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傅斯年只有十七八歲，但治學功底強過了北大的某些教授
原標題：當年的傅斯年只有十七八歲，但治學功底強過了北大的某些教授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當時北大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重數學及自然科學，乙部重文史，傅在乙部學習，由於國學底子好，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傅斯年入北京大學國學門。
初入北大時，傅斯年雖然只有十七八歲，但他的治學功底甚至強過了北大當時的某些教授。
北大同學聶湘濱回憶說：「據我了解他（傅斯年）很少上課，成天泡在圖書館裡，博覽群書。當時有些教授就怕給他上課，往往在課堂上，他提出的問題，老師答不上來。使教師更難為情的是，他會當面指責教師講錯了，並有根據地說：這個問題某某書上是怎麼講的，某某先生是怎麼說的，我認為該怎麼理解，經常把老師弄得張口結舌，下不了台」。
傅的好友羅家倫回憶說：「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蔡元培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現的，為防教授們互相攻訐，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元培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同學們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而換成了黃侃。
傅斯年的天縱之才為同學極力推崇，甚至有人稱讚這位山東才俊是「孔子以後第一人」、「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平日，某若問另一同學是中文系哪班，若對方回答是傅斯年那班的，彼此肯定會心一笑。因為有傅斯年「壓」著，別人休想翻身。後來，傅斯年到歐洲留學，被傅斯年譽為「中國最有希望的兩個讀書種子」的俞大維竟也趕忙棄學文史而改擇理科，他說：「搞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就永無出頭之日了！」
當時，黃侃等人皆將傅斯年視為衣缽傳人，傅斯年也以其師為楷模，就連穿著打扮也刻意模仿黃侃：一襲長衫，一把大葵扇，一卷古書。但因為一個人的出現，傅斯年的人生再次發生了改變，這個人就是胡適。
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次年，胡適從海外歸來後，被聘為北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但其講授的內容和方法與眾不同，當時就讀於北大哲學系的顧頡剛後來說：「覺得他（胡適）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不過胡的授課方式卻在學生中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人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顧於是想起在學生中頗有威望的好友傅斯年，想讓傅去聽一聽胡適的課，傅斯年開始以自己不是哲學系的推脫，顧說：「你雖不是哲學系學生，又何妨去聽一聽呢？」傅斯年最終接受了顧的建議，專門去聽了幾堂胡適的課，並且做足功課，在課堂上以請教為名向胡適發問，胡適一一作答，傅則步步緊逼，一問一答之間，胡適的汗就下來了。胡適後來坦白地說，他當時就發現了，這批學生儘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
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聽過胡適的課之後，傅斯年對胡適的治學方法很是認同，從此之後，便疏遠了黃侃等章氏門生，不時趨訪胡適，請教學問，縱論時局。在胡適的家裡，傅斯年結識了同在北大讀書但並不在一個系裡的羅家倫。對此羅家倫回憶說：
「我和孟真是1917年在北京大學認識的……我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在胡適先生家裡。那時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髮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後，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穫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弔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適之先生於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詞。）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隨著與胡適交往日深，傅斯年盡棄舊學，轉而投向新文學陣營。1918年，傅斯年與同學羅家倫、顧頡剛等人組織新潮社，通過陳獨秀向蔡元培提出申請，蔡同意從北大每年4萬元的經費中撥出2000元作為辦刊經費，於是新潮社由胡適做顧問，創辦《新潮》月刊，與《新青年》同聲相呼。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新潮》的主幹是傅斯年，羅家倫只是副手，才力也較差，傅在研究所也單認了一種黃侃的文章組的『文』，可以想見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新青年》，卻不自信有這樣的法力，在那時候曾經問過我，『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么？』我雖然教過他們這一班，但實在不知底細，只好成人之美說些好話，說他們既然有意學好，想是可靠的吧。」
傅斯年在《新潮》上發表了40多篇文章，內容涉及文學語言、社會政治、道德倫理、哲學歷史等領域，隨著新文學運動影響日大，最初銷量不佳的《新青年》、《新潮》發行量大增，傅斯年也隨之蜚聲文壇，成為北京大學著名的學生領袖。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說：「《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
摘自落塵《民國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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