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社會性別分析的一個有用的範疇
原標題：中國歷史：社會性別分析的一個有用的範疇
中國歷史：社會性別分析的一個有用的範疇
賀蕭王政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2008年第12期，為便於編輯，注釋從略，如需引用，請查閱原文。
對中國學學者而言，瓊·斯科特（Joan Scott）的文章不是一張具體的路線圖，而是份關於如何廓清和讀通迷徑的工作指南。至於該怎樣具體地運用斯科特的精闢見解，則既取決於被探索的研究領域，也取決於探索者的眼光。最近中國學研究中的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一方面，社會性別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極有成效地催生了中英文著述中的新知識；另一方面，斯科特的指南性的論文《社會性別：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範疇》對以中文進行的學術研究的影響，要小於它在英語世界中的影響。然而，對關注人文景觀和觀念形態形成的歷史學家來說，各個區域的本土學術形態至關重要。因此，作為學術實踐的「社會性別」，與作為歷史範疇的社會性別一樣，也需要我們為之作一歷史分析。
本文著眼於社會性別研究在歐美（主要是美國）和中國的學術歷程。在這裡，中國和歐美並非密封隔離的學術區域。多年來，兩個區域之間，以及與日本、港台①和其他地方的學者間的交流，始終十分重要。同樣重要的，還有那波20世紀早期在國際間流行的女權主義理論。但本文並不試圖全面涵蓋這兩個學術區域中的社會性別研究成果，而將著力於勾勒出這兩個各有特色卻又互相纏繞著的當代學術形態的輪廓。我們希望本文能有助於其他學者今後對這一討論的拓展。
英文著述
瓊·斯科特文章發表於以英語從事研究的中國學學者們的盛世。從1970年代前期開始，對中國的女權主義學術研究有三條基本探索路線。第一條路線，以人類學家瑪傑里·沃爾夫（MargeryWolf）為先鋒，其研究對象，就如那時的大多數關於中國的人類學和歷史學著述一樣，是中國的親屬制度。不同之處在於，女權主義學者對親屬制度的分析是以婦女為中心而展開的。沃爾夫指出，婦女們一旦從自己的村莊嫁出去後，便以孤立、脆弱而且具有潛在威脅性的陌生人的身份，進入了一個因婚姻而織就的親屬網路。她們的地位和精神健康，既取決於生育孩子的狀況，也仰賴於那種被沃爾夫稱之為「子宮家庭」②（Uterine Family，又譯「陰性家庭」、「女陰家庭」）的情感網路的建立。至少對女權主義學者來說，沃爾夫的洞見，不僅重新勾勒了親屬制度的形態，而且也證明了親屬制度是個深深地社會性別化了的領域。
吸引了諸多歷史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學者的第二條研究路線，試圖通過回答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究竟對婦女是好還是不好這麼個問題，來對20世紀的這場革命作出評價。學者們的答案多種多樣。女權主義學者們讚揚了共產黨在1920到1980年代之間重視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婦女對教育的需要，以及注重發揮婦女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作用。但是，學者們也注意到，任何時候只要動員農民參加革命與解放婦女這兩個目標之間出現衝突，前者總是被給予優先權。與20世紀60年代左派活動家們的觀點相呼應，有些學者將這一問題的本因歸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欠缺，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共產革命初期政治上求生的壓力以及在農民和黨員中同樣普遍持久的性別歧視意識，都可能是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在這組研究成果中，有些學者十分擔心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會消除中國婦女在毛式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取得的進步。僅只從下列讀來頗為悲觀的書名中，我們便可窺見學者們的這種判斷：《中國婦女未竟的解放事業》、《中國的父權制與社會主義》、《延遲的革命》③。
發軔於20世紀80年代的第三個研究趨勢，充分利用中國那時新開放的圖書檔案資料，將研究目標鎖定為「讓隱形的歷史主體顯形」。學者們開始將婦女寫入主要沿海城市的勞工史，以及那些在早期版本中對女黨員沒有充分介紹的中共黨史里④。
綜合而言，這些研究成果將對婦女的重視引進了中國學領域，但它們並未檢視學界里已有的一些關鍵性的假設。同那些自20世紀初開始猛烈攻擊「傳統」的中國革命家一樣，這些新的婦女史學者們將帝制中國視為婦女一成不變地處於從屬位置的時期，錯誤地將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中對男尊女卑這一理念的闡述，當作了歷史上無處不在的普遍的社會實踐。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當中國知識分子們論及積弱和半殖民主義的中國時，纏足、未受教育的、愚昧的婦女就成了其標誌。歐美女權主義學者們則扭轉了這類描述——在她們眼裡中國婦女成了強大革命潛力的具體體現——但這些學者們並沒有觸動更長遠的歷史。此外，在聚焦於革命是否給婦女帶來好處的同時，這些研究卻沒能探討社會性別是如何塑造、成就和限制了革命的過程，以及社會性別可能怎樣幫助我們超越革命故事敘述脈絡獲取更廣闊的歷史理解。「加入婦女然後攪和」作為一種學術實踐雖然沒有耗盡其活力，但在概念上卻走入了死胡同。
《社會性別：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範疇》一文的問世，促使此後的研究不但走出僅限於對婦女的思考，走向對社會性別的關注，而且脫離男女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作更廣闊的對權力關係的探索。斯科特的文章使得人們能夠更具有想像空間，來重新審視社會性別同家庭、勞動、國家的構建以及民族國家革命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雖然在斯科特之前這樣的重新審視在歐美的中國史學家中已漸有苗頭，但還沒能全面清晰地表述出來。中國史學家們有選擇地採用了斯科特的研究方法。有少部分學者開始引用福柯，有的引用了德里達，但斯科特關於文化符號、規範性概念、政治社會體制和主體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論述，則幫助催生和組織了大多數最有影響的新研究成果。斯科特的文章標誌著十分重大的概念上的轉變，它梳理了剛萌芽的問題，並為有效地尋找答案提供了很好的建議。1992年在哈佛大學召開的，彙集了用中、英文寫作的學者們的學術討論會，代表著在拓展斯科特開啟的新研究方向上的一個重要時刻。該次會議提出了一個別具意味地命名為「賦中國（研究）以社會性別」的計劃。會議論文集序言腳註中援引了斯科特的文章，並對其觀點作了如下闡述：
社會性別身份和關係並不僅是個人或私下的事；它們是由家庭、宗教、醫學、國家權威以及各種各樣的其他制度和習俗所規定執行（有時也是所破壞）的。與此相應，社會性別也為家庭、國家政權和其他社會制度的清楚表達和它們的正當性的確立提供了一定的語言和範疇……對社會性別的充分關注能夠闡釋清楚婦女的生活，但更根本的是，這樣做能夠使我們對社會生活的運作本身進行探索……通過倡議「賦中國（研究）以社會性別」，我們宣布對婦女和社會性別的研究不只佔據中國學學術活動之一隅，而是將改寫大多數我們用來解說中國的社會關係、社會制度和文化產物的基本範疇。⑤
斯科特的文章問世後的二十多年間，以社會性別為主軸的中國研究在英語學界中的迅速發展雖然遠非一篇短文所能概括⑥，但幾個成果尤其卓著的領域還是值得在此一提。這些領域之一就是重新看待社會性別在中國更長遠的歷史中的狀況。學者們不再將20世紀前的中國描繪成一個對婦女的壓迫一成不變的時期，而是開始探討身體的實踐和空間安排對構建社會性別的作用，美德在婦女主體性和國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婦女的勞作如何保障了家庭的生存和文化精英階層的長盛。比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對宋代婚姻和婦女生活的研究工作就十分重視纏足和家內空間安排在構建和維護社會性別角色上的作用⑦。Chirstian de Pee探討了宋代婚嫁儀式是如何在給了新娘子們一個新的主體位置（媳婦、妻子）的同時，為男性們提供了其專有的「作為社會主體在更大的社區中的位置：男人」⑧。高彥頤（Dorothy Ko）強調了「從儒學典籍中搜集來的對社會性別的規範性概念，親屬制度和教育制度在性別的社會建構上的關鍵作用，以及17世紀上層婦女們在她們的寫作中表露出來的主體社會性別身份」⑨。在她後來的著述中，高彥頤顛覆了中國婦女居於從屬地位的最固定的象徵：纏足。她通過追問纏足對於構建合乎體統的婦女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而全面探討了纏足作為一種由婦女控制的習俗，在幫助確立植根於儒教理想中的性別化的主體身份上，以及同時在創造出複雜的隱匿式性色誘惑上的重要作用⑩。
研究20世紀之前的中國歷史的學者們也找出了社會性別和王朝政治之間的聯繫。斯科特的一個洞見對這方面的研究幫助尤其大，即：社會性別之常見的合法化功用之一，就是被拿來比喻統治和被統治者間的關係。在研究元代的社會性別和元帝國時，Beverly Bossler指出在蒙古人開始威脅並最終征服中原的過程中，盡忠的漢族官員們（男人們）常因保衛自己的轄區奮戰至死而成名，婦女們則由於為保全貞操名節自殺身死而得到褒揚11。曼素恩（Susan Mann）在元代之後另一個由征服者建立的王朝——清12，也發現了同樣的行為模式。在對那些做出了相似選擇的明代守寡婦女的描述中，Katherine Carlitz探討了德作為規範性的概念和作為主體身份認同的作用。她指出，對一代又一代熱切地讀寫這類故事的男人們來說，這樣的守寡婦女已成了有德之士該如何效忠其君王的一種榜樣13。通過對18世紀的貞操政治的研究，Janet Theiss認為，對自己作為非漢族外來者的背景高度敏感的清代的統治者們，試圖把道德教化官僚化、制度化。在他們所創立的國家宗教中，恪守貞操的婦女被視為模範的帝國臣民14。在帝制後期給有德女子的封賞和褒揚文字中，當時的官員和社會精英們對性別化了的德行、社會精英地位和好的政府之間所作的多重關聯，都有著清楚地反映。
總之，婦女們既以英雄式地死去表達了自己的忠誠和貞潔，也以守貞、節儉和勤勞地活著，保障了家庭的延續和帝國的穩定。白馥蘭（Francesca Bray）的《技術和社會性別》則對以下三個方面作了研究：房屋的建造——婦女們雖離群索居於這樣的房屋中，但她們仍被認為在道德和物質上對世界有著影響；婦女的勞動力漸漸地變得不再重要的織布業；通過社會撫育和生理撫育而展開的人的再生產。在這幾方面的研究中，白馥蘭都充分揭示了婦女既是社會性別制度的產物，也是知識和商品的生產者15。曼素恩則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清代婦女是如何通過多種多樣的行動加入到對家庭、經濟以及更廣闊的文化領域的塑造中去。這些行動有：寫作和出版，手工勞動（精英階層的男士通過不參加勞動來顯示自己的地位，但即使是最富裕的婦女也會不知疲倦地勞作於刺繡上），延續終生的與自己的兒子們之間密切的關係，以及宗教活動。曼素恩發現在18世紀的中國有一個不斷擴展的，需求婦女的家內家外勞動力的市場。這樣的市場導致了婦女價值的增加，引起了公眾對婦女角色的辯論，也導致了有身份的婦女們把自己和交際花區分開來的努力16。在以上這組學者的筆下，19世紀之前的世紀是個充滿了或隱或顯的變化的時代，而不只是其後的革命中國的靜止的前奏。斯科特提出的拓寬社會性別意義的要求，對中國領域中能夠如此重構中國的王朝歷史至關重要。
斯科特的觀點還幫助人們開始在更深入地研究19世紀西方在中國的擴張時，不再沿用那「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兩分模式。這一模式的問題在於它那將歷史作同質性處理的傾向。「西方」並非一個統一的整體。「中國」的反應也多種多樣，在這經常是充滿暴力和不平等的接觸過程中，「中國」和「西方」究竟在什麼程度上相互塑造了對方，其實十分值得探討。在所有這些方面，對社會性別的關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曼素恩通過重新解讀她稱為「張氏才女」的詩作，揭示了19世紀那些日趨式微的士大夫家庭是如何在叛亂、農民起義和日益增長的反清情緒的背景下，依靠這些婦女們的文字作品和管理家庭的能力而生存下來的。在張氏才女的諸多作品中就有關於海疆防禦和海事政治的詩作17。錢南秀則把目光投向了1890年代的女改革家們，考察她們如何試圖通過利用此前的女學經驗來教育女孩子們和幫助強國的18。Joan Judge揭示了留日女學生在推翻滿清統治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Paola Zamperini和安克強（Catherine Yeh）以19世紀後葉的文字資料為基礎，描述了上海灘上的交際花們的時裝、裝飾及浪漫關係是如何引介和糅合了歐美式現代化的不同方面20。
不過在清末民初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筆下，關於社會性別和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的故事遠非積極有益，因為在這故事中婦女的裹足和置身於深閨的狀況被拿來與國人的愚昧、經濟上的寄生狀態以及中國在列強手上蒙受的軍事外交羞辱相提並論。這樣的思維模式忽略了大量社會性別的實際構成狀態：以代為序列而組成的家庭中的母親權力；大量的關於婦女的著述和數量雖少但十分重要的由婦女創作的文字；各個階層的婦女都做出的對自己家庭的興旺生存不可或缺的經濟貢獻。但是，對婦女們深受壓迫和蒙昧狀態的「發現」，仍然催生了諸多急迫的告誡，比如重新安排家庭實踐，教育婦女，把她們變成有生產能力的公民以避免中國完全殖民地化，以拯救民族或建設國家，等等。如此，「婦女問題」便（為近現代中國歷史）提供了語言、符號、政策重點、個人的雄心對國家現代化的設想，以及對不幸的替代選擇產生的災難前景的想像。所有這些，在下列作者各自的專題研究中都多有述及：周蕾（Rey Chaw）關於翻譯和文學作品的生產；Rebecca Karl關於奴隸制和公民權；胡嬰關於新女性；賀蕭和Christian Henriot關於妓女；白露（Tani Barlow）關於中國的幾代女權主義；Christina Gilmartin關於早期中共內的激進女性；葉維莉關於留美中國女學生；Antonia Finnane關於中國女性的國服的爭論；Susan Glosser關於都市人對夥伴式家庭生活的看法；董悅和Louise Edwards關於婦女選舉權；顧德曼（Bryna Goodman）和王政關於都市職業女性21。這一新的研究方法鼓勵多元的婦女歷史敘述的發展，從而把共產黨的革命放到了內容更豐富，也更隨機多變的歷史場景之中。總之，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理論闡釋已經離不開斯科特這一解釋模式：「社會性別是基於可見的性別差異之上的社會關係的構成要素，社會性別也是表達權力關係的一個基本方式。」
以上對社會性別研究歷程的回顧把我們帶回到了中國革命史，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立後的歷史。最近的研究除了關注「革命究竟對婦女是好還是壞」這個問題之外，更多的是問，我們還能就中國革命提什麼別的問題？在瀏覽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後，我們看到了至少六種可能性。第一，Harriet Evan分析了通行於20世紀50年代，隨後在80－90年代又重新流行起來的社會性別話語，是如何始終囿於科學主義的恆定生理差異的概念，認為女性在情感和性上都依賴於作為主動者的男性22。第二，儘管有身體上的不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話語中，婦女經常被當作「能做男人所能做的一切」的模範。許多學者對「男女都一樣」這一模式，特別是它在50－70年代間，對公眾所認可的和個人所經歷的社會性別可能性的影響如何，做了充分的探討。這些學者包括Tina Mai Chen、賀蕭、韓啟瀾（Emily Honig）、Harriet Evans和自傳文集《我們的一部分》的撰稿者們23。第三，多位學者著重於研究這類生理上的不變性話語和政治上的可變性組合在一起所引起的後果：儘管其內容不斷地變化著，但基於社會性別的分工始終是被自然化的24。常常帶來巨大生活壓力卻又往往是隱性的家務勞動25，以及對婦女來說什麼是得體的、可能的或可嚮往的在代際間的顯著差別26。第四，對社會性別的關注也凸顯出了共產黨內的分歧，尤其是在承諾「五四」所確立的提高婦女地位的目標上有分歧。這些目標包括提倡伴侶式的一夫一妻婚姻，以及為婦女提供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27。第五，意在改變社會性別關係的政策，比如1950年公布的婚姻法，常常造成意想不到的階級效果。在一個講究門當戶對的婚姻市場中，這些政策往往改善了高官們和年輕的農村婦女們的位置，但卻不利於貧窮的男性28。在更晚近的改革時期這麼個規避階級語言的環境里，社會性別被用來既表達了又模糊了正在形成的階級間的緊張關係29。最後，社會性別在斯科特定義的所有變體上——社會政策、社會實踐、主體性、符號語言，等等——為追蹤革命話語去了或沒去哪些地方，以及它是如何以出乎意料，甚至有違初衷的方式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有用的量表。比如，Elisabeth Croll和賀蕭都探究了農村婦女的時間觀（sense of temporality）以及它與男性時間觀的差別。現在看來，即便是重大持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觀，也會因性別的不同而迥然相異30。
對所有被在此引述的學者來說，大為改善的在中國做研究的機會和不斷增加的跟中國同行的交流在過去數十年間日漸重要。掃一眼她們的腳註，我們就可以看出，英美學者們在寫作時，對中文學術研究成果既意識到其價值又心存感謝。但是，比之於跟中文學術世界中相應部分的互動，她們更投入於由英美學界關於社會性別、性和女權主義的對話而產生的爭執、灼識及學術框架。在講英文的中國學學界里，斯科特的文章始終介入在不斷發展著的學術對話中。
然而在中國，社會性別理論所抵達的卻是個十分不同的情境。在受到了半殖民主義的歷史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洗禮之後，此時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剛剛開始的大規模社會轉型。作為一種激進的理念，一個貶義詞，以及一個由國家實施的項目，女權主義在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本文的下一部分將著力於刻畫出這麼個「社會性別」被介紹進來的學術和政治地貌。
中國的學術研究
「社會性別」作為一個具有創新意義的概念沒能被中國歷史學界很快理解接受，部分原因或許在於它對中國的歷史學家來說似曾相識。在中國歷史上，與社會性別相近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男／女」被男性的文人學士們視為社會的根本組織原則的古代。儒家強調的「三綱」中的一綱也是專門規定社會性別關係的。由於家庭被看作是國家的基石，也由於婦女被分配為家庭的管理者，中國歷史上的精英男性文人十分重視品行端正和勤勞能幹的婦女們在家裡的得體作用，也非常注重對異性關係的管理和規範。這樣便形成了古代中國大量的關於婦女的文字，以及另一組數量不多但很重要的、多以詩歌形式出現的婦女們自己的作品。縱觀整個20世紀，婦女與家庭的關係和作為社會制度一部分的家庭本身，都經歷了巨大的改變。儘管有關「男／女」的經典教義對社會行為已不再具有指導作用，但它們持續的意識形態上的力量還可見於現代的道德品行準則中，尤其是對女性的規範中。作為歷史上中國式的界定社會性別的框架，「男／女」有著漫長和經過了充分精心琢磨的、大多由男性文人學士捉筆的文本記錄。
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當憂心於如何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的知識分子們開始就婦女問題寫作時，他們繼續了男性精英給婦女分派角色的傳統做法31。不同的只是，這次他們分派給婦女的是擴大了的社會角色以應對面臨危機的社會政治體制的變革需求。在家國同構的政體分崩離析之際，男性精英們以提出「婦女問題」為由，重新界定了婦女在現代民族國家中的位置。這場重新界定的工作規模宏大。在女權主義和新文化運動高漲的20世紀20年代持續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男性精英們對婦女的學術興趣甚為濃厚。有關著名婦女、婚姻、妓女、奴婢、法律和其他題目的研究，大多由那些對「舊」文化和社會制度持批判態度的男性學者們完成。這些學者們往往將針對「婦女問題」的啟蒙式的解決方法，理解為現代立場的標誌。或者說，重新界定婦女的位置也是男性精英們表達他們現代性構想和現代性身份的重要途徑。在構架起「傳統」和「現代」的敘述的同時，這些學者們也造就了一個圍繞著二分對立的、「被壓迫的受害者」相對於「被解放了的現代主體」的主線而組織起來的一部對歷史簡約化了的婦女史。然而，這一時期的具體的研究工作，卻導致了許多有價值的、不能為這個二分對立的主線所包容的豐富史料。這些著述中的一部分，比如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後來成了在中國內外都廣受注引的經典作品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最初幾年間，一些關於婦女作品的文學研究得以完成，其中包括一部出版於1957年的、列有4000多位女作者索引的《歷代婦女著作考》。這一索引後來幫助啟發了許多上文提及的英美學者的研究工作33。不過，在毛澤東時代（1949—1976），當階級成為居於主導地位的分析範疇時，雖然女工人、女農民和女革命者們在文藝作品中得到了突出的再表現，但關於婦女的真正的學術研究卻非常少見。當婦女主要地被作為新中國的象徵來表現，而不能作為問題來研究時，五四的研究傳統難以為繼。當國家擔當起重新界定不僅是婦女也是所有公民的位置和主體性重任時，男性知識精英界定婦女的空間和熱誠顯然都急遽縮減。
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有著多種政治和知識背景的婦女們在恢復和重新定義婦女史上扮演了主角。1979年末，全國婦聯開始編撰一部中國婦女運動史。這個項目其實啟動於1961年，但在其後的政治動蕩中被擱置34。得到鄧穎超大力支持的婦女史研究是個5年計劃項目，定於1984年完成35。1981年召開的婦女史編撰會議發出了「與時間賽跑來搶救原始資料」的緊急呼籲36。
這場以搞運動形式進行的婦女史編撰活動共產生了七卷關於1900年以來的中國婦女活動的史料，一卷由全國婦聯婦女運動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婦女運動史37，以及二十幾卷省市和地方的歷史和原始資料。這些著作把重點放在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上。它們不僅追憶和頌揚了婦女對革命的貢獻，而且展示了中國婦女為自身的解放所作的奮鬥。這些卷帙還揭示了國家女權主義的形成及其同革命的關係，和在革命的進程中社會性別議題與階級間那經常較為緊張的關係。由於全國婦聯的檔案還沒有公布，這些已出版的文獻就成了研究國家層面上的婦女組織的主要資料來源。
全國婦聯對婦女史的重視和推廣向全國學者們表明了這個新的歷史研究方向的合法性38。1978—2000年間，1000篇以上有關近現代中國婦女史的文章得以發表。其中大多數是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包括中共建黨前和在共產黨的根據地以外開展的婦女運動39。美國歷史學家MaryBeth Norton於1988年在中國講授美國婦女史時注意到，當中國學者們被告知她可以介紹美國婦女史的任何方面時，聽眾們往往要求她介紹當代美國女權主義運動。她評論說：「顯而易見，對她們來說，這一題目構成了婦女史的主體。」40 Norton的這一評介反映出了在她訪問中國時婦女運動史的研究正至高潮41。
這一對婦女運動史的重視很快就得到了拓展。整個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家們十分積極地尋找新的研究課題，來擺脫過去以階級鬥爭、農民起義和革命為中心的歷史理論。社會史、文化史和婦女史因此成為熱門的新領域。繼承發揚20年代的啟蒙任務成了80年代知識思潮的主流。初版於1930年代的有關舊的社會制度和文化風俗的著作在80年代紛紛重印，早年的研究課題也被新一代的學者們（包括男性學者）重新拾了起來42。在中古和帝制晚期歷史領域中，研究題目包括了婚姻、家庭、婦女的經濟角色、財產擁有權、婦女和帝王統治、婦女結社以及跟婦女有關的社會和禮儀方面的風俗習慣。在中國近代史（1840－1949）方面，研究課題包括了跟中國共產黨或國民黨有關的，以及獨立於黨派之外的婦女運動、婦女雜誌、婦女協會、反纏足運動、婦女教育、婦女參政、經濟角色、事業發展、婚姻和家庭、妓女、服飾以及婦女和宗教，等等43。
1980年代學術界對婦女史的大幅增長的興趣並不完全是個土生土長的現象。在與世隔絕數十年之後，中國學者們極其渴望「走向世界」。跨國的思想、人員和物質的流動成了當時正逐漸展開的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轉變中的最顯著的現象。婦聯繫統的幹部們和學界的女學者們都把「婦女研究」作為婦女活動的一個新領域。由於英文中的「Women""sStudies」既可被理解為「婦女研究」，又可被理解為「婦女學」，任何參加有關婦女研究項目的人，不管她屬於什麼機構或者有著怎樣的觀念體系，都可能被看作在從事著「婦女學」。在沒有外來資金援助的情況下，許多女學者們參與了由婦聯組織的，旨在影響婦女政策的研究項目。
對很多身處大學校園的女學者來說，英文術語「Women""s Studies」既意味著在西方形成的一個把婦女名正言順地作為科學研究對象的新學術領域，也意味著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或許能夠幫助她們創立新的思想和社會空間的新概念。北京、上海、鄭州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女學者開始組建論壇和沙龍來討論女權主義學術。來自海外的女權主義學者們也常常參加這些討論。關於女性文學和歷史的課程出現在很多所大學的課堂里，女學者們也開始在這些學校中建立婦女研究中心44。
在20世紀80年代，鄭州大學的文學學者李小江在引介推廣婦女研究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在國際基金會的資助下，她組織召開了全國性的婦女研究會議並主持出版了婦女研究學術專著系列。李小江提出的「有性人」觀點認為，「女性的生成和進化先於階級，並在本質上超越於階級，兩者隸屬於不同的範疇（婦女屬於人類本體範疇，階級屬於社會歷史範疇）」45。常常以生物學術語表述的、本質化了的女性性別的論述，有助於擺脫階級分析對婦女議題的壟斷，並使得「婦女」能作為一個合理的學術研究對象出現。李小江主編的多學科的婦女研究叢書中關於婦女歷史的幾卷，分別研討了古代的婦女和婚姻、中國古代的婦女觀念、中國共產黨崛起前的婦女運動以及近代中國婦女生活的變遷46。
雖然毛澤東時期以後的歷史學家們有意識地探索研究歷史的新方法，在觀念上創新卻殊非易事47。中國「傳統」史學研究方法是考據外加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對接受了這套方法訓練的學者們來說，要想同那些深植心中的史學概念保持批判性的距離十分困難。這些概念包括線性的歷史進步觀、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科學真理和客觀性以及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等等48。史學家楊念群在發表於2000年的文章中剖析了依然存在的束縛中國史學家的觀念上的樊籬，指出不少歷史學者「仍是不自覺地以西方歷史發展階段來亦步亦趨地作為我們判斷事物的標尺」49。「傳統」的史學方法和理論框架對中國所有歷史學家都有著強烈的影響。婦女史學者也發現自己很難脫離這一佔主導地位的思維範式，如史學家杜芳琴在2000年反思20世紀80年代自己的婦女史寫作時指出，當時主要是圍繞著恩格斯的母系父系論，兩性地位高低變化來立論，有一個「壓迫－反抗－解放」的直線模式50。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婦女研究界的學者們（包括婦女史學者）積極尋求新的理論框架來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51。一個歷史契機是中國主辦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圍繞著在中國國土上召開的首次世界性婦女大會，中國的女權主義學術研究經歷了一個顯著的「社會性別轉折」。在準備婦女大會的過程中，許多中國女學者們生平第一次與來自境外的女權主義學者和婦女活動家們有了直接的接觸。福特基金會等國際基金組織，也開始資助中國女權主義學者參加有關婦女和社會性別的國際會議、合作研究以及行動項目。儘管在此之前，「Gender」這個英文詞很可能已經被講英語的女權主義學者在中國的大學講座和跟中國學者及婦女活動分子的交流中有所使用。不過，「Gender」一詞的中文翻譯「性別」或者是未能得到學術界的注意，或者是造成了一些含糊不清的理解。「性別」一詞是隨著引進西方性學而出現的與英文單詞「sex」對等的現代漢語辭彙，強調人的生理屬性。在近一個世紀的民族國家建構中，它出現在戶口本及許多表格上。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知道「性別」是什麼意思，因此也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來關注這個常見詞的獨特性。雖然有些學者的確注意到了西方女權主義者們對Gender「性別」的關注，但「性別」究竟意味著什麼，卻往往是個任人猜測或者根據各人特定背景下的特殊需求來解釋的問題。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一些著名的婦女研究學者應邀出席了於1992年在哈佛大學召開的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名稱當時的中文翻譯為「中國之性別觀念」。那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和來自美、加、英及其他若干國家的女學者，以及在海外的中國女學者們聚首的國際會議。不過，這一由不同地區的女學者們參加的聚會並未解決理念上的溝壑。如上所述，斯科特的文章在那時已成為英美中國學界研究婦女和社會性別的學者們的一個重要的參照系。美國的會議組織者們非常清楚自己雄心勃勃的目標，Engendering China，即試圖用社會性別理論來分析中國，來改造中國學領域，並通過對中國婦女和社會性別的具體研究工作來批判當時女權主義理論中的普適性傾向。來自中國的與會者們都發表過婦女研究的著述，卻並不了解女權主義的社會性別概念。
從大會名稱的翻譯「中國之性別觀念」開始，顯然會上很多內容在翻譯中丟失了。在這樣的譯解中所失去的，不僅是女權主義介入中國學研究的宣言，而且也是整個女權主義的理論背景。於是，對於中國的與會者而言，會議的主題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會議組織者們的女權主義議程，大都成了晦澀難解的東西。不過會議將植根在中國和遊學于海外這兩組對女權主義學問有興趣的中國女學者們帶到了一起。遊學海外的女學者們大多是海外中華婦女學會（CSWS）的成員。這是個由中國大陸赴美讀研究生的女性們於1989年在美國創建的學術組織。太平洋兩岸的中國女學者們在這次會上規划了她們的第一次合作——於1993年夏天在天津師範大學舉行的為期兩周的研討班52。在1993年有一百多位國內婦女學者參加的研討班上，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會員們著重介紹了女權主義的「gender」概念，並將這個英文詞翻譯為「社會性別」，以彰顯它與常用的「性別（sex）」一詞的不同內涵。隨後，海外中華婦女學會又出版了數卷將女權主義學術成果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文集。瓊·斯科特的「社會性別」一文在海外中華婦女學會於1995年出版的三部著述中都被引用53，其中之一還對斯科特給社會性別下的定義及她的主要論點作了詳細的總結。1997年，斯科特這篇論文的全文翻譯收入李銀河主編的女權主義譯文集《婦女：最漫長的革命》54。海外中華婦女學會於1998年集體編撰的譯文集《社會性別研究選譯》收錄了斯科特所編的《女權主義與歷史》一書的序言。同年學會還完成了《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介紹發展領域中對社會性別這個概念的運用55。
至於哪些翻譯過來的概念能夠真正站住腳，則是個由本土的具體社會動態所決定的複雜問題。在海外中華婦女學會介紹進來的眾多女權主義概念中，Maxine Molyneux關於「實用性社會性別利益」和「戰略性社會性別利益」的概念可能是被中國女權主義者們最廣泛運用的56。由於社會性別和發展是女權主義行動中最受到國際捐款機構關注的領域，它也成了女權主義活動家和學者們的工作重點。在發展項目中，她們發現Molyneux提出的兩個層次的社會性別利益的概念十分有用。比如，有些學者就運用這一概念批評了全國婦聯僅注意實用性的社會性別利益，卻犧牲了戰略性的社會性別利益的做法。中國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項目實踐中尋求有效的干預，對這個引進概念進行了創造性的運用，使得這一翻譯過來的女權主義概念獲得了本土的意義。
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以後，中國政府正式簽署的聯合國的兩份女權主義文件，《行動綱領》和《北京宣言》，成為全國婦聯的宣傳重點。聯合國提倡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成為中國婦女組織推動各級政府實施男女平等承諾的有力砝碼。婦聯繫統內外的女權主義者們在全國各地各階層舉辦了形式多樣的社會性別培訓班，傳播社會性別公正的理念以及探討實施社會公正平等理念的途徑。這些活動使得許多國際女權主義運動中流行的關鍵詞，諸如「社會性別主流化」、「社會性別分析」、「社會性別視角」和「社會性別敏感性」等，在各類婦女組織以及參與各種有關社會性別公正行動項目或政策研究的各級政府官員中傳播開來。
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經歷了一個劇烈的思維範式上的轉變：從以遮蔽性別關係的階級分析為主導轉向社會性別作為一個社會分析範疇的崛起，以及同步的階級分析的消失。對市場經濟時代的女權主義者們來說，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被消解的語境中，「社會性別」成為一個能夠為她們提供批判等級權力關係的強有力的概念。與此同時，本質主義的對女性的界定已經由市場推動被大眾視為天經地義，在公眾話語中「男女有別」替代了「男女都一樣」成為主導性社會性別觀念。與社會性別觀念轉變同步的社會實踐的急遽變化，加劇了男女間在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不平等，對擴大的社會性別等級的關注是大多數婦女研究學者的研究重心。社會主義實踐和有著種種缺陷的男女平等的話語，曾強有力地塑造了眾多受過教育的城市婦女的主體性，正是在這個群體婦女中產生了改革時期婦女研究高潮中的骨幹力量。面對因為市場經濟的興起而產生的大量婦女問題，很多女知識分子充分意識到了分析工具的重要性。在這一具體歷史背景中，接受「社會性別」既表達了中國婦女研究者和活動者試圖通過伸張社會正義的女權主義價值來抗衡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復甦，也是中國目前政治體制下女權主義者試圖迴避更敏感的諸如階級一類的議題的表現。
相對而言，中國學術界在把社會性別當作一個有用的分析範疇來接受上是比較滯後的（可能有不少貧困鄉村的村長通過發展項目聽說過「社會性別」一詞，而知道這個詞的大學校長則寥寥無幾）。在海內外女權主義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自1999年以來她們爭取了一些國際基金會對學術發展的支持57，開展了一系列學術行動，使得這一學術上的「滯後」狀況有所改變。這些行動包括：海內外學者合作舉辦師資培訓班，出版教材，翻譯女權主義學術著作，在高校開設婦女和社會性別學的課程，組織學術研討會，建立培養從事社會性別研究的碩、博士點。
在社會學、文學、教育學、國際關係、人類學和公共政策等學科中都已出現以社會性別為主要分析範疇的專著，而以社會性別為分析範疇的歷史研究的發展卻相對緩慢58。這種狀況的原因較複雜，支持史學研究的資金匱乏可能是其中一個直接因素。有關現當代課題的研究和出版項目往往更能吸引政府和國際基金會的注意，而歷史研究課題難以建立與解決婦女面臨的困境的直接聯繫，更難以圍繞歷史研究課題開展女權主義活動所倡導的干預性社會行動59。此外，和上述其他在近現代從西方引進的學科相比，史學自身古老的歷史既是財富也是包袱。與西方學術理論毫無關係的老祖宗留下了無數珍貴的歷史卷宗，使得西方理論與中國歷史學術領域顯然缺乏內在聯繫；雖然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早已成為中國歷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不少歷史學者依然表現出對其他西方史學理論的漠視。社會性別歷史理論既來自西方，又源於女權主義學術，在史學界受忽略自然更可理解60。
進入新世紀以來，女權主義學者對社會性別歷史的推廣介紹在歷史學科中產生了令人鼓舞的變化。2004年出版的論文集《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61 是歷史學家試圖以社會性別視角探討歷史話題的第一次集體努力。同年，《史學理論研究》設立了一個有關婦女史和社會性別史的專欄，歷史學家們討論了把西方女權主義概念應用於中國歷史研究的種種方法。在這些探索中，學者們常常表達出一種困惑感，反映出中國史學領域裡主要思維範式轉變的複雜性和艱巨性62。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熟悉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學者比其他學科的女權主義學者能更自如地運用社會性別理論中的交叉性概念，即強調多種權力關係和多重壓迫制度的交互作用。用分析社會性別、階級、種族等多重權力關係的工具研究歷史主題在政治上的風險小於以同樣的方法分析當代社會。因此，在論及社會性別理論的交叉性概念的應用性時，女權主義歷史學家們能夠比其他領域的學者們更放言。近年來，婦女史家杜芳琴發表了許多論文來普及宣傳這些女權主義學術概念。在這些文章中，她援用斯科特的「社會性別」一文和斯科特對「差異」概念的闡釋，探討了在古代中國權力關係是如何與社會性別交互作用的63。
中國婦女史所特有的傳統使得婦女能夠順理成章地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而無需任何女權主義的批判性干預。正因為此，一些對女權主義理論並不熟悉的中國婦女史學家，也不會自動地將婦女史研究視為一個女權主義項目。正如一篇發表於2006年的文章所指出的，歷史學家們甚至還未能就婦女史的定義取得共識。她（他）們的不同觀點可大致分為兩組：一組認為任何以婦女為對象的歷史研究都是婦女史，而另一組則認為只有那些從女權主義視角和立場出發所作的有關婦女的歷史研究才是婦女史64。隸屬第一個陣營的學者們，在描述非女權主義的婦女史時，往往把男性的學術參與作為中國婦女史的特點，並認為該特點標誌著中國學界與西方女權主義學術的不同之處，是中國社會男女「和諧」關係的表現65。這類試圖界定或保有「中國特色」的做法來自不同的學者，表達了複雜的學術目的，其中既包括了想要抵禦西方學術理論和範式衝擊的民族主義願望，也表現了對那些可能改寫和質疑西方理論的中國歷史的獨有特點展開理論探索的決心。
在將社會性別作為一個本土的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理論化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和分析古代男性文人闡述男／女定義的政治文化意義，以及20世紀早期男性開寫中國婦女史方面的顯著作用及其意義。對男／女的古典闡述與當代的女權主義社會性別理論當然有本質上的區別。然而，由於中國歷史上的精英階層花費無數筆墨精心構築性／社會性別制度和闡釋男女規範，無論歷史寫作還是歷史資料中都表現出對男女社會關係和性關係的強烈關注，在這一特定的文化歷史情境中，我們若把對男女社會關係的關注看作西方女權主義的專利或首創，會缺乏說服力。更迫切需要的工作是對中國男性有關男／女的著述和當代西方女權主義關於性／社會性別的理論做梳理性的對比，清晰地區分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以及呈現後者作為對前者的分析工具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以歷代男性文人學士和女作家們所著就的豐富文獻資料為依據，英美的古代中國史學家已經開始朝著這個方向求索。她們的著作顯示女權主義的社會性別理論確實對中國歷史研究具有效應，因為它為研究中國傳統學術中的一個古老的題目——男／女——提供了別開生面的途徑和分析工具。
由於在現代中國婦女史的誕生是跟國家民族主義的話語糾纏在一起的，而在這一話語中「婦女解放」作為現代化的標誌又被放在十分顯著的位置上，所以，既要對國家民族主義進行剖析而又不損害主流話語中婦女歷史和婦女解放的合理地位殊非易事。正是在這一議題上，社會性別理論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著巨大的潛力。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完全有可能催生對中國國家民族主義的構建的批判性審視。社會性別學中的男性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來把男性精英置於社會性別的稜鏡下審視。近年來，對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及其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的批判性反思與探索已經出現。社會性別分析也完全可能被中國學者用來重新定義構造婦女歷史和婦女解放66。對中國婦女史和婦女解放的重新定義和構造，也將挑戰以國家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為中心的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流敘述。
最後要提一個翻譯問題。以往集中於女權主義理論的翻譯，未能滿足中國史學界對社會性別史具體研究範例的需求。近年來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對中國婦女研究系列，包括了本文第一節中所引的把社會性別用作歷史分析主要範疇的部分著述，將有助於中國歷史學家的知識探索和發展新的史學方法67。不過，創作於中國的社會性別歷史將會有自己的形態，我們期待它不僅對中國的主流歷史研究有所突破，而且也將超越已經被瓊·斯科特的著述社會性別化了的中國學，並為之提供批判性反思。
*本文是為《美國史學評論》討論瓊·斯科特的論文《社會性別：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範疇》對各國歷史研究的影響所設專欄的撰稿。在徵得該刊物准許後，這裡先行發表它的中文譯稿，譯者是李為民。
TAG: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