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九龍寶劍與戴笠之死

戴笠葬禮

來源 |《文史春秋》2009年第7期

作者 | 熊國英

原題《「九龍寶劍」與戴笠之死》

01

馬漢三對「九龍寶劍」居心叵測

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蔣介石任命孫殿英為冀察游擊隊總司令。

但由於他出身於雜牌軍，又因盜陵臭名遠揚，因而始終難得蔣介石的青睞。

於是，他想到了蔣介石身邊的紅人、軍統特務總頭目戴笠，通過關係與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後經戴引薦，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和任用。

1939年春，為表示對戴笠的謝意，孫殿英不惜重寶，將從乾隆陵墓中盜得的「九龍寶劍」交給戴笠，由戴轉獻給蔣介石。

但是由於當時戰亂，戴笠就托馬漢三替他暫時保管。

馬漢三深知這把「九龍寶劍」價值連城，所以他想利用戰亂的形勢，尋覓機會佔為己有。

馬漢三早年加入馮玉祥的西北軍。馮玉祥、閻錫山聯軍與蔣介石抗衡，引發「中原大戰」，被蔣擊敗，馬漢三就此投靠了蔣介石，加入軍統組織。

馬漢三長期在北方從事情報工作，成績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來越高，擔任過軍統蘭州工作站站長、寧夏緝私處處長。

抗戰勝利以後，他又被戴笠委以重任，歷任軍統局華北實驗區區長、軍統局北平辦事處處長、國民黨北平行轅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1939年間，戴笠從中原各地視察回到重慶，雖未見馬漢三將此劍送到，但他根本不會想到馬漢三有膽量會起異心，一方面認為關山阻隔，路途艱險，故而遷延時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許並不想馬上將此劍獻給蔣介石，故也沒有及時查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間，「九龍寶劍」又再次易主。

1940年初，馬漢三以商人身份在張家口活動時，誤與日本特務機關開設的「大隆洋行」接觸，並因揮金如土、生活糜爛，引起「大隆洋行」的後台老板、日軍大特務田中隆吉的注意。

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資格的日軍特務，屬於日軍少壯派，自20年代以來，先後在上海、東北、華北、內蒙等地，策划過無數陰謀事件，被稱為是一個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瘋子般性格的陰謀家。

經田中派特務一查，馬漢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馬上指示張家口特務機關長田中新一將馬漢三逮捕審訊。

但凡貪財之人，無不怕死，馬漢三被捕後，聽說自己落在嗜殺成性的大特務田中隆吉手中，知情況不妙，當即供出全部情況，並獻出「九龍寶劍」，以求活命。

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劍，欣喜異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將其釋放，令其暗中為日軍特務機關服務。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東京大本營派任日軍山西派遣軍少將參謀長。

12月，田中隆吉因指揮山西作戰失利，奉調回國。

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時飛揚跋扈，在日本軍界中口碑很壞，可能結果不妙，因而在回國前路經北平時找到川島芳子，將「九龍寶劍」交給川島芳子妥為保管，以防回國後受到憲兵的整肅而被迫繳。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川島芳子在北平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並作為日本間諜被提起了公訴。

1946年3月，戴笠特意來到北平第一監獄，提審大名鼎鼎的東洋魔女川島芳子。

戴笠本想通過川島芳子原來在北方的情報關係，加強北平的特務組織。

卻沒想到，在獄中的川島芳子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說出了一個令戴笠震驚的秘密：原來，軍統北平站站長馬漢三在抗戰的時候曾經被捕叛變，前不久，馬漢三還從川島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變時為保命獻出的「九龍寶劍」。

戴笠從川島芳子口中獲得這個意外消息以後，馬上進一步對馬漢三進行了秘密調查，他發現這位一直頗受自己重用的下屬，對自己並不忠心，竟然還有貪污的劣跡，便對馬漢三已經心存不滿。

再說馬漢三複得此劍，又看到孫殿英在戰後重新投靠國民黨，成了「曲線救國」的「英雄」，知道「獻劍變節」這場戲已經唱到盡頭，自己在軍統的日子指日可數，只要戴笠與孫殿英再次見面，自己私截寶劍的罪行就會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幾個腦袋都是保不住的。

與此同時，馬漢三開始秘密籌劃對策。

一是在軍統高級特務中尋找靠山和援手，特別是同軍統的其他頭目鄭介民、唐縱、毛人風等人拉好關係。

馬漢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寧夏緝私處長時，就狠撈了一把。

他一方面準備後路，一方面給鄭、唐、毛等大特務送禮，以防在不測時能有所照拂。

馬漢三到北平後，一如既往，對鄭、唐、毛經常孝敬，且不圖報答。

當鄭介民到軍調處執行部工作後，馬漢三更是通過送禮行賄與鄭介民緊緊勾結在一起，成為鄭的親信心腹。

在此基礎上，馬漢三利用他長期在華北地區工作的條件，大肆搜羅黨羽，組織小團體，這個秘密組織人數最多時達到50多人，其中包括軍統北平站長喬家才等大特務也在其中。

馬漢三秘密策劃，如果形勢危急時，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鋌而走險，拚死一搏。

馬漢三營造的第二個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

馬漢三知道桂系是國民黨內獨樹一幟的實力派，如果得到李宗仁的保護，不要說戴笠無可奈何，就是蔣介石也一時難以下手。

於是，馬漢三處處對李宗仁巴結逢迎，忠心耿耿，並把軍統內部有利於或不利於桂系的情報及時向李密報，博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薦他擔任北平市民政廳長，成為李的心腹。

馬漢三的最後一著，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預備著逃亡國外，遠走高飛。

馬漢三營造「三洞」，但進哪一個「洞」都是少不了金銀財物的。

於是，馬漢三到北平後，利用接收日偽財產和肅奸的權力，幾乎是發了瘋似地貪污索賄，其所聚斂的財物簡直難以計數。

在軍統清查工作開始前，由馬漢三等人大撈剩下後上報的日偽財產尚有一倉庫，但是等到軍統清查大員廖華平、沈醉等人到達北平清查時，一倉庫的財物又只剩下半倉庫，可見馬漢三等貪污財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九龍寶劍」尚在馬漢三處，且馬漢三又是個暗中出賣「團體」、背叛國家的異類時，心中極其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憤。

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靜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魯莽行事。

一是馬漢三叛變的證據尚沒有到手，僅憑川島芳子的一面之詞是不足為憑的。

川島芳子本是一個特工老手，萬一中了她的圈套，豈不貽笑天下?況且川島芳子揭發馬漢三，是由於馬漢三竭力宣傳川島芳子是「特大號漢奸」，要殺川島芳子以滅口，安知川島芳子是否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當時既要急於赴青島與即將離任回國的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柯克踐約會晤，進一步洽談美國海軍援助中國的艦艇問題，又要趕往上海與胡蝶見面，並替胡蝶辦理與其夫潘有聲的離婚手續問題，準備正式與胡蝶結婚；胡蝶和川島芳子都是滿人，胡蝶也要求戴笠放川島芳子一馬。然後戴笠還要返渝向蔣彙報華北、華東等地肅奸案件的處理情況，參加「新八人小組會議」等等，並主持戰後第一次「四一」慶祝大會，這段時期實在難以分身在北平親自調查處理馬漢三投敵案。

三是戴笠認為當時的中心任務是如何與黃埔系的三人進行鬥爭，使「團體」不被端鍋的問題，如果在此時將馬漢三這一巨案抖摟出去，徒然給對手增加攻擊的口實，反使「團體」處於更加不利的境地。

四是孫殿英所獻的這一柄象徵皇權的「九龍寶劍」，實際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終沒有向外透露，更沒有向蔣介石報告。

現在如果把馬漢三扣押起來，並簽報蔣予以處決，蔣如果查詢「九龍寶劍」的來龍去脈，自己何以為對?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馬漢三不但黨羽遍布華北，而且與李宗仁關係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驚蛇，激起狗急跳牆，其後果不可設想。

如此一想，戴笠決定施以緩兵之計，徐圖對策，伺機收拾這個異類。

02

戴笠因「九龍寶劍」魂歸西天

戴笠與自己的親信、軍統局秘書龔仙舫密謀策劃得出結果，決定第一步由龔仙舫給馬漢三遞過話去，只是索要「從金璧輝家中搜出的古劍」，其他的話題一律不談。

一來是要取得確實證據，弄清此劍是否就是彼劍，一劍在手，即可測知馬漢三其人真面目。

二來戴笠實在是太想念這把寶劍，他怕夜長夢多，此劍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難謀面了。

所以，戴笠故意將留給軍統要員文強的信託馬漢三代轉，以示信任。

他估計馬漢三將會偷看信的內容，因而露出將重用馬的口風，以穩住馬漢三。

當龔仙舫向馬漢三提到寶劍一事，馬漢三即知事情已經敗露。

馬漢三是有膽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決定要與「老闆」作一次最後的較量，而決不做束手待斃的階下囚。

能上能下的馬漢三當即按久已蓄謀的步驟實施。

為了能穩住戴笠、龔仙舫，爭取時間，馬漢三裝得很「識相」，極痛快地交出寶劍，只是說他如何「出生入死」保住了寶劍。

但這些破綻百出的謊言自然騙不過聰明絕頂的戴笠，相反，卻顯示了撒謊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

但惟其如此，卻應了古人的那句俗語，「聰明過頭就是愚蠢」。

馬漢三這一笨拙的險棋卻造成了戴笠抱恨終生的失策。

馬、劉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給文強的信，內中雖有擬將馬漢三他調，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馬漢三早已看穿這是戴笠調虎離山所放的煙幕彈，因而更堅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

接著，馬漢三發現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後，將去青島、上海等地的重要機密情報。

於是，馬漢三對劉玉珠附耳授以密計，如此如此。

劉玉珠領計，當天夜間即秘密動身，先期趕往青島，進行周密部署，一個以幹掉戴笠為目標的行動計劃實施已到最後階段，死亡的陰影已在一步步向戴笠逼近，而戴笠卻全然不察。

03

戴笠臨死之前，似乎已經有一種預感。

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將離開北平前夕，在北平懷仁堂主持軍統北平辦事處「總理紀念周」發表公開講演。

戴笠說：「去年領袖叫我當中央委員，我堅辭不就，因為爭權奪利，不配做一個革命者」，「最近中央開六屆二中全會，十幾天來所表現的情況，未出我預料之上，對調查統計局的問題，看來是毀譽參半的。

看人叫嚷要打倒我們(所謂特務)，我不知道什麼叫打倒，什麼叫取消，我只怕我們的同志不進步，官僚腐化。

如果這樣，人家不打，自己也會倒的。

所以我時刻所想的，是如何對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榮歷卑，決沒有想到別人如何打倒我。

我個人無政治主張，一切惟秉承委員長的旨意，埋頭去做，國家才有了路，個人才有前途。」

戴笠的這番話無非是想說明，他早已將政治上的進退置之度外，隨時準備可能出現的嚴峻形勢。

3月12日，戴笠約見在北平執行軍事調處任務的軍統頭目之一的鄭介民，在「商討解決東北軍事危機」的同時，出其不意地把軍統的家底和善後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鄭介民作了交代。

戴笠既不講明自己預備出國的腹案，也沒有說明軍統的前途，卻與鄭介民作了「最後晚餐」式的交代，頓使鄭介民如墜霧裡雲中，有「交代後事」之感，隱約有一種兇險不測之兆。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幹部會議上再次發表講話，然後赴天津。

軍統華北總督察王蒲臣親率軍統在北平的幹部送行，馬漢三則陪同戴笠赴天津。

戴笠與軍統大小特務握於告別，並謙虛說：「下不為例，這是最後一次。」

這在戴笠也許只是故作姿態的遊戲之謔，然而站在一旁的馬漢三聽了，心中不覺怦然一動，認為「這是最一次」也許正是預示戴笠死到臨頭的讖語。

領銜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為對付馬漢三而剛剛調來北平工作的一名軍統大特務。

他的公開身份是軍統華北總督察，秘密使命則是：調查監視馬漢三及其同黨在平津的所作所為，向軍統局提出證據確實的報告。

王蒲臣多年從事華北地區的軍統活動和秘密督察工作，對平津的情況很熟悉，人也精明能幹，是戴笠的心腹親信。

自戴笠察覺馬漢三有不軌行跡後，當即下令將王蒲臣調任華北總督察的要職，一方面鉗制馬漢三的活動，一方面著手秘密調查馬漢三抗戰期間及勝利後的劣跡，以便為剷除馬漢三搜集證據。

戴笠的這一著棋雖然布得太慢，被馬漢三一步佔先，但畢竟為兩年後剷除馬漢三集團起了重要作用。

3月16日，天津機場上，戴笠笑容滿面地與送行的馬漢三、陳仙洲、黃天邁等平津地區的大特務話別。

馬漢三即於當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飛前，分別向軍統上海辦事處和重慶局本部發了兩份電報。

發給上海的電報是給軍統上海辦事處參謀長李崇詩，指定由李崇詩、鄧葆光、王一心3人於3月17日下午2時到上海龍華機場接他。

發給重慶的電報是給毛人鳳的，戴笠要毛人鳳向蔣介石報告他的行止，他將於近日內由上海返回重慶，向蔣彙報此行的情況。

戴笠於當日到達青島，軍統青島辦事處主任梁若節一見面就向戴笠報告，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已於當日飛上海，準備由上海乘機回國，並約定與戴在上海見面，最後商談援助問題。

戴笠馬上決定在青島小憩一夜，於第二日上午趕往上海，並指示說他本人下機後，所帶行裝、物品，包括馬漢三的10大箱禮品均不下機。

飛機停在青島滄口機場，由梁若節派特務嚴密看守，確保安全。

3月17日上午，經青島滄口機場與上海龍華機場聯繫，龍華機場天氣晴好，下午可能有雨。

戴笠聽後十分高興。

因他乘坐的這架由航空委員會撥給的DC47型222號專機，是美國提供的導航設備最先進、可以全天候飛行的軍用運輸機，堪稱當時世界一流的飛機，相當安全可靠。

為此，戴笠於17日上午9時決定，專機11時起飛，並告訴飛機師多備油料(達800加侖)。

戴笠考慮，萬一上海龍華機場天氣條件過於惡劣，不便降落，則可以轉降南京機場，或直飛重慶。

布置完畢，戴笠還興緻勃勃地說了句「老天爺幫忙」。

這在戴笠，一方面是出於對專機性能的信賴，另一方面急於趕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島多作停留。

此時，胡蝶早已到達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後幫其辦理與丈夫潘有聲的離婚手續，柯克因卸任從上海回美國，戴笠必須抓住最後一次機會與其作一次深談。

上海的這兩件人事處理結束後，戴笠還將按原先已向蔣介石報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趕赴重慶。

一是向蔣介石彙報這次外巡的情況；二是參加「新八人小組會議」，對付黃埔系「三大哥」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的「端鍋」行動；三是主持慶祝戰後第一次「四一」大會等等。

戴笠的起飛時間確定後，有一人立即忙碌起來，這就是早兩天已到青島秘密守候戴笠到達的劉玉珠。

劉玉珠到達青島後，以軍統局華北督導員的特殊身份，暗中與青島機場的航空檢查人員混得很熟，並與機場和軍統青島辦事處的有關方面打通關節，以便及時掌握戴笠的行蹤。

馬漢三、劉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點，知道他歷來對自己的行動計劃極其保密。

一般來說，戴笠座機移動的時間和路線均由他自己作出決定，從不肯受別人左右或影響；戴笠每次作出決定後一般只通知極少數有關人員，以免張揚泄密；並且常常在作出決定後，突然改變行動時間和行動路線，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

針對戴笠的這些習性，馬漢三與劉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計劃和安排。

因此，劉玉珠到青島後，不是拋頭露面，而是深入基層，只在暗中積極活動，秘密建立情報網路，開闢計劃實施時的隱蔽渠道。

這一手確是厲害，由於劉玉珠有華北督導員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鈔票，並且又十分熟悉青島地區軍統內部的情況，所以，僅僅兩三天時間一張大網已經織好，只等戴笠到來。

當戴笠決定於上午11時起飛時，情報很快反饋到等候在滄口機場的劉玉珠那裡。

於是，劉玉珠立即按計劃實施暗殺戴笠的方案。

劉玉珠驅車到達機場，向警衛222號專機的特務提出登機檢查安全狀況，以確保飛行安全。

由於劉玉珠有軍統華北督導員的特殊身份，有這個權力，況且特務們均和他很熟悉，近來又得了他不少好處，因此，誰也不會對劉督導員的登機產生懷疑。

於是，劉玉珠很順利地一個人登機，用馬漢三事先預備的鑰匙打開一個木箱，塞進了經過偽裝的高爆定時炸彈，並將引爆時針撥到飛機飛臨上海龍華機場上空時爆炸，以造成飛機降落時失事的假象。

但是，上午11時正已過，戴笠並沒有馬上起飛。

由於接見山東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將起飛時間一再推遲。

這一突發變故使暗中窺測在一旁的劉玉珠驚出一身冷汗，他弄不清戴笠葫蘆里賣的什麼葯，是一般的延遲出發時間呢，還是覺察了他們的陰謀?假如出發時間超出定時引爆時間，不但一切計劃均被打破，而且他們的陰謀將很快被發覺，他和馬漢三都將死無葬身之處。

就在劉玉珠驚慌失措、六神無主的時候，11時45分，戴笠終於登機，下令起飛。

專機像一隻大鳥衝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劉玉珠被嚇得蠟黃的臉上這才泛出了一點血色。

222號專機從滄口機場起飛後，即遇大霧。

飛不多久，經與上海龍華機場聯絡，說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氣候惡劣，該機不能降落。

於是，戴笠決定直飛南京。

飛機到達江淮地區上空，正值大雨，雲層很低，能見度差，飛機偏離航線。

約在13時06分，飛行在南京上空。

13時13分，當飛機抵達南京郊縣江寧板橋鎮上空時，劉玉珠設定的高爆定時炸彈起爆，飛機頓時失控，一頭栽倒在板橋鎮以南一座不足200米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

由於機上所備油料充足，飛機墜毀後，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燒了2個多小時才熄滅，機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書畫古董，均被燃燒殆盡。

機上人員全部遇難，無一倖免，包括國民黨軍委會軍事調查統計局局長、陸軍少將領中將銜戴笠，軍統局秘書兼局本部人事處長、軍統少將龔仙舫，軍統局專員金玉波等，共13人。

奇巧的是，戴笠字雨農，一生極為忌諱的事情和數字竟一連串地湊在了一塊兒：13時、13分、13個人於濃霧、雨中葬身戴山。

222號專機墜毀以後，最先感覺到不祥預兆的是軍統上海辦事處3位少將李崇詩、鄧葆光、王一心。

3月17日14時，李崇詩、鄧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二日的指令，冒著傾盆大雨，驅車去上海龍華機場迎接。

在機場，他們耐心地等候了兩個小時，始終不見戴座機的影子。

李崇詩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過機場電台向北平辦事處查詢。

馬漢三回電，戴老闆已於3月16日由天津飛青島。

再詢青島辦事處，梁若節回復，戴老闆已於上午11時45分飛上海。

3人焦急不安起來，推算起來，戴老闆的專機應達上海，為何仍不見蹤影?於是，他們急返市區杜美路辦事處，命令軍統電台連續向北平、天津、青島、南京等地的軍統辦事處和軍統站查詢，並將情況報告重慶局本部毛人鳳。

在馬漢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暗殺大師，他一生策劃和實施了許多石破天驚的暗殺行動，無疑是一件件完美無缺的「黑色藝術傑作」。

一個殺人大師，竟也會被自己所殺，馬漢三實在不敢想像。

當17日下午上海方面發出戴笠座機失蹤的查詢電報後，馬漢三仍然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但是，事件的進一步發展，使馬漢三很快驚醒過來，他意識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個無比強大的對手，終於被他閃電般地一擊，打翻在地，是他一手製造了一個令人無法相信和想像的千古奇案。

在極度興奮和不安之中，真想關起門來放聲大喊大叫一陣，以痛快淋漓地宣洩自己那種充滿勝利感的狂喜。

戴笠死後，由毛人鳳主持軍統局的工作。

毛人鳳決心把毀機事件查個水落石出。

不久，北平王蒲臣來電稱：馬漢三與鄭介民勾結，有侵吞巨額敵偽產業之重大嫌疑。

又稱：戴笠去青島時，馬的死黨劉玉珠也去了青島，且一直在戴的前後轉悠，行動可疑，需徹查。

毛認為有道理，決定從此下手。

過不久王蒲臣來電又稱：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轅主任後，馬漢三頗得重用，李任命他為北平市民政局局長，又是河北省的「國大代表」，在烏煙瘴氣的總統選舉中，他作為主持選舉實際工作的民政局長，不僅讓整個選區的選票都投向李宗仁，並且還為李宗仁出了不少選舉活動費；更為重要的一著，是為了掩蓋自己投敵的罪行，借李宗仁之手處死了川島芳子，達到殺人滅口的目的。

王蒲臣還提供戴笠提審川島芳子時的口供筆錄原件，寄給毛人鳳。

於是毛將馬漢三劣跡報告蔣介石。

蔣立即批示：速捕馬漢三等歸案。

馬漢三後來被關押在南京寧海路19號保密局看守所內，毛親自提審。

經過多次審訊，馬漢三終於交代了自己製造「毀機致死戴笠」的經過。

案情大白，蔣介石於1948年9月27日下令毛人鳳判處馬漢三等人死刑，立即執行。

毛人鳳交保密局行動員李希成將馬漢三等執行槍決。

原軍統幹將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寫道，1946年3月17日，戴笠攜九龍劍由青島啟程直飛南京面蔣。

誰知天氣惡劣，飛機一頭撞在江寧戴山上，機毀人亡，大火燒了數個小時。

軍統派自己去收殮。當沈醉從江寧農民手中尋回九龍劍時，它的劍鞘和劍柄早已燒得一乾二淨。

於是沈醉將它和戴笠的遺骸一起放入棺材中，運回靈谷寺志公殿暫放。

數月後，蔣介石親選無梁殿西側一片前有小池塘的坡地，將戴笠安葬。

沈醉親自督造建墓，因戴笠殺害過許多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害怕受到報復，因此安放棺木後，特地將水泥渣灌入墓中加固。

沈醉的顧慮不久成為現實，1951年春天，在南京各界的強烈要求下，戴笠墓被夷為平地。

那麼「九龍寶劍」的殘身在這次掘墓後到哪裡去了呢?

畢生在中山陵從事文物保護工作的劉維才老人，當時在靈谷寺公安派出所工作，當年戴笠墓的平毀工作就是在他的監督下完成的。

他告訴記者，1951年，陵區東山頭村數位農民花了半個月的時間，用鐵鎬沿戴笠墓水泥的接合處將墓扒開，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紅漆木棺。

開棺後他們發現裡面除了戴笠遺骸外，只有一把被燒得變形的左輪手槍，一個皮鞋後跟，還有就是那把「九龍寶劍」，那是一個1尺多長的狹長鐵片，鏽蝕得厲害，只依稀看出寶劍劍身的樣子。

當時這些東西被一股腦倒進墓前的池塘中填埋，而戴笠的棺材則被農民運回去箍桶用了。

世事滄桑，當「九龍寶劍」的謎底被揭開時。

一切早已無跡可尋。

也許對這件國寶來說，化作紫金山中的一埒春泥也是不錯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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