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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國的史實鉤沉

對商鞅變法,人們總結的很多,主要是從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上做調整。商鞅變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就是把都城從雍遷到了咸陽。司馬遷在講到商鞅變法的時候,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在咸陽進行新的城市規劃。從雍(寶雞東北)遷到了咸陽,非常明顯的一個情形就是它從關中平原的邊緣地方遷到了關中平原的中心位置,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是一個人文地理、政治地理的變化,它對國家的決策、國家的政治方向更是意義重大,對於領導整個關中地方的農業進步和充實國力有直接的意義。咸陽所在的地方水資源非常豐富,具有充分優勢,今天人們所謂「八水繞長安」的說法就體現了這一點。

仰韶文化遺址的分布在武功、扶風這些地方,在關中西部比較集中;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就是周人進行早期創業的地方分布和仰韶文化類似;經過西周、春秋戰國,到了秦漢,遺址分布地區就完全不同,文化遺存的集中地點便到了西安、咸陽這一帶。這種歷史變化最初的開端便是由商鞅啟動的,就是源於把都城從雍遷到了咸陽。我們知道從夏到商最早的文明積累集中在中原地區,就是今天的河南中部,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晉國、楚國、吳國、越國這些崛起的一方霸主都在屬於「辟陋之國」,地處邊遠,卻能夠如荀子所言「威動海內、強殆中國」,影響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

歷史上的這種區域文化,先進和落後、窮和富、中心和邊遠的變化多次發生,在秦漢時期,江南還是相當落後的,如司馬遷說:「江南卑濕,丈夫早夭。」這個地方很潮熱,中原人不習慣,中原的生產經驗到那裡不容易推廣,因為氣侯條件不一樣。「丈夫早夭」說男性居民的壽命很短,我們也確實看到有這樣的歷史跡象。但是到了東漢以後,江南得到開發也和全國的氣侯變化有一定關係。經過六朝的繁華,江南地方成了全國經濟的中心。沿海地方在漢代被看作非常窮僻荒涼、皇家權力都管不到的地方。但是進入晉代之後,我們知道沿海的優勢已經突出的表現出來了。隋唐以後,中央政府即使國都建立在北邊,也是要靠漕運把江南的糧食運到北邊來,所以才有運河、沿海的運輸。那麼到了更晚的時候,內地和沿海的這種變化便更加明顯。所以,中國歷史上這種區域之間力量的消長變化是頻繁發生的。

《荀子·強國》說秦的「威強」「廣大」,也使用了「地遍天下」「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的詞語,秦這個時候確實已經崛起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到秦歷史時,有「昭襄業帝」這樣四個字。秦昭襄王在位時間比較長,管理秦國56年。在他任上,秦實際上已經確定了統一的大方向,在秦昭襄王時代已經沒有其他的力量可以阻擋秦人實現統一了。

我們還要注意到當時東方國家對於秦的判斷,他們對於秦採取一種鄙視的態度,如六國年表》:「秦雜戎翟之俗。」《天官書》:「秦,夷狄也。」《商君列傳》:「秦戎翟之教。」《魏世家》:「秦與戎翟同俗。」對於秦存一種鄙視的心理。而我們剛才最初介紹秦的埋葬習俗,確實是和戎狄同俗,和東方國家是不一樣的,在文化淵源上是存在差別。東方人因為有儒學以及其他學派文化積累的優勢,看不起秦國,這是當時的一個歷史事實。但同時他們稱「秦暴」或者是「暴秦」,體現了秦國力的強大。我們從反面來理解,這也體現了秦的進取精神和英雄主義,以及在戰爭中軍力的強盛。另外東方人用鄙視的語調,說秦王貪,「秦貪戾之國也」,永遠沒有止境,永遠要進取,並說「虎狼之秦」,稱秦為虎狼之國。這些也都體現了秦文化當時的強勢風格。

秦昭襄王十九年的時候稱過西帝,當時的齊王稱東帝,但是很快兩家又都取消了這個帝號。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九月,秦國上將軍白起率軍在規模空前的長平戰役中獲得全殲趙軍主力四十餘萬人的決定性勝利,確定了秦國軍事實力已經無敵於天下的強權地位,但白起後來也被秦昭襄王逼迫自殺。長平之戰圍困了趙軍四十六天,趙軍軍糧斷絕最後宣布投降,主將趙括戰死,部隊的主力投降全部被坑殺。這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典型的在戰爭中殺降的實例,所以說「虎狼之國」這個說法在當時也不是沒有根據。

在秦昭襄王時代,如果以太行山、白河、漢江下游一線貫通南北,這條線以西的遼闊地域,都已經成為秦國的疆土。應當看到,當時這一界線雖然大體兩分天下,而西部地區卻實際已經佔據了能夠威懾並進取東部地區的優勢,可謂佔據了半壁江山。秦人這個時候統一的進程已經沒有力量能夠阻擋,實際上也已經實現了管理整個國家的行政能力的演習。我們看這樣一個形勢:此時秦人的執政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東方六國,東方六個國都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能夠有管理這麼廣闊地域的行政能力。

這條分界線提一下,後來劉邦戰勝項羽,漢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都同樣是據這一界線以西地方,舉軍東進,取得成功。

另外韓非這個人也需要稍微介紹一下。韓非是法家學說集大成者,完成了《韓非子》這部書。秦始皇還未統一六國,還是秦王的時候,看到了韓非的《孤憤》《五蠹》,感慨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他以為這是古人寫的書,寫的真精彩,還說如果我能夠和這個人交朋友,那死也無憾了。李斯與韓非是同學,他們都是荀子的學生,李斯就對秦王說這是韓非寫的書,這個人活著呢。於是秦人就攻打韓國得到了韓非,但是又沒有重用韓非。後來韓非被人詆毀入獄,被李斯逼迫自殺。當秦王后悔想要放韓非出獄時,韓非已經去世了。

還有一個人要介紹一下,呂不韋。唐代詩人李商隱有詩:「嬴氏並六合,所來因不韋。」說秦能夠實現統一,呂不韋這個人物的功績相當突出。用個人財富來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路徑,呂不韋是第一人。范蠡是從政治家到成功的企業家這樣的一個路徑,呂不韋則是由商人最後成為政治家、軍事家。

歷史上有一個疑問就是秦始皇的血統問題,秦始皇究竟和呂不韋有沒有關係?《史記》把兩種不同的傳說都記載下來。「趙姬有孕,後歸子楚」,就是呂不韋喜歡的女人被秦始皇父親看中,於是呂不韋把這個女人送給他,可是送給他的時候女子已經懷孕了。但是後來也有人指出,這是戰國好事者為之,是謠言。而《史記》裡邊確實也明確說道「至大期時,生子政」,所謂「大期」,有十月和十二月兩種解說,但無疑不能理解為不足月。自然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就是如王世貞《讀書後》所推想的,呂不韋的門客只是藉此醜化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亡也。」後世文人炒作這一傳聞,以迎合市俗,則是出於另外的目的,說你不是把我們六個國家都滅了嘛,實際上是我們把你先滅了,你們這個國君就不是你們秦人,我們便看到明代思想家李贄的《藏書》里說到秦史的時候,稱秦始皇是「呂秦始皇帝」,他說秦始皇帝姓呂。但是我們今天以嚴肅的眼光來看秦的歷史,看秦始皇的生平,看秦始皇的歷史貢獻,秦始皇就是秦始皇,嬴政也罷,趙政也罷,呂政也罷,都不應當影響我們對於他的歷史作用的評價。

另外呂不韋還主持他的賓客編了一本書,他認為東方六國都有很多的文化建設和文化創作,秦人也不應該落後,便組織編了《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一直被看作雜家著作,既不是儒學也不是黃老之學,既不是兵學也不是荀學。之所以被看作雜家,因為它裡邊確實把很多家、很多種思想流派的理論精華都收集了進來。在呂不韋看來,這本書是要給即將誕生的統一的秦帝國進行一個政治設計,他也提出了一些政治理念,有些是相當先進的,有些是和儒學理念一致的。比如說執政要順民心,「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歷史上很多,而 「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過」,再如「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辦什麼事兒要先了解老百姓的意向和情感,如今看來,這也絕對是政治真理。

《呂氏春秋》是戰國百家爭鳴時代最後的文化成就,同時它也是文化史即將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文化標誌,可謂一座文化進程的里程碑。儘管呂不韋在秦王朝建立時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然而《呂氏春秋》的文化傾向,對秦政依然有一定的影響。我們看朱熹對這部書的評價,他說:「雲其中甚有好處」(卷一三八);「道裡面煞有道理」(卷一一九);「道他措置得事好」 (卷九九),都是說本書進行的政治設計、描畫的政治藍圖非常合理,非常得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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