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圖① 竺可楨像

圖② 竺可楨日記

圖③ 1939年，竺可楨（前排左3）與貴州浙大校友合影。

竺可楨是一代科學宗師，同時也是一位科學精神的弘揚者。1937年初，竺可楨和中國科學社的同仁編了一部書，名為《科學的民族復興》，竺可楨還給書寫了「序」和「結論」。這本書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書出版沒多久，社會學家孫本文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就對書作了高度評價，他說：「該書編製極審，內容至為切實，各篇都有精彩。竺先生之序，詞義並茂，讀之鏗然，足使學者油然而生民族復興之思。」在書中，竺可楨號召「以科學方法研察吾國民族」，包括本民族的歷史、地理、人種、文化、習俗等等。

這其實也是竺可楨一生秉持的觀點。在他看來，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衰弱與缺乏科學文化有很大關係。「故以後當以固有之民族自信力，去樹立科學文化」。或者說，要實現「中國科學化」。而這個目標，「不是僅僅靠幾個專門科學的人去努力就行的，必須得要社會民眾、政府當局共同努力才行」。很關鍵的一點在於「民眾頭腦的科學化」，也就是說要使民眾養成科學的態度和應用科學的方法。

1935年，竺可楨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國科學社第二十次年會，並作了一次《利害與是非》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明確說，當年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以為造船制炮就可以和西洋文明抗衡，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是錯誤的。科學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事，而且是一種「空氣」。「科學是等於一朵花，這朵從歐美移來的花種植必先具備相當的條件，譬如溫度、土壤等等都要合於這種花的氣質才能夠生長。」所以，中國的科學化要先問中國是否有培養科學的「空氣」。「培養科學的空氣是什麼？就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是什麼？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就是說，只求真理，不管個人的利害，有了這種科學的精神，然後才能夠有科學的存在。」竺可楨說，一般人碰到「是非」和「利害」相衝突的時候，難免「利害」之心壓倒了「是非」之心。作為一個氣象學家，他發現當時各省的氣象記錄經常是不夠準確的，負責氣象調查和記錄的人，「往往貪於個人的便利，不顧事實如何」，他很沉痛地說，「這種習慣一日不改，中國的科學就一日無望」。

竺可楨認為，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科學精神的養成，關鍵在是求學時代受到的訓練。就在這篇演講發表之後那一年，46歲的竺可楨被任命為浙江大學校長，這為他在青年一代中塑造科學精神提供了機遇和舞台。竺可楨擔任浙大校長達13年，就像蔡元培、梅貽琦對北大、清華的精神重塑一樣，他的人生也和浙江大學融為了一體。在他的主持下，浙江大學經受住了抗戰硝煙的洗禮，崛起為「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被譽為「東方劍橋」。

浙江大學的前身是創建於1897年的「求是學院」。「求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之一，《漢書》中有「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之語。作為浙大的校長，竺可楨對浙大最大的貢獻是擦亮了「求是」這個傳統品牌，對古老的校名作了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解釋，並將其刻進了浙大風骨之中。

1939年2月4日上午七點半，當時的浙大正在西南流亡途中，竺可楨召集一年級全體學生談話，以「求是」二字為主題給新生們作了一次演講。他提出，「求是」是浙大的校訓，「這是我們所懸鵠的，應視為我們的共同目標」。而所謂「求是」，不僅限於埋頭讀書或是在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深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隻眼，來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瞭然於心，然後盡吾力以行之，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他說，西方的文明史上的先驅如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牛頓、達爾文、哥倫布都是靠著「求是」精神而取得最後勝利的。1941年，在《科學之精神與方法》中，竺可楨更明確地強調，「提倡科學，不但要知道科學的方法，而尤貴乎認清現代科學的目標。現代科學的目標就是探求真理。科學的方法可以改變，而科學的目標卻永遠不能改變，這就是科學的精神。」具體來說又包括三個方面。第一，「不盲從，不附和，一以理智為依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御，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第二，「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第三，「專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苟且」。這三種態度，是科學史上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們所共有的。現代中國的國民尤其是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大學生，同樣需要培養這種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楨是在廣義上理解「科學精神」的，並不局限於自然科學，比如，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史學就具有科學精神，「因為中國的太史，一向是主張秉筆直書」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竺可楨對科學精神的呼籲和倡導，在本質上依然是為民族復興找到一個文化上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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