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成日本「定番教材」原因探析
《故鄉》成日本「定番教材」原因探析
李斌輝
魯迅的作品一直是我國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的「常客」，其小說《故鄉》人選率最高，時間也最長。《故鄉》於1921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很快就被北京孔德學校編印的《初中國文選讀》收錄，從此成為我國中學語文的一篇「經典課文」。1953年，《故鄉》成為日本國語「定番教材」，即固定篇目。分析《故鄉》在日本教科書中的歷史與現狀，探討其原因，對於我們自身的語文教學和教材編寫，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
《故鄉》最早被翻譯成日語是在1927年10月，發表在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主持的雜誌《大調和》上。1929年，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授宮越健太郎編輯出版中國語中級教科書《支那短篇小說選》，《故鄉》名列其中。1932年，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論》雜誌上譯介《故鄉》，同年，該譯本被收錄于田中慶太郎編輯出版的中國語中級教科書《魯迅創作選集》中。1935年，佐藤春夫與增田涉合譯的《魯迅選集》出版，收錄《故鄉》。1937年，魯迅去世後不到一年，日本改造社出版17卷本《大魯迅全集》。20世紀50年代前，《故鄉》作為外國文學在日本流行，並成為日本人學習中國語言的教材。
1953年，竹內好翻譯的《故鄉》入選教育出版株式會社的中學國語教科書，正式成為母語教材，供初中三年級學生使用。1966年光村圖書國語教科書，1969年三省堂、築摩書房國語教科書，都選錄了《故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本所有初中國語教科書都收錄了該文，大部分用於初三，有的用於初二。1976年竹內好修改原譯文，改為白話文，1978年後日本國語教科書都選用新譯本。
同我國一樣，日本母語教育也走過一段不斷變化的路。戰後一段時間重視思想性，強調對學生的道德教育；後來又強調言語能力與道德教育並重；目前堅持言語教育的立場，兼顧道德教育。現行日本國語教科書中，發行量最大的光村圖書株式會社的《國語3》將《故鄉》安排在第四單元，單元主題為「適應狀況而生」，其他內容有《問候—原子彈爆炸的照片》(詩歌)、練習推敲、比較報紙的社論、語言、技能、「季節的書籤:秋天」。教育出版株式會社的《中學國語3》中，《故鄉》被安排在第六單元，主題為「面對面地談話、講話、解說」，本單元其他內容有現代徘句、《初戀》(詩歌)、閱讀自我介紹(宣傳)文、用演講來回顧學習、「漢字廣場4:四字熟語」等。學校圖書株式會社的《國語3》，把《故鄉》作為必修課文，與《燈塔》和《夕空晴天》(選修)組元，主題為「世界—超越時代」。三省堂的《現代國語》將《故鄉》編人「加強閱讀」單元，其他內容有《初戀》(詩歌)、語言發現、表現廣場、掌握漢字。東京書籍出版株式會社的《新編國語3》將《故鄉》作為文學閱讀作品。
在日本國語教科書中，魯迅是唯一的非日籍亞洲作家。藤井省三曾說「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在中學讀過《故鄉》」，魯迅「是近似於國民作家的存在」。1998年8月，日本《文藝春秋》舉行「20世紀圖書館政、官、財、文化人大型民意調查」，按得票數量，魯迅位居第一位。
二
魯迅作為一位中國作家，《故鄉》作為一篇中國小說，何以在日本母語教育中佔有如此高的地位？其背後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是日本教育政策，特別是國語教育政策改革的結果，又是因為魯迅的思想和文學在日本有影響力，《故鄉》中有能被日本社會挖掘的教育價值。
《故鄉》入選日本國語教科書，是二戰後日本教育政策轉變的結果。二戰戰敗前，日本學校遵循天皇「教育敕語」，奉行軍國民教育，國語教科書充斥著「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等內容，很少有外國文學作品。二戰後，日本內政外交均受控於美國。在美國教育政策，特別是《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的影響下，日本開始追求教育民主化，以「國際化」為新的教育方針，國語教科書中開始廣泛出現外國文學作品。
而為什麼在眾多亞洲作家中，日本國語教科書對魯迅情有獨鍾呢?
首先，魯迅留學日本多年，對日本以及日本人民懷著友好的感情，對日本文化懷有尊重和獨到的理解，這使日本人民對魯迅同樣懷有好感和敬意。這一點，可以從魯迅與其弟周作人的對比中看出來。周作人可能在某些日本人的心目中更具「親近感」，但他對日本文化完全折服，失落了中國文化的內核，反而得不到對方的尊敬。魯迅在日本和中國都有著眾多的日本友人，他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很好地傳達出與日本人民的友情，以及對中日兩國關係的期盼。這種關係，使魯迅作品進人日本國語教科書有了「民眾基礎」。
其次，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日本學者很早就認識到了魯迅作品的價值。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魯迅較早被日本文學界和學術界關注和深入研究。《狂人日記》一發表，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就撰文評價:「在小說方面，魯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記》，描寫一種迫害狂的驚恐的幻覺，而踏進了迄今為止中國小說家尚未達到的境地。」20世紀20年代，日本便存在「魯迅熱」，對魯迅作品的傳播、翻譯和研究一直未中斷，延續至今。「魯迅研究」成為現代日本中國學研究中最有活力、最具規模的學科之一，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帶動了整個日本中國學研究的發展。事實上，魯迅作品深刻地影響了一大批日本作家，如太宰治、池田大作、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等。正如藤井省三所說，「魯迅文學永遠活在日本人心底」。
最後，魯迅作品是日本人了解中國的窗口。日本戰後教育政策修正，強調國際視野，要求國語教育「培養青少年具有廣闊視野以及理解和尊重異質文化的能力」。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日本欲培養新一代人的國際視野，不可能忽視中國。魯迅作品最能體現和揭示中華民族文化，欲了解和理解中國，魯迅作品自然為首選。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說:「對於日本人來說，孔子和魯迅先生是中國文明與文化的代表。……他們閱讀孔子和魯迅的作品，通過這些作品，他們懂得了中國文明與文化的意義。」除此之外，日本研究魯迅及其作品，還可以吸取魯迅思想中的某些內容，作為本國文化的參照。日本學界對魯迅的研究均側重挖掘其文學價值和思想中的抵抗精神、立人主義和反現代的現代品性。竹內好藉助魯迅研究提出了日本近代化帶來的民族主義和文化主體性危機問題，「牽涉到整個戰後日本思想史」。二戰後，日本成為「非正常國家」，國民普遍感到民族「被壓迫」「被殖民」，因此「自立、解放」的渴望異常高漲。魯迅及其作品被日本國語教科書看重，此或為原因之一。日本一些教科書在《故鄉》作者介紹中，強調魯迅「關注著走向殖民地化的中國，一直呼喚國民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呼喚國民的自立」。這又何嘗不是戰後初期日本人的心聲呢？
少年閨土
三
在魯迅的眾多作品中，《故鄉》為何成為日本教科書的首選？排除諸如課文篇幅和文字適合教學等因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推論。
第一，《故鄉》被認為在藝術上填補了現代日本文學的某種「空白」。《故鄉》是魯迅作品中帶有較少政治色彩的作品，宣揚了一種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價值觀，具有鮮明的「人性」。《故鄉》等作品的鄉愁書寫，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反思性和批判性的鄉土文學。這種鄉愁和鄉土文學，正是現代日本文學所缺乏的。中西一彥認為:「自古文學作品就常描寫對『故鄉』的懷念和回憶，但在日本的文學教材中幾乎見不到通過故鄉來展現社會或國家現狀問題，具有廣闊視野的作品。雖說魯迅是外國人，但可以說他近乎日本的國民作家，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故鄉》作為世界文學也具有珍貴的意義。」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這樣談自己譯介《故鄉》的原因:「《故鄉》中那種中國古代的詩情(那是我非常喜愛的)，完全化在近代文學裡了。這也許是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在近代文學中復活了……總之，我看到我們日本的近代文學，完全和古代文學處於隔絕的狀態，深感不滿，所以譯此《故鄉》，以促使人們學習。」在「言語教育」越來越被重視的日本國語教育環境下，藝術特點、表現方式成為《故鄉》教學的重點，多種教科書在教學指導中都提到注意課文登場人物的表現方式、景物和場面的描寫。
還需注意的是，日本文學界有著「私小說」(自我小說)創作的傳統。明治末年私小說興起，並在大正時代盛行，深刻影響了後來的日本文學創作。魯迅包括《故鄉》在內的小說，大都帶有自我書寫的意味，非常接近「私小說」，或許因而更容易被日本讀者接受。這一點，也可從日本所有教科書都把《故鄉》中的「我」看作是魯迅中得到印證。
麻木、愚昧的
中年閨土
第二，《故鄉》契合了日本國語課程標準的要求，能用於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日本獨特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傳統文化，特別是戰敗後經濟蕭條，又奇蹟般復興、高速發展的經歷，使日本民眾對於人類與自然、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現在與未來、自我與他者、個體與社會、絕望與希望等問題有很多思考。也許就是基於這些，與道德教育聯繫緊密的日本國語教學，在歷年的《學習指導要領》(相當於我國的課程標準)中明確指出，中學教材要選擇有利於加深人生思考的內容，培養學生豐富的人性，鍛煉學生堅強生活的意志，學生閱讀文章時，要思考有關人類、社會、自然等的問題，並有自己的見解。進人21世紀後，又強調培養學生的「生存能力」。
「故鄉」在日語中，幾乎與恬靜風光、純樸鄉情、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等同。如前所述，《故鄉》政治色彩不濃，更多的是體現一種樸實且普適的價值，恰好為日本讀者提供了對人生、未來的思考空間。從1953年最初選錄《故鄉》的教育圖書版教科書，到2016年各個版本的教科書，都把「為學生人生服務」作為《故鄉》一課的教學目標。現行教育圖書版《中學國語3》中，《故鄉》的教學目標之一是思考「我」的「希望」和社會中人類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見解。光村版《國語3》中，《故鄉》一課的教學目標是思考在時代和社會變化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東京書籍版《新編國語3》中，《故鄉》的教學目標是思考在社會中生存的人們，說出自己的看法。
須貝千里在對《故鄉》教學作了調查之後得出結論:從《故鄉》入選國語教科書一直到現在，日本一線教師基本都把《故鄉》闡釋為「希望」文學。還有日本學者認為《故鄉》之所以成為「定番教材」，是因為「便於教課」。事實上，很多日本人包括一些名人都從《故鄉》關於「路」和「希望」的論述中汲取了進取的力量，大江健三郎就多次談到魯迅對自己的影響，認為《故鄉》中的「希望」是給自己的希望。
第三，《故鄉》暗合了日本多種教科書的編輯意圖。教育圖書版《國語》以「共生」作為教材基調，強調「人與人、國與國、文化與文化有很多差別，但都同樣美好，應彼此尊重、相互依存、共同發展」這一主題。光村圖書版教科書的編輯意圖之一，就是體現「人權」「和平」「環境」「國際理解」四大主題，使學生明自，人類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必須與自然和社會中各種人、各種關係相依存。
第四，竹內好及其成功的本土化譯介。山田敬三認為「魯迅研究最大的遺產是『竹內魯迅」』。有學者甚至直言不諱地指，《故鄉》能人選日本國語教科書，決定性的因素無疑是「竹內好的存在以及他的壓迫感」。實事求是地說，《故鄉》日譯本眾多，但竹內好的翻譯是最本土化的。關於竹內好對魯迅作品的翻譯，有學者認為「這種『魯迅語言』本身，實際上已轉化為對魯迅的闡釋，於是，在被引用的『魯迅』與引用者竹內好之間，便有了二者渾然一體的融合，『竹內魯迅』由此而誕生」。藤井省三認為竹內好的《故鄉》譯文「是本土化、日語化的典型例子。與魯迅的原文相比，竹內好譯文用了超出原文幾倍的句號，將原本數行的長句斷成很多短句，把在傳統和近代的縫隙中艱苦奮鬥的魯迅的曲折的文體，進行了適合當代日本人喜好的意譯」。竹內好的譯文調整了語序，為了迎合日本人的喜好而改變了魯迅的文體。選人教科書的作品則又進行了更改，以適用於教學需要，可以說是一種「再譯」。比如，課文都刪除了魯迅原文結尾標註的寫作時間「一九二一年一月」，這樣可以讓學生理解課文時無需更多的背景知識，便於與自己的現實生活相聯繫。
總之，《故鄉》成為日本國語教科書「定番教材」，是眾多因素交織的結果。我們探討其中的原因，應該能對我國語文教科書的編選有所啟發。（原文刊發於《語文建設》（2018.5）有刪節，因排版問題，參考文獻略去）
編輯 by 繁花似錦
圖片 by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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