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經典長文：理解和捍衛市場經濟
原標題：張維迎經典長文：理解和捍衛市場經濟
以下觀點來自 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
本文根據作者2007年10月10日在光華管理學院對學生的演講「如何理解市場經濟」及現場問答修訂而成，首次發表於《學習時報》2007年12月18日
經濟學是一門經常受到批評的學科，經濟學家也是如此。可以說，在整個社會學科中，經濟學是最容易受到攻擊的。這不是一個新現象，也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從200多年前經濟學誕生起，在一些人看來，經濟學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學科。
最近有一本書，叫《經濟學及其敵人——反經濟學理論200年》，分析了從亞當·斯密創立經濟學開始一直到今天所有反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形形色色，應有盡有，很值得一讀。相比之下，國內一些反思經濟學家為什麼遭罵的文章的就太表面化了。
捍衛市場經濟是經濟學家的職責
經濟學這麼不受歡迎，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社會為什麼需要經濟學家？我們為什麼要出錢養活這麼多經濟學家？這個問題可能有各種答案。我自己的答案是：社會需要經濟學家，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
市場經濟為什麼需要捍衛？
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權基層不太喜歡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制度，它給每個人提供機會，拒絕特權。它可以使一些窮光蛋變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變成窮光蛋。
所以，有特權的人，或者喜歡特權的人，或者通過特權獲得利益的人，就不願接受市場經濟的挑戰，因為市場經濟與他們的既得利益相衝突。從歷史上可以看到，反對市場經濟的最大一股力量，就是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
第二，由於人們的無知。我用無知這個詞，沒有感情傾向，而是要強調科學、理性思考方法的重要性。理性思維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支柱。從啟蒙運動以來，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教導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理性地思考問題，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並不這樣去思考問題。他們喜歡從直觀的角度看問題。
市場經濟有一個毛病：當你能享受到它的好處的時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點；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它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它的優點在什麼地方。特別是由於政府或者某種強權的不恰當干預，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使市場經濟表現為病態市場經濟的時候，人們往往以為這是它本身的毛病。
第三，人們的無知很容易被機會主義者利用。由於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會出現的問題，就給那些嘩眾取寵的人提供了機會。這些人批評市場經濟，不是說他們骨子裡一定認為市場經濟不好，而是他們知道，如果批判市場經濟，就可以得到公眾的喝彩和擁護。這樣的人可能是所謂的「學者」，也可能是政治人物。
出於政治需要，從古到今，總有一些政治家聲稱市場經濟是壞的，因為他們知道，提出反市場經濟的口號和政策，可能得到更多的民眾支持，拉到更多的選票。
政治家喜歡向人們許諾免費午餐，因為人們渴望免費午餐，而經濟學告訴人們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所以，無論古今中外，總是有很多人反對經濟學的邏輯，把經濟學家當作敵人。
當前中國社會的反市場跡象
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非常不容易。我們從計劃經濟時期完全否認市場，到改革開放之後部分承認市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完全承認市場，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
而現在，社會上又開始蔓延著對市場經濟的誤解和不信任。這種誤解和不信任如果演變為更多的反市場政策，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面臨非常大的風險，比環境破壞的後果更嚴重。這時候，需要經濟學家站出來，澄清和捍衛市場經濟。
從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奇蹟
要講市場經濟對人類的貢獻，就要回顧歷史。根據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在人類歷史上，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萬年間，人類花了99.4％的時間，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達到了90國際元（這是按照1990年國際購買力核定的一個財富度量單位）。
然後，又花了0.59％的時間，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達到180國際元。從1750年開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時間內，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達到6600國際元。換句話說，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裡創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畫成坐標圖上，可以看到，從250萬年前至今，在99.99％的時間裡，世界人均GDP基本沒什麼變化，但在過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個幾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長。
世界最主要的發達國家也是如此，無論是所謂的西歐衍生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還是西歐國家本身，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等12個國家，還是後起的日本，經濟增長都主要發生在過去一二百年的時間裡。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發生在過去30年。
僅僅數字還不能說明所有問題。想像一下，我們的祖輩，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的中國人，能夠消費的東西，和古代秦漢隋唐時期沒多少區別，甚至還不如宋代。在歐洲也一樣，一個普通英國人在1800年時能消費的東西，古羅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羅馬人比他們享受得更多。而我們今天能消費的東西，是過去的100年前的人無法想像的。
有人測算過，按照零售商庫存記錄的商品種類計算，在250年前，人們能夠消費的商品種類大致是10的二次方??也就是上百種而已。而現在，我們能消費的產品種類是10的八次方以上，有上億種。
1820年的時候，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是26歲，與古羅馬時代差不多，到2002年變成了67歲。現在，中國人均壽命預期達到了70歲。
有些年輕人不了解歷史，可能不知道，中國的糧票是1994年廢止的。在票證廢除之前,去糧店買糧食要有糧票，買油有油票，買布有布票。三十年前，中國一個大學畢業的國家幹部工資是50多元，那時候一斤雞蛋是6毛多，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90斤雞蛋。現在，北京一個保姆的月工資大概是1000塊左右，可以買300斤雞蛋。
我在農村的時候，農民干一天活賺兩毛錢，價值相當於半斤白面。現在我的老家，一個沒有任何技能、只上過小學和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錢是55塊錢，可以買一袋50斤的白面。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
為什麼人類的奇蹟在過去的250年里出現，而中國的經濟奇蹟只是在過去的30年里出現？是不是人變得比原來更聰明了，比過去的人智慧更高了？當然不是。人類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沒有太大的進步。今天的中國人再聰明，我相信沒有幾個能超過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樣，人類的智慧在過去兩三千年內沒有太大的變化。
難道是資源變多了？也不是。人類的資源不僅沒有變多，相反，與土地相聯繫的自然資源還在慢慢減少。那是什麼發生了變化？
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類實行了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即市場經濟。西方國家在200多年前開始實行市場經濟，所以在200多年前開始起飛。中國在30年前開始走向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在過去的30年里，發生了巨大的飛躍。
市場經濟特徵之一：競爭為他人創造價值
什麼是市場？市場就是好壞由別人說了算、不由你自己說了算的制度。
在市場上，任何人不為別人創造價值，就不可能獲得收入。所以你必須努力為他人創造價值。價格提供了一個信號，什麼東西有價值，什麼東西沒有價值，要在市場上考驗，要由買的人說了算。沒有人願意超出你為他服務的價值來付出價格。
當兩個企業競爭，我們說某一個企業更有優勢的時候，意味著這個企業能為消費者創造更多的剩餘價值，既消費者剩餘。企業之間的競爭，是為消費者創造剩餘價值的競爭。
進一步看，企業如何創造更大剩餘價值？靠的是創新。市場競爭不是簡單的價格競爭，而是看誰更有能力生產新的產品，或者說用新的方式生產產品；誰更有能力開拓新的市場，發現新的原材料，採用新的組織形態，為消費者創造更高的價值。誰能做到這一點，誰就能獲得更大的市場。
企業之間的競爭，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飛速發展，使我們在過去幾百年中，創造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財富。
經常有一種誤解，認為人類的生活水平提高來自技術進步。問題是，為什麼有的體制下技術會進步，有的體制下技術就不會進步？是什麼推動了技術進步？
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只有市場經濟才能推動技術進步，並使新的技術很快投入運營，對人類生活產生影響。
在古代，也有不少的技術發明，但這些發明很少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因為它不是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產生的，很難商業化。聰明人靠靈感想像出來的東西，不一定能真正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市場經濟特徵之二：陌生人之間的分工合作
市場經濟的第二特點，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兩個人一塊做事，比單獨做的事加起來更多——也就是說，合作可以創造價值，這是經濟學中的一條基本原理。但這種合作不是簡單地像人民公社一樣，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樣的活，而是分工、專業化基礎上的合作。
分工專業化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人的優勢，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推動技術進步，所以能創造更大的價值。
分工專業化是跟交易相聯繫的。人類有交換的意願，才使分工合作成為可能。但由於信息不對稱，在傳統社會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間、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進行，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個村的人，或者同一個教堂的人進行合作，很難找到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而人類今天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區、超越國界，走向全球。今天我們所消費的商品，99％的生產者你不認識；一個企業的產品賣出去，絕大部分消費者他也不認識。正是這種大規模、大範圍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但要使陌生人之間達成合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那就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別人，我們不敢買他的東西，他賣不出去，專業化對他就沒有好處。結果，他只好自己給自己生產，那就回到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所以，市場經濟中，不光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還有一隻「隱形的眼睛」。也就是說，陌生人之間能夠合作，是因為有一雙隱形的眼睛在監視我們，每個人必須好好表現，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過去對市場經濟的批評，往往是由於人們只知道前一個因素，而沒有看到後一個因素的作用，所以，認為市場上一定有欺詐，無商不奸。
而實際上，我們今天看到，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人們越注重自己的信用。尤其是企業，要在市場上取得成功，必須建立很好的聲譽。如果他的聲譽不好，沒有人信賴他，就會被淘汰。
建立市場信任的關鍵：企業、利潤和企業家
市場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我重點談三個概念：企業、利潤和企業家。這三個概念是理解市場經濟的關鍵。
比方說，中國有13億人，每個人都生產自己的商品，到市場上去賣，誰能信得過誰？換一種說法，如果把市場上所有商品的商標都去掉，你敢買什麼東西？可能敢買土豆、大米、水果這些最簡單的商品。像汽車、電腦、礦泉水、投影儀這些質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別的東西，你敢買嗎？你不敢，市場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買。
那怎麼辦？有一個辦法，我們13億人分成了不同的組，比如說分成30個組，河南人、河北人、山東人、陝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這個分組之後，我們不認識每個人，但我們知道這是山東人，那是廣東人，就可以作出某種判斷。
企業就類似社會的分組，每個企業有自己的一個名字，誰騙了我們，我們可以追訴他，或者他這次騙了我，下次就不買他的東西，他就要完蛋。當社會劃分為企業的時候，每個企業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沒有企業，每個人只從事個體生產，做不到這一點。
企業何以使得我們可以相互信任？答案與所有權配置和利潤有關。比如一個企業由一萬個人組成，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所有者。這個企業每年的利潤是1個億，一萬個人平分，每人拿1萬塊錢。這樣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如果要求人人都負責任，結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負責任。
現實中，企業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分配責任，即一部分人承擔過失責任，另一部分人承擔嚴格責任。承擔過失責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沒有遲到早退，沒有曠工，沒有違反工作規定，幹了一個月，到月底一定要領到工資，這就是員工。另一部分人，即老闆，要承擔嚴格責任——或者叫剩餘責任。
用一個通俗的說法，什麼叫員工？別人沒有發現你的錯誤，你就沒有錯誤，這就叫員工；什麼叫老闆？你沒有發現別人的錯誤，那麼所有的錯誤都是你的，這就是老闆。
老闆沒有權利在消費者面前由於自己沒有犯錯誤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闆面前因為自己沒有犯錯誤而要求收入，這就是老闆和僱員的區別。
老闆拿的是利潤，承擔的是對消費者的責任。利潤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餘，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所以它是一種激勵機制。一個企業生產產品，我不認識裡面的工人，為什麼要信任他？是因為有人承擔剩餘責任。
最簡單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館的老闆，廚師洗菜不幹凈，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須負責。利潤作為一種獲取收入的方式，使企業所有者承擔剩餘責任、嚴格責任，任何一個員工犯的錯誤老闆都要承擔，因此，老闆必須認真監督員工。這樣，顧客才可以放心地購買企業的產品。
進一步講，不僅僅是企業的員工，包括企業供應商犯的錯誤，企業老闆也得承擔責任。比如說你買了一個品牌計算機，計算機的某一個零件，如屏幕、晶元、風扇出了問題，甚至是電池爆炸了，要承擔責任的，首先是計算機廠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應商。
換句話說，一個品牌企業，實際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費者面前立了一個軍令狀，打保票說，你買我的東西，出了問題我負責。這樣，才有大家可以信賴的市場，才有了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才有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
所以我說，市場經濟是一種責任制度，利潤是一種考核方式。市場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形態劃分核算單位，通過利潤追溯責任，從而讓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們談市場經濟，絕對不要忘了企業家。只從價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場經濟。但非常遺憾，過去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里，都沒有企業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評，經濟學家所談的經濟成長，像一部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沒有出場。
拿利潤的人是企業家，他承擔著為整個社會組織、生產並且監督其他人的作用——當然，這裡所說的企業家，不是指特定的某個人，是指行為的功能；是說在市場經濟當中，有這樣一類人，起著這樣一個作用。
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歡企業家，不重視利潤，與不接受市場經濟，是同一回事。
中國企業家面臨的困境
概括地說，企業家的工作就兩件事：
第一，應對不確定性。這是1921年美國經濟學家奈特提出來的，他在他的名著《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中證明，沒有不確定性，就沒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利潤；利潤是對不確定性的補償。
第二，推動社會的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責任，不是技術專家的責任，技術專家只是在發明，創新是把發明變成一個對消費者有價值的東西。創新是「創造性的毀滅」，比如現在用的MP3，毀滅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對卡式錄音機的毀滅。每一種新產品，都是對原來一種產品的毀滅。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經濟發展理論》提出的重要觀點。
中國的企業家和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家是否一樣？從大概念來看，是一樣的，無論中國的企業家，還是西方的企業家，都在應對不確定的問題，都在進行創新。但我們細分之後，發現不一樣。
不確定性可以劃分為兩類，一個是市場的不確定性；一個是政策的不確定性。創新也可以劃分為兩類，一個是技術、商業的創新，比如說推出新產品、採用新的生產方式、新的商業模式等。另一個是制度創新，就是設計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這樣劃分後，西方企業家和中國企業家的區別就顯現出來了。西方企業家應對的主要是市場的不確定性，主要進行技術和商業的創新。所以他們的精力主要用來預測未來消費者是什麼口味，未來技術發展的趨勢是什麼，用什麼樣的新產品才能贏得市場。
而中國的企業家，太多地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比如說，要想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還有什麼事可以做，比如獎金能不能發、期權能不能搞，等等。他們大量的精力在應對政府，找出一些繞過現行政策的辦法，進行所謂的制度創新。
這樣看來，在全球競爭的舞台上，中國企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因為消費者不關心你整天在忙什麼，工作有多辛苦，不會因為中國企業家比美國企業家忙多了，就給他們多付錢。他們只會在乎，你生產的產品是否比別人更好，你創造的價值是否比別人更大，並據此作出選擇。所以中國的企業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這不是憑空而講。大家可以調查一下，中國的企業家是不是要比外國企業家忙。外國的企業，無論多大的老闆，都會有自己的休假時間，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國的企業家，很少有時間休假，甚至沒有禮拜天。為什麼？因為他們有太多來自政策的不確定性要應付。一個企業家很難告訴你，下個月在幹什麼。
政府干預導致市場發育不足
如果我們從市場的幾個門類來看，有產品市場、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和技術市場。中國的哪一個市場發展的最好？政府干預最少的，發展得最好。
總體而言，產品市場是發展最好的。比如中國的家電產業，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發展得特別好。相比之下，中國的汽車工業，WTO之前管的很緊。
吉利的李書福在上世紀90年代就生產了汽車，找政府要批件、要上產業目錄，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產汽車，政府不讓你上目錄，就是不合法的，沒法賣。為什麼現在中國的汽車市場到處都是外資的品牌，原因就在這裡。仔細研究就知道，哪一個產品市場政府限制越多，哪個產品市場問題越多。
勞動力市場也算髮展得比較好的市場。中國經濟能有這麼好的發展，與勞動力市場充分競爭和靈活性有很大的關係。但這一塊也不是完美的，因為我們有很多戶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農民變成工人了，我們不叫做工人，叫農民工，按照身份屬於農民，按照工作屬於工人。這是制度扭曲產生的怪象。
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是問題最多的兩個市場。在資本市場上，誰能得到貸款、誰得不到，誰能上市、誰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有政策決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規定的。
特別是在早期，一個企業要上市融資，需要很多部門的批准，拿到資格的人就獲得壟斷地位。有關係的人才能拿到這個資格，所以這個市場很不健康。
銀行貸款也一樣，這麼多老百姓的錢貸給誰？政府部門說貸給誰就貸給誰，民營企業不容易得到貸款，而國有企業大量的虧損照樣可以得到貸款，市場沒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場，沒有真正的私人交易，而是政府的強制交易。要蓋房子，農用地變為住宅地，需要從農民手裡拿，拿的時候，政府以很便宜的價格征地，然後倒手賣。有關係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沒關係的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價錢才能搞到。所以這個市場也很腐敗，沒有效率。
中國的房價為什麼漲的這麼快？如果我們實行自由的土地產權制度，房價這麼高，就會有更多的土地釋放出來建房子，房價上漲就會受到控制。
最後看技術市場，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市場。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它是通過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場經濟當中，你有一個好的發明，可以通過創辦企業，或者通過轉賣、授權來實現它的價值。
在中國，大量的技術專利是個人申請的，而不是公司申請的，創新沒有變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為。這是影響中國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跟我們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夠有關。
政府最應該做的：保護產權，推動競爭
為了完善市場，政府應該做什麼？就是很好地界定產權、保護產權。只要政府真正做到這一點，真正保護人們的自由，每個人都會運用自己的優勢，在市場上進行交換，達成合作，整個社會很快會富裕起來。
沒有政府，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場的一種需要。但問題是，政府獲取收入的辦法跟企業不一樣。企業不創造價值就不能獲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創造價值，通過稅收也可以獲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職責界限。
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說，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維，看到社會中出現某種問題，沒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請求政府干預。實際上，許多情況下，政府干預越多，問題越大；問題越大，對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結果就會陷入惡性循環。
所謂競爭，並不是說一個行業有很多企業，而是政府允許自由進入。在中國，石油、電信等行業經常受到批評，真正的問題在哪兒？是政府沒有把行業放開，只允許一部分企業做，不允許另一部分企業去做。要使中國的電信企業、石油企業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解除行業進入的管制。這樣，即使沒有企業馬上就真正進入，僅僅由於潛在的競爭威脅，他們也會努力迎合消費者。
任何限制競爭的做法，只對少數人有利。資源配置要麼按市場，要麼按特權。如果不按市場，一定會按特權。任何限制競爭、人為地限定價格的辦法，最後只能讓少數有特權的人得到好處。
讓窮人的資產變成資本
關於產權保護對窮人致富的意義，秘魯經濟學家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一書中給出了很經典的證明。為什麼落後國家的普通人那麼貧困？因為這些國家缺少能把資產變成資本的制度。發達國家為什麼發達？因為它所有的財產定義都明確，任何人都可以把資產變為資本。
這聽起來比較抽象，舉個例子：假如我有一棟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筆錢。如果我的房子產權明確，就可以抵押給銀行。我的房子值100萬，銀行可以給我貸60萬，這樣我的企業就可以做起來了。十年以後，可能我就變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後國家做不到這一點。
這本書的作者走訪了幾十個國家，作了大量的統計研究，第三世界窮人積累的資產有很多，比如說房產的價值是9.5萬億美元，但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資產，可以使用，無法買賣。
看看中國的農民是不是這樣？農民是中國社會最低層的群體，但農民手裡都有值錢的東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賣，即使進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兒。一邊有值錢的財富放在那兒，一邊在城市裡又沒地方住。
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農民真正獲得土地的所有權，把那些宅基地賣了，在城裡至少買一個四十平米的房，他就跟城裡人一樣了。但現在不能，因為政府不允許。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權利，沒有交易的權利。
社會落後，不是我們沒有資產，而是沒有把資產變成資本的途徑，所以很多人可能拿著金飯碗討飯吃。資本市場的作用，就是讓人們可以用未來交換現在。
這是什麼意思？我現在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想法、一個計劃書，但因為這個計劃實現之後我可以賺大錢，所以現在有人給我大筆的錢。但如果產權沒有很好的界定和保護，你有一個好的創業計劃，政府不讓你借錢，或者銀行不相信你，不借錢給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無論在第三世界國家，還是像我們這些新興的市場國家，要使窮人富裕起來，第一要務，是很好地界定產權，讓窮人的資產可以變成資本。這樣，每個人聰明的腦袋可以提現。如果不是這樣，靠政府和世界銀行給救濟，靠各種慈善活動，抵消不了由於制度的不合理給窮人帶來的損失。
相信市場，允許民間扶貧
當然，在任何社會，包括市場經濟中，總會有相對貧困的人需要救濟，問題是怎麼去救濟？
很多人認為，扶貧要靠政府。但在中國，我的研究發現，財政支出佔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說，現在政府建設新農村，在農村給一些窮人補貼，這本來是好事。
但仔細看一下，錢撥下去之後到誰手裡了？大部分沒有到最窮的、最需要錢的人里，而是到了某一個縣、某一個部門領導的老家，某個親戚手裡。政府花了很多錢，但沒有起到扶貧的作用。
經常有人講，政府要去做市場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個註腳，很多市場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讓做。現在的慈善事業，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狀況。未來中國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後，慈善事業會越來越多，但我們的體制環境不利於慈善事業的發展。
我本人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包括茅於軾教授、吳敬璉教授、林毅夫教授，我們十幾個人，在三年前就做了一個富平基金，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幫助農民工的培訓；第二是資助農村的小額貸款，但至今沒有被註冊下來。
同樣的道理，在醫療體制改革問題上，我曾經說，政府有責任提供醫療保障，但沒有權力不讓私人辦醫院。
如果允許私人辦醫院，政府花在醫療上的錢，就可以大大轉到低收入階層身上。因為高收入階層的人，會花高價到服務方便、不用排隊的醫院，這就把更多的醫療資源讓給了困難人群。
而且，政府還可以向私立醫院徵稅，進一步補貼困難人群。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而現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國，越是好的醫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費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關係的人身上。
一個嚴重的誤解：市場導致不平等
對於社會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現象，大部分人都很擔憂。但有人把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為市場化改革，甚至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結果一定是貧富差距擴大。這是一種誤解。
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使什麼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嗎？不是，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舉個簡單的例子，愛迪生髮明了燈泡，給每個人都帶來便利。但燈泡的價值對富人來講要比窮人小，因為富人有錢，沒有燈泡，他可以點很多蠟燭，而窮人一根都買不起。
再比如現在有了電視，每個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戲，而過去只有少數富有的人、皇宮貴族才能享受現場直播式的演出。汽車也這樣，過去富人可以坐轎子，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產品技術都是這樣。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權階層。
再看中國改革的歷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學，那時候全國總共招了28萬大學生，後來追招可能是40萬。那時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機會上大學，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歷史問題的，當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沒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裡看書，結果趕上恢復高考，考上了大學。
1980年代的城市個體戶，大部分是社會低層的群體。因為稍微有特權的人都去當兵了，去政府、國有企業工作了，而沒有特權、沒有關係的人怎麼辦？只好自己撿破爛，擺攤賣點瓜子，結果反倒富裕起來。
這說明，改革使我們的社會垂直流動性大大提高了。斯坦佛大學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國，1990年收入最低的1/5的人，到1995年仍然處在這個群體的比例，遠遠低於美國。也就是說，中國收入的垂直流動性要比美國高。
這一點可以理解，因為中國本身是在劇烈變化過程中，而美國社會相對比較穩定。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但在中國，原來處於社會底層的人，經過奮鬥或創業，進入中產階層的人，就比美國多。
如果以基尼係數來衡量收入差距，我做過一個統計，在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當中，平均而言，市場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國有經濟部門最少的地區、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最低的地區，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
這說明什麼？如果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少，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就大，競爭就激烈，商業活動的利潤就低；如果這個地區只有少數有特權、有關係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膽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後盈利就很高。
舉個例子，浙江一帶的人做生意的人比較多，富人也多，但利潤都很薄。但像東北這樣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賺大錢，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市場環境不好。所以我們看到，市場越開放、政府干預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僅僅體現貨幣收入上，還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權利、選擇等。過去老百姓有什麼自由？我在農村的時候，農民家裡生產的西瓜、蘋果，到集市上賣，被發現，算作投機倒把，要批鬥，甚至關起來，連做人的基本權利都沒有。
那時候農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買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幹部來村裡，大家都搶著請客，有點白面、有點肉都留給幹部吃。為什麼？只有跟他關係搞好了，孩子才有機會當兵、招工之類的。所以，改革開放不是使中國社會變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
拒絕「賣拐」：堅定對市場經濟的信念
市場經濟很脆弱，太容易受到損害，需要有人去捍衛它。市場經濟就是這樣：當你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你只會盯著它的壞處；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它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它的好處是什麼；當你自己把它弄壞的時候，你還罵它，怎麼這麼糟糕。
這就跟人一樣，本來沒病，但有人不斷說他有病，非給他吃藥不可，最後就吃出病來。這也是趙本山的小品《賣拐》告訴我們的真理。現在好多人都在「賣拐」，本來你的腿不壞，他一定說是壞的，說到最後，你自己認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買他的拐。在今天的社會上，這個拐是什麼？就是大量反市場經濟的言論。
我說這些，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大家更好地理解什麼是市場經濟，堅定我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念。
中國的未來最值得擔心的是什麼？不是能源、環境問題——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市場競爭推動的技術進步一定能為我們找到答案。我們沒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馬爾薩斯或30多年前的羅馬俱樂部那麼悲觀。
中國的未來發展，取決於我們的信念，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如果我們堅定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心，不斷推進改革，完善市場，中國的未來會非常好。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製造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中國的未來就面臨著曲折和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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