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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收藏之殤

原標題:中國歷史上的收藏之殤



王羲之妻弟郗曇收藏有大量右軍墨跡,死後以之殉葬;晉末桓玄雅好王書,兵敗後將所有收羅投之於江;梁武帝以帝王之尊搜訪羲之書法,江陵陷落後被梁元帝付之一炬。「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將降,乃聚古畫法書典籍二十四萬卷焚之。」(《南史·梁本記》)

北宋皇室收藏經過頗具藝術特質的徽宗趙佶之擴充,可謂達到了極至,金兵鐵蹄下,同樣澌滅無跡,化為烏有了。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而貴為至尊的欽、徽二宗在受盡煎熬、斯文掃地後,客死北國。這樣的故事,宋之前屢見不鮮,宋之後史不絕書。「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也。」(王船山語)老子所言「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信矣。


縱使沒有兵燹戰亂,文獻之存又談何容易。隋僧智永用30年時間,摹寫真草《千字文》800冊分贈浙東各寺院,到如今只剩存兩冊了。據《宣和畫譜》所記,當時尚有唐畫家李思訓畫作17幅,至清朝時,乾隆僅搜羅到一幀未必是真跡的《江帆樓閣圖》。就連趙明誠和李清照合作的《金石錄》,也難逃脫逸失的命運,此書早在南宋時即有龍舒郡齋刻本,史稱「龍舒本」,但至清初時僅剩下了10卷,馮文昌為自己能藏有殘卷《金石錄》而自豪,還自治了一方「金石錄十卷人家」的閑章。


1932年,日寇在上海閘北製造「一·二八」事變。中國近代最大的圖書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被夷為平地,損失巨大。後來,日本浪人潛入商務的東方圖書館縱火,包括張元濟涵芬樓收藏在內的3203部、29713冊及未及編目的揚州何氏4萬餘冊古籍、2641種、25000冊方誌等,瞬間毀於一旦。事後張元濟嘆道:「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50多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避免這場浩劫。」(見《智民之師張元濟》,山東畫報社1998年10月版)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國祚將傾,安有古物之祜。


于右任先生的金石收藏也頗豐,搜集有北朝墓誌達300餘方,其中有夫婦成雙者7組,由此還將書房命名為「鴛鴦七志齋」。適逢戰亂,狼煙側畔而用心在故紙,輾轉各地,箱中非金銀細軟,卻也放心不下,於是每每需通過老部下楊虎城等人動用軍車專列運送之。如此,其收藏才得以苟全於亂世,但這樣的例子實在太特別了。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孤島」,古籍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多方籌款予以搶救,其在《劫中得書記》中曰:「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古物之憾在於散落各處,極易零星漸盡,斂集一地,卻又難逃隕滅命運。無論哪種形態,似乎消逝宛殘霞、徂謝若歲月的定數是其共同的取向,那不叫悲壯,是規律。當代大收藏家張伯駒深諳這一規律,於是才有了「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則是予所願也」的名言,這樣的感慨不知與王羲之《蘭亭序》所言「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是否一回事。收藏之舉,心為物役,藏之何藏,藏之慾念也。一旦物散,心神恬釋,坦然如易安居士者畢竟不多,「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故大藏家稱過眼了經手了,即為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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