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予以評價。歷史地理學也是如此，它由原來作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而獨立成為一門新興的科學，由附庸成為大國。這門新興的科學不僅要說明自然本身演變的過程，還要著重說明人的克服自然、利用自然，並進而改造自然，以及自然受人的影響而演變的過程，從而得出各種演變的規律。當然弄清楚這種演變過程對於解釋歷史還是有幫助的，不過這已是它的次要作用，它已不再拘泥於歷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歷史學需要它的幫助而已。
這說明經過50～70年代的30年時間，史先生已經把歷史地理學對於自然界的演變研究放在了首位，而把對於歷史的解釋作用放在了次要位置上。支撐他這一想法的依據，是他認識到歷史地理學的工作目標是「要說明自然本身演變的過程，還要著重說明人的克服自然、利用自然，並進而改造自然，以及自然受人的影響而演變的過程，從而得出各種演變的規律」，這個意義是非同小可的。緊接著史先生繼續闡述道：
正由於歷史地理學能夠說明人對自然的克服、利用和改造，如果能夠總結前人在這方面的成就和經驗，就可為今後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作借鑒。解放以後，國家進入積極建設的時代，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重新安排祖國的河山，歷史地理學就應該在這樣的建設事業中起到應有的作用。
基於這樣的認識，史先生從20世紀50年代走到了80年代，又秉承這種不斷升華的認識，從80年代走進了21世紀。
四、研究沙漠歷史地理的緣由
1978年8月20日，侯仁之先生在編輯好自己的論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後，又撰寫好了序文，裡面說到「只有一件事，我願意藉此機會作如下的補充」，其內容為：
……這裡要補充的是，我開始接觸到沙漠考察的問題，是一九五八年的事。這一年，毛澤東同志發出了向大自然進軍的號召。同年十月底，在呼和浩特市召開了內蒙古、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和寧夏六省（區）治沙規劃會議。我作為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的代表，參加了這個會議，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但是我並沒有能夠立即投身到這項工作中去。一九六〇年五月我開始進入寧夏河東沙區……
這個會議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國務院第七辦公室、國務院規劃委員會於1958年10月27日在呼和浩特召集的，會上提出了我國治沙規劃的總要求、治沙工作的方針，還委託中國科學院與有關單位立即組織起一支強有力的科學隊伍。會後，中國科學院治沙隊很快組織起來，並給今後數年提出了三項科學任務，即為完成全國沙漠的綜合考察，在西北內蒙古地區建立六個定位試驗站（如後來建立的甘肅省民勤縣西沙窩治沙綜合試驗站），集中一定力量研究沙漠中的風能、太陽能和新技術的應用。負責這項工作的竺可楨副院長發表文章說：「我國自解放後，沙漠區的人民就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大規模的開展了群眾性的固沙造林工作。事實也證明，人類不僅可以制服沙漠的危害，而且人類還可以利用沙漠為人類造福。」這些平實的語言文字，對專業人員產生的衝擊力卻是相當大。
1960年春天，年近50歲的侯仁之先生，向「所在單位的教師和學生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決心，毅然決然走向沙漠、走向實際、走向科學實驗所提出來的現實要求」，實為一種英勇的舉動。當年5月，作為中國科學院治沙隊的一小部分，侯先生帶人進入寧夏河東沙區；1963年侯先生帶領地理、考古人員進入烏蘭布和沙漠；1964年夏季侯先生又帶領教師和研究生進入毛烏素沙地南緣；歷經艱辛，克服各種困難，摸索著沙漠考察和研究的方式方法，返校後撰寫出了多篇面目一新的沙漠歷史地理學研究論文。1965年，對上述工作做了總結後，侯先生撰寫並發表了《歷史地理學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務》一文，進一步強調「歷史地理工作者必須勇敢地打破舊傳統，堅決走出小書房，跳出舊書堆，在當前生產任務的要求下，努力開展野外的科學研究工作」。
對應當時治沙工作提出的13個有關治沙環節中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如通過大範圍沙區綜合考察和定位半定位試驗進行研究，如沙漠類型的成因、沙丘移動規律和防風固沙關係、飛機播種中存在的問題、草地的合理利用、沙區植被類型和演變規律以及沙生植物特性，沙區固沙造林種草技術的綜合研究、沙地的農業利用、戈壁的改造利用、水利資源的利用和沙地鹽鹼土的改良利用，風能、太陽能和新技術的利用問題等，侯先生在實地考察中，逐漸找到了流沙的移動、沙漠的起源、沙區水系變遷等關鍵性的沙漠研究問題。1963年的考察收穫——《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一文，就發表在中國科學院治沙隊編輯出版的《治沙研究》第七號上。侯先生帶領研究隊伍展開的歷次沙漠考察之結果，均被學界看作是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收穫。
進入沙區考察有關歷史地理問題，首先需要通過調查，掌握過去人類活動的遺迹，再逐漸擴大線索，把文獻考證、野外考察、考古調查和歷史地理學的綜合分析結合在一起，對沙漠地區的演變過程做出合理的判斷。侯仁之先生在多次考察活動的基礎上，總結出了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意義，即「首先從沙漠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既要研究它的『今天』，也要研究它的『昨天』和『前天』；既要研究它本身的變化，也要研究它和周圍事變的內在聯繫，只有這樣才能得出科學的認識，找出其中的固有規律作為實際工作的嚮導」。這樣的研究指向就與生產建設的任務聯繫在一起了。
1978年8月20日，侯仁之先生在從古居延地區和古陽關地區沙漠考察歸來之後，撰寫了個人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的序言文字，其中寫道：「我時常想：在自己一生的學術生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就是我終於走出了安適的小書房，進入了遼廓無際的大沙漠。」通過沙漠地區歷史地理的研究，開闢出了我國西北乾旱和半乾旱區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方向，還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
五、《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著作的由來
早在1964年7月，中國地理學會就決定編寫《中國自然地理》專著，為此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竺可楨任主編，黃秉維、周廷儒、王乃樑任副主編，之後卻因「文化大革命」興起而長期擱置。至1972年11月，中國科學院辦公會議決定成立《中國自然地理》編撰委員會，由竺可楨任主編，黃秉維、郭敬輝任副主編。1974年2月，竺可楨先生去世，由黃秉維先生接續主持《中國自然地理》專著的編寫工作。按照後來的習慣表述，這一專著應稱為一套叢書，系由12個專題組成，「歷史自然地理」為其中之一，其餘分別為「總論」「地貌」「氣候」「地表水」「地下水」「動物地理」「植物地理」「土壤地理」「古地理」「海洋地理」「自然條件與農業生產」，主要設計人應該是竺可楨、黃秉維先生。
據1982年出版的《中國自然地理》之《歷史自然地理》分冊「前言」所記：「本分冊各章節從1973年起分別由各單位執筆人開始撰寫，中間進行了反覆的修改。曾於1976、1977、1978三年中，先後在西安、上海、開封三地舉行了為時達四個月的定稿會議，並組織本書編委及撰寫人員，分別到武漢、南京、鄭州、杭州等地的有關單位求教。」又記：「本分冊由復旦大學譚其驤、陝西師範大學史念海、杭州大學陳橋驛三同志匯總、修改、定稿。」落款時間為1980年3月。據鄒逸麟先生陳述，歷史自然地理專題是由譚其驤先生主持啟動的，任務來源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這個題目還沒人做過」。
參加了此項工作的王守春先生，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員，之後曾有過多次回憶，尤其是細述了三次審稿會的若干情節。他記述「1973年12月，我國幾位歷史地理界前輩集中到北京，討論該書的編寫大綱」，之後諸人分工撰寫，三次審稿會情況可參見表1：
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定稿會一結束，譚先生回到家裡，因突發腦溢血住院治療，經《中國自然地理》編撰委員會同意，改由陳橋驛先生主持此書的審定工作。陳橋驛先生寫出了書稿「總論」，得到大家的認可。王守春先生評價說:「在該『總論』中，陳先生提出歷史自然地理的性質、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為後來我國歷史自然地理的學科建設和發展奠定理論基礎，這是對我國歷史自然地理學發展的重要貢獻。」1984年，陳橋驛先生出任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這自然是對陳先生50～70年代從事歷史自然地理研究所獲業績的一種認可。
1982年版《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著作問世後，學界評價甚高，主要是該書首次以歷史自然地理學科框架的面貌出現，包含了數十年間學者們在歷史地貌學、歷史氣候學、歷史水文學、歷史動植物地理等領域的卓越成績，顯示了這一研究方向的實際價值和遠大前景，也體現了「任務帶學科」集體攻關協作組織方式的有效性。1999年，鄒逸麟先生提出20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史前後出現過四個高潮，分別是以30年代禹貢學會主辦的《禹貢半月刊》、1955年譚其驤開始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70年代集體撰寫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90年代開始的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為標識，即為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評價。
還有一些屬於國家任務的科研工作，如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具體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辦）、譚其驤曾寫道：「我們復旦大學歷史系從1955年起就承擔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任務……正是由於這項任務的推動，使我們深感歷史地理這門學科急需建立起來，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急需培養出來，因此我們在1959年7月1日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室。」引自《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增刊·歷史地理專輯》 「前言」，1980年8月，第1頁。《辭海·歷史地理分冊》條目編寫工作，因不屬於歷史自然地理範圍，在此不贅。
六、結論：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獨到之處
就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之間的關係而言，1960年6月，黃秉維發表了《自然地理學一些最主要的趨勢》一文，其中的論述就頗有代表性：
在中國，地理學工作者還很少注意到古地理的研究。現代科學方法的運用以及綜合研究古代自然地理的工作，可以說基本上還沒有開展起來。為了真正認識現代地理環境，不應該忽視這一薄弱環節，似宜先以一定力量從事古氣候和地貌演變歷史的研究。以這兩方面的研究為綱來聯繫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國擁有特別豐富的歷史文獻，利用這些資料來探討在人類社會歷史時期的自然變化，無疑是可以得到巨大的成績的。我們必須重視這一點。
因為有這樣的論述，更因為有基於此種論述所展現出來的組織領導才能，侯仁之先生才做出了這樣的評價：「從現代自然地理學的研究中，首先指出探討人類歷史時期自然環境變化的重要性，並說明我國擁有特別豐富的歷史文獻可以充分利用以取得巨大成績的，則是黃秉維教授。」接下來人所共知的是，中國地理學會於1961年11月28日在上海舉行了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並宣布成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許多人不明白歷史地理學這個條件不怎麼成熟的專業，為何那麼早就成立了中國地理學會的專業委員會，其真解大致就在竺可楨、黃秉維、譚其驤、侯仁之等人對於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志向和抱負、見識與默契之間。
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宋長青認為，中國老一輩的地理學家由於傳統文化功底深厚，對歷史地理學大多很重視，如竺可楨、黃秉維等。1949年後，中國科學院組建地理研究所，其中主要力量如黃秉維、陳述彭等均來自之前的浙江大學史地系，受到史地會通思想的影響，那一代地理學家在研究中都很注意追溯其中的時間過程。學界對浙江大學史地系的實況及其影響已有一些研究，參見闕維民主編：《史地新論——浙江大學（國際）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陳寶云：《學術與國家——〈史地學報〉及其學人群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范今朝：《「史地學派」在中國近現代歷史地理學發展中的地位與影響》，載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年第1輯，第5-22頁。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處於西學東漸之風最為強勁的民國時期，竺可楨、侯仁之皆為赴英美留學的佼佼者，黃秉維、譚其驤在廣州、北平接受高等教育，所受西方近代科學和學術影響也是至為明顯，而他們相互之間的學識交流，更是容易產生超越一般人的見識，這即為中國地理學會較早成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的思想背景。
2011年，我們在《中國科學院教育發展史》附錄中看到一份檔案材料，即「中國科學院1956年度研究生招生專業和導師一覽表（排序A4）」，摘取生物學地學部下屬的地理研究所材料簡化為表2：
當時的譚其驤、侯仁之分別為復旦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有此研究生專業設置和導師安排，自1956年起，他們就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招收歷史地理專業研究生了，這就是中科院培養人才、推進學科發展十分具體而重要的舉措。
20世紀50～70年代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研究乃是一篇大文章，本文就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興起略為著筆，意在揭示屬於那個時代的學科興起背景和個中發展契機。由於屬於「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研究與現實生產建設需要之間存在著客觀的時間距離，這類研究一般情況下難以直接接受到國家建設任務，尤其是在學科起步階段。歸納這30年間的歷史自然地理學研究實踐工作，可以得到如下認識，也即本文的結論。
1．按照中國科學院的規劃部署，與國民經濟建設各個部門具有密切關係的地理學得到了重視，而地理學各個分支學科的發展為增強其綜合能力的重要方式，在此情況下，歷史地理學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當時的組織機構是中國科學院及其所屬單位——地理研究所，負責人是竺可楨副院長、黃秉維所長，組織方式是「任務帶學科」。
2.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循著自然地理（自然綜合體）的研究發展起來，積極配合20世紀50～70年代的國家建設，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得到優先發展的機會。到70年代中葉，屬於自然地理各個部門的研究內容，如歷史氣候學、歷史地貌學、歷史水文學、歷史動植物地理等各個領域展開了研究，最終構成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分冊所顯示的學科結構及其內容，包括研究方法。
3．通過對歷史地理學前輩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研究契機和時代背景的考察分析，判斷這一領域的研究是通過對現實生產所遇問題的歷史由來及其癥結的揭示來展示學科價值，當時已被納入服務國家建設需要的軌道。這一做法產生的一個結果即為：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和內容由此得以豐富，歷史地理學科因此得到彰顯。
附記：本文初稿得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心丁超副教授閱後提示的多條修改意見，並得到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吳朋飛副研究員提供的有關資料，於本文最終寫定多有助益，作者在此謹致謝忱。
作者簡介
侯甬堅，男，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西北地區發展的歷史經驗研究」（項目號:17JJD77001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信息來源
《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TAG:歷史地理研究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