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涯：也談魯迅
也談魯迅
也談魯迅
問涯
向來不喜歡魯迅，但也說不上格外反感。這可以理解為一種習慣性的對事物的抵觸，對從小為致「根正苗紅」的灌輸的抗拒。鋪天蓋地而來的讚美，對於偉人無休止的宣揚，只會讓人覺得不真實，為這種假象，如同課本上連篇累牘的「背誦全文」，無可奈何地厭煩。
不喜歡不代表不讀。就像沒人能否認瑰麗雄奇的毛澤東詩詞對於千古詩壇的貢獻，也沒人能撼動郭沫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書法成就不凡，詩歌創作充滿革命激情，歷史考古方面造詣深厚等。更何況是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他含蓄節制的表達，簡約凝鍊的語言風格，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熔鑄古今的小說創作，量少質精的散文如奇峻荒誕的《野草》，富有情味的《朝花夕拾》，極具批判性的雜文，都是後人遠遠不能及，讀到精彩之處，真忍不住拍案叫絕。
不止聽過一個人對魯迅嗤之以鼻：「魯迅那代人寫的東西不是給我們這代人看的。」雖然我不是魯迅的忠實擁躉，但也對這句話心情複雜。我們這一代人，又應該看哪一代人寫的什麼書呢？雖然說魯迅的文章他的對手最明白，因為這最能戳到他們的痛處。他諷刺一些社會的普遍現象，辛辣，尖銳，直指本質，是在吶喊沉睡的國民覺醒。他所諷刺的是過去，難道在現在沒有這些現象嗎？由於處於文言文到白話文轉變的年代，魯迅的有些文章在現代人看來有些晦澀難懂，給學生的感覺是太深奧，抽象。於是很多人讀不懂就不願意去讀了，更喜歡去讀一些符合口味、能讀懂的句子，慘綠的，憂傷的，那些所謂青春年少的美麗與哀愁。我並不是想為魯迅辨白，而是惋惜於這些人精神追求的淺薄，對現實的逃避，覺得家國一類俗套，除了寫作文，一定要顯得「不落窠臼」；再或者是在信息時代里以吐槽代替理性訴求，面對陰暗的現實，被自己所認知的正義迷惑，不肯承認自己其實也是那些被魯迅攻擊，痛斥，嘲諷，憐憫的人物之類。「體格茁壯」的看客，每天做夢的阿Q，這樣的人還少嗎？更別提復活的孔乙己，改了「信仰」的華老栓，進入編製的趙七爺，蟄伏於每個角落，在新時代合法合理合法地作為，被奴化的珠圓玉潤。
（朱安與魯迅）
也有人以《一生欠安》為例，認為魯迅薄情寡義，作為厭惡的理由。魯迅與結髮妻子朱安之間並沒有感情，但一旦休妻，朱安就會遭受非人的對待，甚至死亡。也不是沒有想過讓朱安以周家女兒的身份改嫁，遭到了朱安的抗拒，所以讓朱安一生都頂著魯迅正妻的名頭孤身侍奉魯迅的母親。畢竟在那個吃人的社會裡，丈夫是一個女人安身立命的所有，一女不侍二夫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在無愛的婚姻外，魯迅一直未能給予靈魂伴侶許廣平正式的名分。作為一個男人，這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只是相比於同時代的胡適與江冬秀琴瑟和鳴，同樣是小腳配西服，若朱安彼時能有江冬秀那般剽悍，幾經折騰後也許會是另一個結局。但心情苦悶之下魯迅先生的成就如何便叵測了。
言歸正傳，我不喜歡魯迅，關乎魯迅的為人。毛澤東對魯迅的高評價，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了學界乃至整個中國對魯迅的看法，以至於魯迅被戴上了種種「紙糊的高冠」。沒有會是真正的聖人，魯迅本不該立在神壇之上。
（胡適與陳獨秀）
其一、魯迅早年間與陳獨秀交情不算淺，但在陳被開除黨籍後便不再與之來往。也曾在文章中念起陳，但此後再無瓜葛，甚至還一度令得陳獨秀深受傷害。在標明由魯迅口授馮雪峰筆錄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相關事件上，魯迅對於托派分子陳其昌的答覆十分刻薄，無中生有地影射他們拿日本人錢辦刊物，並未經同意就把信與答覆公開發表。答覆不談政治問題，而是污辱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誣衊托洛斯基。陳其昌和他的朋友們主張比較激進，然而卻都是極為堅定的抗日分子，魯迅此文真令這些愛國志士飽受傷害。對於陳其昌的辨誣信，魯迅不僅沒有回答，更如陳其昌所要求的那樣，公布這封辨誣信，僅被鎖進箱底。但魯迅文章中關於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錢的影射，卻不脛而走，引發了一場誣陷陳獨秀和托派為漢奸的運動。正是這樣分明的性格立場為他贏得了中共領袖們的普遍讚譽。
其二，魯迅鑽營和領取蔣介石政府的津貼長達四年之久。而那些被魯迅喋喋辱罵為走狗、叭兒、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的陳源、梁實秋、林語堂、胡適等，卻都沒有這份本領。倘若他們有此舉動，魯迅又會用怎樣辭語刻薄挖苦呢？梁實秋譯莎氏戲劇而領學術資助，不是遭魯迅譏刺、嫌給錢太多麼？魯迅一連領了四年，直到政府不再給，他卻從未拒絕領。大學院津貼是為支持著名學者從事學術研究，魯迅毫無學術成果，只知「四面八方地鬧」，不肯「暫且靜靜，作一部冷靜的專門的書」。魯迅在不同政權下都享受很好待遇：在清朝被選為留學生，在北洋軍閥政府任薪水優厚的小官僚，在國民黨政府領到津貼。他幾次說自己不是革命者，不是勇士，都是實話，看看《娜拉走後怎樣》便可知先生的金錢觀了。
其三、1930年，前太陽社作家、左聯成員楊村人，撰文譏刺「魯迅大師領到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當時魯迅一言未發，四年後政府不再發錢，他寫《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否認曾領政府津貼，滿嘴辱罵性粗話，自己坐在上海客廳每月拿「敵人」兼「反革命」政府300大洋，嘲笑身經槍林彈雨的楊村人「動搖和自私」。對領取政府大學院津貼事，魯迅擅長用自造名目偷換概念和誇謬法以否認事實，把楊文「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改為「南京中央黨部」，把「獎賞」改為「文學獎金」。魯迅甚至在公開信中表白自己如何為革命忍氣吞聲。他對人有仇必報，包括左聯同人，為何對楊村人的揭露之辭一聲不響呢？不然必暴露做人虛偽而人格破產，革命高調難以再唱，三百大洋也領不到了。
其四、上世紀罵魯迅的人中創造社與太陽社最為出名。其中一個叫葉靈鳳，在自己主編的《戈壁》雜誌上，發表了一幅名為《魯迅先生》的諷刺漫畫，在小說中也有貶低。當年一幫小夥子初入文壇，魯訊就已經很看不慣，在他眼中個個是「年輕貌美，齒白唇紅」，仗著有幾分姿色與資本在「革命咖啡店」里混世。「現在凡是感到被束縛、被壓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得信仰新流氓不行。」葉靈鳳得罪了魯迅，便被隨記隨罵，污衊成了抄襲的流氓。魯迅又在《文壇的掌故》本末注釋里寫道「葉靈鳳，當時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解放後的注釋才摘去了這頂荊冠，而葉靈鳳已棲身黃土數年了。
其五、魯迅一生樹敵甚多，文筆辛辣犀利，嬉笑怒罵，毫不留情，很多正派人物都是他攻擊的對象。但魯迅幾乎沒有罵過軍閥、有實權的政客個人，幾乎全是知識界的人物，或者說是同行，或是教授，或是詩人，作家，甚至還有科學家，這類人對他的人身安全的威脅是最小的。魯迅善於明哲保身。比如在學生請願這件事情上，魯迅主張要採取策略，不要硬幹，而在那個年代，青年學生除了請願又能作何為？魯迅又有何資格指責楊蔭榆？有特務在場時，他演講絕不談政治，不像聞一多那樣，面對特務敢於拍案而起，厲聲喝斥。同樣作為教授的李大釗，不僅投身革命，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魯迅在殘酷的鬥爭中，個人肉體絲毫未損，壽終正寢。在那個年代，骨頭最硬的人，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
其六、日本肆虐中國之時，魯迅依舊留著日本胡、看日本醫生、交日本朋友、進出日本書店、罵中國人是阿Q，作品由日本同文書局付印，在日本書店裡售賣，這無可厚非。魯迅留日多年，對日本有著深厚的感情，一定程度上認可著日本社會，但作為中國人，他的眼裡沒有正在屠殺的刺刀，百萬雄文中也幾乎看不到抨擊日寇的言語，難見常人所說的「民族氣節」。「三一八」慘案後，魯迅發表《紀念劉和珍君》，文中卻沒有一字譴責日本軍國主義，通篇罵臨時政府。「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東三省，千萬東北人流浪關內，魯迅說，「詳情我一點不知道」。那個因一個中國人被日本人殺害，國人在圍觀，為同胞的麻木感到悲哀而打算棄醫從文的人，現在眼皮下日本鬼子滿街大肆屠殺同胞，耳邊日本大炮日夜轟鳴，他連一句譴責的話都沒有，他僅僅是針對當時的國民的劣根性以及社會的弊端，對國民政府以及孱弱的國民無不盡冷嘲熱諷之能事。
（魯迅與胡適）
另外，陳獨秀被捕，胡適和一幫朋友奔走營救。而魯迅打著「釋放一切政治犯」的旗號，對陳的遭遇不置一詞，還在左翼發言上以陳獨秀為靶子，絲毫沒有顧及到陳獨秀一向主張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政治立場。魯迅多次譏罵胡適，然而他暗中奔競大學院津貼這一行為，使他與胡適構成文化性格上的強烈對照。胡適有自己的思想原則和立身大義，決不去與金錢和地位交換。僅是弟弟周建人的學業與工作，就多次託付蔡元培關照，魯迅走後門謀個人和家人利益，與胡適不肯為兒子托朋友謀工作，又構成強烈的心性對照。並不是一定要拿魯迅和胡適做對比，這種種對照，難道是偶然的么？胡適本人非常推崇魯迅，對其文學革命的氣魄和膽識十分敬佩。在關係破裂後，魯迅開始了對胡適不斷的抨擊。無論是譏嘲還是批判，胡適從不接招，以沉默相對。在魯迅逝世後。蘇雪林致函胡適痛罵魯迅，胡適不以為然，回信勸蘇雪林要公正評判。我本人也不喜歡胡適，但也不得不佩服他高尚的人格。
雖然魯迅脾氣無出處，他對於幽微人性的細緻體察和精準感受，他對當時的人、事的抨擊，都是出於為中國「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一片赤子之心，而且他說的大部分是正確的，甚至很多現象至今仍存在，至於有個別偏激過當之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無論我們給魯迅怎樣的評價，最重要的一點，他是中國漫長歷史中出現的極少數真正具有清醒意識和思考能力的人。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本應止步於此的他，被抬上了政治的神壇，成為身不由己的精神玩偶。但崇敬他的人往往過譽，塑造了一個布滿裂縫的神像供人遠瞻，過高的期望更是令這完美不堪一擊。
無論對一個人愛憎如何，都應該全面客觀地評價，對於魯迅如此，魯迅對於別人也應如此，被稱讚愛憎分明的他，眼裡確乎只有這兩種情感。擇善而從，其惡改之，讀者在評判作者時既要將其成就與品行分離公正對待，又不可將個人情感過分代入。
我敬重魯迅的博學便稱一聲先生，不知先生若見到這篇陋文又會作何冷笑呢？
圖片by 網路
編輯by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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