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直被教導要違背我們自己的身體，而把所有信心都賦予大腦
我們越來越多地試圖藉助於外部的器具來適應生活，
並且越來越多地通過有意識的思考
而不是運用無意識的「竅門」來嘗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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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被教導著要忽視、
看輕和違背我們自己的身體，
而把所有信心都賦予了我們的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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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渴望著身體所不想要的事物，
身體則欲求著大腦所不允許的東西；
身體不服從大腦給出的指令，
而大腦也無法理解身體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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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充滿不安全感的世界裡，
歡樂是沒辦法被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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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如此為歡樂而感到焦慮，
以至於我們永遠無法擁有足夠多的歡樂。
阿倫-瓦茲
阿倫? 瓦茲(1915—1973)，美國神學博士，禪宗信徒，對印度與中國的哲學宗教有精深的了解。他的思想受到鈴木大拙的影響，同時又不局限於東西方宗教和哲學的某一領域，這也讓瓦茲贏得了「20 世紀最具原創性、最『離經叛道』哲學家之一」的頭銜。瓦茲生前出版有二十多部有關宗教哲學和心理學的著作，在美國幾乎每一部都是暢銷書，並被以多種語言在全球翻譯出版，其中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禪道》。作為一個狂熱的演講者，瓦茲在20 世紀60 年代定期出現在廣播節目中，並主持了熱門的系列電視節目《東方智慧與現代生活》。他在美國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吉杜? 克里希那穆提。在1959 年出版的《垮掉禪、方形禪與禪》中，瓦茲為美國「垮掉一代」的禪修實踐命了名。他與美國著名生態詩人加里? 斯奈德之間也有深厚的友誼，為美國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提供了哲學上的助力。
身體的智慧
試圖取悅大腦就像是想要通過耳朵來飲水一樣。於是，他們就更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快樂，對生活中最強烈和最微妙，而事實上也極其普通和簡單的那些歡樂，變得遲鈍、麻木。
什麼是經驗？什麼是人生？什麼是運動？什麼是現實？對於所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給出聖奧古斯丁對「什麼是時間」這一問題的答案：「我明白，然而當有人問我的時候，我便茫然了。」經驗、人生、運動和現實，是用來象徵感覺、思維、情緒和慾望的總和的一些聲音。如果你問：「感覺是什麼？」我只能回答說：「別犯傻了，你知道得很清楚感覺是什麼。不在圈子裡打轉的話，我們就沒法無限地把事物解釋下去。解釋意味著要把事物固定化，可是當你真的著手去做，真實的生活卻不是固定的。」
在上一章的結尾我提出，這個不能夠被解釋或被固定的終極事物可以用上帝一詞來代表。假如這是對的，那麼我們向來就了解上帝；可是當我們開始思考他的存在時，我們就不清楚了。因為當我們開始思考經驗的時候，我們是在試著將它固定在刻板的形式和觀念當中。這是那個試圖將水包裝在包裹中或想要把風關進箱子里的老問題。
但是宗教總是這樣教導人們：「上帝」是你可以期待從他那兒得到智慧和指引的人。我們已經習慣了這個觀念：智慧——也就是知識、建議和信息——能用包含特定指向的言語陳述來表達。如果這是真的，我們便很難認識到，智慧是如何能夠從不可能被解釋的事物中獲得的。
然而事實上，能夠以特定的指向被表達出來的那種智慧，總共只佔非常小的比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應用的大多數智慧從來都不是以言語信息的方式出現在我們身邊的。我們並非通過言語的陳述來學會呼吸、吞咽、看、血液循環、消化食物或抵抗疾病，這些活動是由最複雜和最不可思議的過程完成的，無論怎樣的書本學習和技術技能都不可能複製這些過程。這是真正的智慧——不過，它跟我們的大腦沒有什麼關係。這是那種我們在解決人生的真實、實際的問題時所需要的智慧。這一智慧已經為我們創造了奇蹟，而且它沒有理由不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奇蹟。
不需要藉助任何技術儀器或預測計算，信鴿可以從遙遠的他鄉回到家鄉，候鳥可以年復一年地重訪同樣的地點，植物能夠「設計」出巧妙的「裝置」從而在風中散布它們的種子。它們當然不是「刻意」地在做這些事情，也就是說，它們沒有計劃和思考過這些事情。若是它們能說話，也必定無法描述它們是怎麼做到的，就好像一個普通人沒法解釋他自己的心臟是如何跳動的一樣。
實現這些本領的「工具」實際上是身體器官和身體的運轉，它是一種神秘的運動模式，我們並不完全理解它，也不能夠真的去解釋它。但一般說來，人已經停止發展身體的「工具」了。我們越來越多地試圖藉助於外部的器具來適應生活，並且越來越多地通過有意識的思考而不是運用無意識的「竅門」來嘗試解決問題。這種方式對我們的有利程度，其實比我們所樂意假定的要少得多。
比如說，「未開化」的女性可以在田間勞作期間自己產下孩子，而且在做了一些必要的事情以確保嬰兒安全、溫暖和舒適以後，她們就重新開始如常地勞動。另一方面，文明社會裡的婦女得被送進一家結構複雜的醫院，在那兒，被醫生、護士和數不清的儀器裝置包圍著，然後還必須得在漫長的身體扭曲和極度的疼痛中用儘力氣，才能使可憐的小傢伙們來到世界上。產房裡無菌的環境令很多母親和嬰兒免於死亡，這是個事實，可是人類為什麼不能既擁有無菌的環境又擁有自然、容易的生產方式呢？
這個問題以及許多類似問題的答案都是：我們一直被教導著要忽視、看輕和違背我們自己的身體，而把所有信心都賦予了我們的大腦。確實，文明人特有的毛病或許可以描述為他的大腦——具體地說，大腦皮層——和身體其餘部分之間的阻塞或分裂。這對應於「我」和「我」的分裂、人與自然的分裂，也對應著迷惑不解的銜尾蛇的困惑——它不知道它的尾巴屬於自己。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幾年，至少有兩位科學家喚起了人們對這一分裂現象的注意，他們是蘭斯洛特·勞·懷特和特里根特·玻羅懷特把這一痼疾稱為「歐洲的解體」，並非由於它是歐洲-美國文明所特有的，而是因為它是這個文明特殊的特徵。
懷特和玻羅都對這一分裂給出了臨床的描述和診斷，這裡就不再贅述細節了。他們都用簡單的「醫學」語言說，我們允許大腦的思維以跟「本能智慧」不成比例的方式發展和控制我們的生活，導致後者急劇退化。因此，我們在自己的內部處於交戰狀態：大腦渴望著身體所不想要的事物，身體則欲求著大腦所不允許的東西；身體不服從大腦給出的指令，而大腦也無法理解身體的衝動。
不管怎樣，文明人都會同意聖弗朗西斯的看法，把身體看作自己的「傻兄弟」。連神學家都已經承認，邪惡和愚笨的源頭並不在於作為整體的身體有機組織，而是在於那個有明確界限的、與身體分離的、被他們稱為「意志」的大腦。
當我們把人的慾望和動物的欲求放在一起比較，我們會發現很多不同尋常的差異。動物用自己的胃來進食，人則傾向於用腦。當動物把胃填滿了以後，它就不再吃了，可是人從來都不確定什麼時候應停止進食。當他儘可能多地吃了他的胃可以容納的食量以後，他可能仍然覺得餓，仍然有想要獲得更多滿足感的衝動。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焦慮。他感到，持續的食物供給不一定有保障，所以在能夠儘可能多吃的時候便儘可能多地吃。這也是由於他懂得，在一個充滿不安全感的世界裡，歡樂是沒辦法被保障的。因此，進食的直接快感必須得最大程度地被開發，儘管這樣做會對消化功能造成傷害。
人的慾望往往是不知饜足的。我們是如此為歡樂而感到焦慮，以至於我們永遠無法擁有足夠多的歡樂。我們刺激我們的感官，直到它們變得遲鈍，如果快樂想要持續，我們的感官就必然需要越來越強力的刺激物。為了自我防禦，身體在這種重負之下會生起病來，可大腦卻想要不斷地繼續下去。大腦在追逐快樂，而且由於大腦對未來的關注比對當下要多得多，它把快樂感知為對無限長的未來之中歡樂的保證。然而，大腦同時也知道它沒有一個無限長的將來，因此，為了獲得快樂，它必然試圖將所有天堂似的、永恆般的歡悅塞進一段若干年的時間裡。
這就是為什麼現代文明幾乎在每一方面都是一個惡性循環。它無可滿足般地飢餓，因為它的生活方式迫使它承受了永久的挫敗。如我們所見，這種挫敗感的根源是，我們為了未來而生活，而未來是一個抽象概念，是從經驗中得出的理性推斷，它只相對於大腦而存在。「初級意識」（primary con-sciousness），那個了解現實卻並不了解關於現實的觀念的基本意識，並不知道未來的存在。它完全生活在當下，而且除了發生於當前時刻的事物以外，它不感知任何其他的東西。人類聰明的大腦則審視被稱為記憶的那一部分當下經驗，通過學習它，能夠做出預測。這些預測相對地非常準確和可靠（例如，「每個人都會死」），使得未來獲得了高度的現實感，現實得甚至讓當下時刻失去了它的價值。
但是未來依然不在此處，並且未來無法成為被經驗到的現實的一部分，直到它變成當下。我們所知道的關於未來的一切，都是由純粹抽象和邏輯性的元素所構成的——推論、猜測、演繹，它們不能被吃下去、被感覺、被聞到、被看見、被聽到，也不能被享用。追逐它就是去追逐一個不斷在遠離的幽靈，你越快地追趕它，它便在你前面跑得越快。這就是為什麼現代文明的所有事件都進行得那麼匆促，為什麼幾乎沒有人享受他所已經擁有的，為什麼人們永遠在力圖獲得更多的東西。這樣，快樂將不包括可靠的和實質性的現實，而是由抽象且膚淺的事物如承諾、希望和擔保所構成。
因此，這種被設計用來製造幸福感的，過分倚賴於大腦的機制，是一個奇妙的惡性循環，它必須要麼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歡樂，要麼就垮台——它用一連串不停歇的、人們幾乎無法從其中逃脫的音響和視覺娛樂，不斷地引逗耳朵、眼睛和神經末梢。這一機制的瞄準範圍里有一個最為合適的「對象」：不停地用收音機在耳旁「搔癢」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使用攜帶型收音機的人。他們的眼睛不眠不休地掃過電視熒屏、報紙、雜誌，在那些媒介上，通過一系列富於挑逗性的對閃閃發亮的汽車、耀眼的女性身體以及其他取悅感官的畫面的快速展現，使他們處於一種「高潮未得到釋放」的狀態，這其中還點綴著一些幫助恢復敏感性的事物（——休克療法），比如那些展示犯罪分子、血肉模糊的身體、損毀的飛機、職業拳擊賽和燃燒中的建築物的「人性所向」的鏡頭。相似地，伴隨這些畫面的宣傳材料或廣告語也被製作為這種風格：毫無饜足地挑逗，用新的慾望取代每一次的局部滿足。
這一連串的刺激物被設計出來，是要使我們對同樣的事物產生越來越多的渴望，它們越變越激烈、快速，驅使我們僅僅為獲得酬勞而做索然無趣的工作——為了購買更高級的收音機、更時髦的汽車、更精美的雜誌，以及更好的電視機。所有這些商品都以某種方式串通起來讓我們相信，假如我們再多買一樣東西的話，就會在下一個拐角處碰見幸福。
儘管它們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喧鬧和神經上的緊張，我們卻深信睡眠是浪費寶貴的時間，持續追逐這些幻想畫面直至深夜。動物把它們的大部分時間用來愉悅地打盹兒或無所事事，但是，由於生命短暫，人類儘可能地把最大量的意識、清醒狀態以及慢性失眠症塞進這些歲月里，為的是確保自己不錯過這令人驚艷的歡愉的任何一個碎片。
這不是說順從於這種事情的人是不道德的；也不是說提供這些事物的人是邪惡的掠奪者——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跟被掠奪者擁有同樣的想法，只不過是在同一個惡性循環里駕著一匹更昂貴的馬。真正的問題是他們都會徹底地受到挫敗，因為試圖取悅大腦就像是想要通過耳朵來飲水一樣。於是，他們就更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快樂，對生活中最強烈和最微妙，而事實上也極其普通和簡單的那些歡樂，變得遲鈍、麻木。
這種倚賴於大腦的慾望的模糊性、不確定性以及無法饜足的特點，使它變得尤其難以切合實際——難以變得有形和真實。一般來說，文明人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他為了成功、名聲、幸福的婚姻、樂趣、幫助他人，或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而工作。但這些其實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為它們並不是現實的「東西」。它們都是副產品，是真實事物的風味和氣氛——離了實質性的事物便沒法存在的影子。錢完美地象徵了所有這些慾望，它只不過是真實財富的一個符號；一個人把錢作為追求目標，是將度量辦法混同於現實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所以，如果我們把物質主義者定義為喜愛有形物質的人，那麼，說現代文明是物質化的就絕對不正確。倚賴大腦的現代人熱愛的是度量辦法而非物質，是表面而非實質。他們喝酒的時候注意酒精的濃度（「精神」），卻不在意液體的醇度（「身體」）和滋味。他們建造房子，是為了搭起賞心悅目的「門面」，而不是為了提供居住的空間。因此他們往往建起這樣的房屋結構：從外面看起來是宏大、氣派的豪宅，但內里實則是窄小逼仄的「鴿窩」。這些「鴿窩」裡面的獨立住房單元與其說是為了居住而設計，不如說是為了創造一種悅目的效果。在其中，主要的空間奉獻給了一間從比例上來說更適合於一座大房子的「起居室」，然而一些必須的基本生活空間（不是僅僅為了「娛樂」而存在），比如廚房，卻被縮減為人幾乎難以在其中移動——更別說做飯了——的走入式「壁櫥」。後果是，這些可憐的小廚房只能供給出無實質性的飲食——雞尾酒和「開胃菜」，而不能提供實實在在的一頓飯。因為我們都想當「女士們、先生們」並想顯得我們有用人，所以我們不願讓種植和烹飪真正的食物這種事弄髒我們的手。相反地，我們購買用來裝點「門面」和外表的產品，而不是有「內容」的那些東西。前者的例子有：個頭大卻無味的水果、比輕飄飄的泡沫好不到哪兒去的麵包、用化學藥品假造的酒，還有充滿試管混合物貧乏之味的蔬菜——這些試管混合物使蔬菜有了可觀的纖維。
有人可能會認為，文明人的獸性和動物性最直接的例證是他對性愛的熱情，然而事實上在這方面，幾乎不存在任何的獸性和動物性。動物在有性慾衝動的時候會發生性交行為，通常是按照某種節律性的模式。而除此以外，性對它們並無吸引力。可是在所有的愉悅快感之中，性是文明人以最大的焦慮感所追逐的一個。這種欲求是倚賴於大腦的而不是關於身體的，男性在把性付諸行動時常見的陽痿現象證明了這一點，他的大腦追求的是他的基因在那一時刻並不希求的東西。這令他感到絕望般的困惑，因為他就是不能理解，在性愛的巨大歡愉唾手可得時，為什麼不要它。他連續幾小時甚至幾天都在對性愛的渴求中度過，但當性行為付諸現實的時候他的身體卻並不合作。
正像在飲食方面他「眼大肚子小」，在戀愛關係中他也在很大程度上用視覺和理智層面的標準來評判女人，而不是用性愛的和發自內心的標準。他因為表面的光彩、皮膚的表層而被他的伴侶所吸引，而不是因為一個真實的身體。他想要的是一個有著男孩般的骨骼結構並在外部撐起女性化的平滑起伏曲線的東西——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以充氣膨脹了的橡膠製成的一個夢。然而性的功能本身仍然相當多地停留在「本能智慧」的領域裡，因此，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增加它已經很強烈的快感，沒有什麼事可以讓它變得更快、更有趣、更經常。開發性愛的唯一方式，是通過大腦的幻想，通過用風情、媚態和對將要到來的不明歡愉的暗示來將性包圍在其中；就彷彿一次充溢著更多狂喜的性愛總是能夠通過表面上的改變而實現。
城裡人完全為鐘錶所奴役，是大腦違逆身體、度量器具違逆有形物質的一個尤為重要的例子。時鐘是便於使用的設備，用於安排和朋友見面或使人們能夠一起做事，儘管這些事情在時鐘被發明出來之前很久就已在進行。時鐘不應當被砸爛，只是它們應處於自己應在的位置。當我們想要將我們的進食、睡眠、排泄、工作以及放鬆的生物節律都適應於時鐘的統一循環運轉的時候，它們就變得不得其所了。這些「機械操練師」對我們的奴役程度已這麼深，我們的整個文化都已經與其密不可分，以至於連變革都變得希望渺茫，如果沒有它們，我們的文明就會徹底崩塌。一種較少為大腦所支配的文化，會學著與身體的節律相同步，而不是同步於它的時鐘們。
大腦預見未來的能力，跟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密切相關。我們聽說過許多這樣的人，他們贊同史蒂文森引文是他為自己撰寫的墓志銘的看法：
群星璀璨映蒼天，
造一墓室供我眠；
生而快樂死亦歡，
尚懷一念赴九泉。
這是由於，當身體因耗儘力氣而精疲力竭，大腦也疲累不堪時，整個生物有機體都會樂於接受死亡。但當你年輕、強壯的時候，你很難理解死亡怎麼會受人歡迎，所以你斷定它是令人畏懼的可怕的事情。對大腦來說，它以非物質的方式看向未來，把永遠不斷地持續下去設想為一件有益的事，而沒有意識到，組成它自身的物質最終會感到這個過程不堪忍受地令人疲累。因為沒有把這一點納入考慮，大腦也就無法看到，它自己本身是物質的，易於發生變化，因此它的慾望也會發生改變，並且有一個時刻終會來臨，在那時，死亡會變成有益的事。在陽光燦爛的早晨，經過一個晚上的充分休息之後，你不想再次睡去。但經過一整天的辛苦工作後，陷入無意識狀態的那種感覺——入睡的感覺——會顯得格外令人愉快。
不幸的是，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沒法平靜地死去。人們常常死於事故和痛苦的疾病，當一個「心」仍然年輕、敏銳的人與一個垂死的身體徒勞地進行掙扎，這實在是一場悲劇。但是我很確信，身體死去是因為它想死，它發現，抵抗疾病或修復受傷之處超出了它的能力，因而它在與疾病的搏鬥中精疲力竭，轉而求助於死亡。如果人的意識對整個有機體的感受和本能衝動更加敏感一些，它就會贊同身體的想要死去的這一慾望，並且有時候，意識的確就是想要死去。當處於重病的時候，我們想儘快地死掉，這時我們就接近了這種狀態——儘管有時我們也會活過來，要麼由於醫療手段使身體恢復了活力，要麼是因為機體的潛意識中仍有促使身體復原的驅動力。
這是事實，我們慣於把人看作心與身體的一個二元結構，並且認為前者「理智」而後者只是「愚笨」的動物。我們的文化對大自然的智慧是一種冒犯，也是對作為整體的人的機體的一種破壞性壓榨。我們不斷地受到挫敗，因為大腦的言語和抽象思維給了我們錯誤的印象，認為我們能夠擺脫所有有限性的限制。它忘記了任何的無限性都不是現實，而是一個抽象的觀念，它促使我們將這個幻想作為生活中的真實目標來渴求實現。
這種思維方式的具體表現是那個幾乎完全理性且無機的物體——機器，它給我們一種能夠接近無限性的感覺。因為機器能以遠超過身體的能力服從於壓力與重荷，並能服從於人體永遠沒辦法承受的單調節律。儘管它作為工具和僕從是有用的，我們卻膜拜它的理性、它的效率以及它取消時間和空間限制的能力，於是，我們允許它來調控我們的生活。因此一座現代都市裡的工作著的居民，就是那些在一個機器里被它的輪子所挾帶著向東向西的人。住在一個充滿著「理性化的抽象」的世界中——這個世界跟偉大的生物節律及生物過程毫無關係且毫不和諧——人們把他們的時間主要花在那些可歸結為計數和測量的活動上。
事實上，機器做這類智力活動的效率可以比人的效率高得多，甚至已經到了這程度：在不遠的未來，對於邏輯運算而言，人腦可能會成為一種老舊過時的機制。人腦的計算功能已經在大範圍內被擁有更快速度和更高效率的機械計算機或電子計算機所取代。假如人最主要的財富和價值是他的大腦和他的計算能力，那麼，在一個機器能更高效地完成機械化的推理操作的時代里，他就會成為一項沒有銷路的商品。
人類已經在使用數不清的小玩意兒來取代動物以身體器官所從事的工作，因此，把大腦的推理功能具體化確切無疑是符合這一趨勢的，人勢必將管理生活的權力交給這些電磁「怪物」。換句話說，理性本身的興趣和目標並非是使人成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如果我們要繼續為著未來而生活，並把預測和計算作為大腦的主要工作，人最終一定會變成寄生在一堆發條裝置上的附屬物。
事實上，從某個視角來看，把生活「理性化」是不理智的。大腦聰明得足以看到它為自己所造的惡性循環，但它對此什麼都做不了。認識到煩惱是不合理的，並不能夠阻止煩惱的發生，相反，你會更加為自己的不理性而苦惱。打一場在其中每一方都會輸的現代戰爭是不合理的。哪一方其實都不想打仗，然而我們生活在一個怪圈中，因此我們率先開始戰爭是為了防止對方首先開戰。我們武裝自己，知道假如我們不這樣做，對方就會先動手；這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我們不武裝自己，對方就會先武裝起來，不動手就能以此取得它們的有利地位。
從這個理性的觀點上看，我們發現自己處於聖保羅的兩難困境中：「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但這一困境的原因不像聖保羅所認為的那樣是由於意願或「精神」是理性的而肉體則乖張作對。原因在於「分裂之家不能持久」。整個的有機體都「乖張、執拗」，因為大腦和身體是分裂的，而頭顱不知道它和「尾巴」是一體的。
幾乎沒有足夠的理由能使我們寄希望於在近期的未來，使社會理性出現任何程度的恢復。看上去，在有大量的人從他們對自己所使的花招中覺醒以前，這個惡性循環必將變得更令人難以忍受，並將更明顯而更急切地循環起來。但是，對於那些能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個循環以及產生循環的原因的人來說，除了停止它以外不會有其他的做法可以選擇。因為一旦你見到了整個的怪圈，「頭尾分離」的幻象也就消失了。
到那時，當經驗停止了「搖擺」和「翻滾」，它會再次變得對身體的智慧、對它自身深藏不露的實質有敏銳的感受。
我討論身體的智慧，談及認識到我們自己是物質的的重要性，不應被視為我們已知觀念里的「唯物主義」哲學。我並不是在宣稱最根本的現實就是有形的物質。物質是一個詞語、一種印象，它指的是一個過程所佔用的形式和模式。我們不知道這個過程是什麼，因為它不是一個「什麼」——這就是說，它不是能夠被某個特定概念或標準所解釋的東西。假如我們想用舊的語言，仍然使用諸如「精神」和「物質」這樣的術語，那麼精神必然意味著「無法解釋的事物」——由於它是活著的，它一定永遠逃避任何有固定形式的體系。物質是被命名了的精神。
儘管有以上種種，大腦依然應當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詞語！因為大腦——包括它用來推理和計算的中心部位——是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和產物，它跟心臟和胃一樣自然地存在於人體上，而且，正確使用的話，它也絕不會是人的敵人。但若要正確地使用它，就得把它放在它應在的位置上，因為大腦是為了人而存在的，不是相反。換句話說，大腦的功能是要服務於當下和現實，而並非驅使人瘋狂地追逐那個幽靈般的未來。
此外，在我們習慣性的精神緊張的狀態中，大腦並沒在恰當地工作，這就是它抽象化出來的事物之所以看似這麼真實的原因之一。心臟的功能紊亂時，我們會清楚地意識到它的搏動，那時心臟在胸膛里的跳動就變成分散我們注意力的一件事。我們對思考和計劃的一心執著，以及我們精神上感受到的疲憊感，都似乎非常有可能是大腦失調的信號。大腦應當——而且目前在某些情況下它確實做到了——像其他身體器官工作時那樣輕而易舉地完成計算跟推理。大腦畢竟不是一塊肌肉，因此它不是為了費力的事情和沉重的負荷而存在的。
然而當人們試圖思考或集中精神的時候，他們表現得好像在儘力將他們的大腦差來遣去。他們扭曲著面部、皺起眉頭，他們著手精神難題時的狀態，就彷彿它們是別人朝自己擲過來的磚頭一樣。可是你消化食物的時候並不需要咀嚼和承受負荷，去看、聽和接收其他神經信號時所要做的努力就更少了。有些人是正確地應用了人最神奇的「裝備」的例子：只掃一眼就能加總出一長串數字的「閃電般的計算者」、能在幾秒鐘之內就弄懂一整頁讀物內容的智力天才，以及從嬰兒期開始便似乎能掌握和聲與對位的音樂奇才，比如莫扎特。
我們當中不是天才的那些人對於同樣的能力也知道一點。例如這個字謎：POCATELDIMC。你有可能會在這些字母上花費好幾個小時，為了找出那個被打亂字母順序的詞而試用一種又一種排列組合的方法。你不妨試試在一种放松的心境里去注視這個字謎，在很短的時間內你的大腦就會毫不費力地將答案告訴你。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信任承受壓力的恍惚頭腦中「閃現」的答案，可是對邏輯問題給出迅速、毫不費力且幾乎不受意識控制的解決辦法，正是大腦應當做的事。
假如運轉方式得當，大腦就是「本能智慧」的最高形式。因此它應該像鴿子的返巢本能、像胎兒在子宮中成形那樣運作，既不能將過程形諸言語，也無法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有自我意識的大腦，跟有自我意識的心一樣，是紊亂的，它在「我」與我的經驗相分離的尖銳感受中顯示和表明自己。只有當意識在做著它本應做的事——不「翻騰」或「旋轉」著想要從當下的經驗中出離，而是不費力氣地覺察著當下——大腦才能夠承擔它正確的職責。
【延伸閱讀】：
《心之道：致焦慮的年代》
作者：阿倫·瓦茲
譯者：李沁雲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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