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路徑：以斯圖亞特·霍爾為例
黃典林，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研究員。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斯圖亞特·霍爾傳播思想研究」（編號：17YJC860004）和中國傳媒大學科研培育項目「斯圖亞特·霍爾傳播思想研究」（編號：CUC17A55）的階段性成果。
一
引言
按照美國媒介社會學家邁克爾·舒德森的說法，在社會科學領域，對新聞傳媒的研究大體採取了三種不同的研究視角：第一，宏觀視角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關注是的媒介和新聞生產系統與國家權力和資本機制的關係；第二，中觀的新聞職業和傳媒機構的組織社會學。這一視角的研究從新聞生產的常規機制、媒介從業者的職業意識形態和身份意識的建構、媒介的組織化信息生產活動與現實的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等維度出發分析媒介機構的運作邏輯；第三，文化視角，突出強調廣泛的文化價值、傳統和表徵系統對媒介運作及其意義建構過程的影響。
關於媒介社會學的不同範式在思想史或學術史意義上的差異，也隨著一系列媒介社會學經典著作的譯介，近年來成為中文學界持續關注的議題。但中文學界對媒介社會學不同理論方法傳統的討論，總體上呈現出集中關注美國傳統而對美國之外的研究關注不夠的傾向。同時，由於美國媒介社會學研究的經典文本大多局限於舒德森所說的第二種範式，即新聞生產的機構視角，故而對美國傳統的過分關注也導致中文學界的討論局限在新聞生產和媒介組織的範圍之內，而對其他視角的關注不足。其結果是，研究議題和研究範圍廣闊的媒介社會學被窄化為以機構和職業活動為核心的狹義的新聞生產社會學。
本土媒介組織運作的現實所引發的問題性和期待與外來的美國媒介社會學知識資源的結合，共同導致了本土媒介社會學學術焦點對某些傳統的放大和對其他路徑的遮蔽。但隨著新聞生產所處的技術和政治經濟的劇烈變動，傳統新聞生產研究所依賴的社會條件、理論預設和方法路徑都面臨著危機和重構的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引入替代性的學術視角和理論資源來平衡這種以美國和媒體組織或從業者為中心的論述傾向。本文的意圖在於以文化研究的靈魂人物、英國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在媒介社會學領域的研究為主要考察對象，由此透析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路徑的理論和方法特徵以及與其他範式的差異，從而試圖平衡中文學界對媒介社會學研究不同範式關注的失衡傾向。
二
斯圖亞特·霍爾的媒介社會學研究
作為一位具有高度學術整合力的理論家，霍爾的研究範圍除了對文化研究基本理論資源的挖掘與闡釋，還涉及到移民、種族、流行文化、新聞傳媒、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但在霍爾發表的卷帙浩繁的學術作品中，新聞媒體和傳播問題始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幾乎貫穿了他的整個學術生涯。
整個1970年代是霍爾等人深度介入到傳播研究領域的一個時期，以霍爾領銜的英國文化研究為媒介社會學貢獻了大量經典論著，所涉議題的範圍極其廣泛。歸納而言，包括如下幾個主題：（1）媒體娛樂，例如，1970年發表的論文《休閑、娛樂和大眾傳播》（「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2）新聞生產，例如，1973年的論文《新聞照片的規定性》（「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CCCS論文手稿《事件的「結構性傳播」》（「Th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 events」）；（3）廣播電視媒介研究，例如，1972年發表的《廣播電視業的外部影響》（「External influences on Broadcasting」）、1973年的著名論文手稿《電視話語中的編碼與解碼》（「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4年的論文《電視暴力：犯罪、戲劇和內容分析》（「Television Violence: crime, drama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nt」）、1975年的論文《作為傳媒的電視及其與文化的關係》（「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1976年的論文《電視時事節目的「統一性」》（「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以及（4）最能體現媒介社會學文化研究範式特徵的議題——媒體或廣義表徵系統與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係，例如，1973年的論文《越軌、政治和媒體》（「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1977年發表在詹姆斯·柯蘭（James Curran）等人編著的文集《大眾傳播與社會》中的論文《文化、傳媒與「意識形態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y-Effect』」）、1978年與其他學者合著的《監控危機》（Policing the Crisis）一書（其中有專章討論新聞的社會生產與文化霸權危機的關係）、1982年發表的著名論文《「意識形態」的再發現：傳媒研究中被壓抑者的回歸》（「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in Media Studies」）、1986年的論文《媒介權力與階級權力》（「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等。霍爾對這些主題的研究並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錯，齊頭並進的。從微觀的文本符碼結構分析，到中觀的新聞組織運作機制和價值體系研究，再到宏觀的社會政治歷史分析，構成了完整的文化研究視野下媒介社會學研究的框架路徑。
霍爾關於媒介和傳播問題的論述不是孤立的，而是為他從左翼批判立場出發對西方社會文化政治問題的整體思考服務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媒介研究的基本問題切入，梳理霍爾對傳播和媒介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研究範式是如何解釋傳媒運作機制以及以此為主體的社會表徵系統如何與其他社會維度產生複雜的互動關係。
從霍爾本人在媒介社會學方面的代表性論著出發，有助於我們把握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範式的基本邏輯，從而為當前本土的媒介社會學研究提供不同於美國傳統和媒體組織範式的替代性的理論資源。下文將結合霍爾本人發表的與媒介和傳播議題有關的主要文獻，從理論方法的基本框架和學術旨趣的現實關懷兩個維度對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範式進行評述。
三
意義結構與媒介運作的表徵維度
恰如舒德森所指出的那樣，從文化視角切入媒介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大多會特彆強調錶征和意義體系對新聞和媒介實踐的影響。就這一點來說，霍爾等英國文化研究學者也不例外。實際上，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強調錶征體系的內在結構和運作邏輯相對於外在政治經濟結構、組織模式和主體實踐的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從而突出了意義生產的複雜性、循環性和開放性這一基本文化事實。在媒介運作所涉及到的諸多環節要素中，意義生產的內在結構與外在條件成為文化研究範式的媒介社會學關注的核心焦點。
與美國媒介社會學所採取的進入媒體生產的機構語境中進行田野觀察不同，文化研究從表徵系統的符碼維度入手，認為為了理解新聞媒體如何建構現實，必須對媒體生產和消費環節所依賴的意義結構的內在機制和手段，即符碼體系的運作規則進行符號學分析。對不同表徵方式和策略的選擇反映了不同媒體機構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圖景和傳播對象屬性的不同預設。用霍爾自己的話來說，這裡的關鍵議題是：「在處理複雜的歷史和社會變化主題的過程中，報紙調用了什麼樣的現有可用的意義來對這一過程進行解釋從而使之能夠為讀者所理解？報紙必須具備什麼樣的核心價值才能不僅保證報紙的從業者，同時也使讀者能夠具備一個雖不是一成不變但大致邏輯自洽的解釋框架？這些核心意義是否會發生變化？如果是，這些變化是什麼事件導致的？」（Hall，1975：12）
顯然，這些議題一方面涉及文本內部的符碼結構，以及這些結構所反映的價值偏好；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霍爾在這裡已經初步提出了文化研究視角下的傳播觀念所要求的對組織制度分析、符號學和溝通人類學方法的整合問題。因為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媒介生產不僅涉及到生產的制度環境、組織機制、專業意識形態、職業實踐常規及其所處的物質技術條件和編碼的語言學規律，還涉及到這些環節所處的「意義結構」，即媒介從業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義維度上的互惠關係和相互確認。
霍爾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案例研究來豐富和完善了他所強調的這種以意義結構為核心的媒介社會學框架。在《新聞照片的規定性》一文中，他運用羅蘭·巴特的符號學方法，對攝影這一新聞生產中最常見的視覺符碼形式進行了分析，目的在於闡明新聞的意識形態屬性及其實現機制。霍爾進一步對新聞文本這一專業化的符碼體系的價值基礎進行了更加細化的辨析，提出了兩類對新聞生產來說至關重要的價值類型：一是專業化的職業標準規範，即通常意義上新聞價值。霍爾將這一維度稱為形式化的新聞價值（formal news value），即這一價值體系的基本邏輯是在新聞生產的操作手法和文本的呈現形式上設定一系列職業規範，從而確保新聞文本和新聞從業者自身的程序合法性。形式價值符合新聞生產的經濟學邏輯，因為它確保了新聞的可交換性。
與此相對的是第二種價值體系，即意識形態性的新聞價值（ideological news values）。這一價值體系源於社會整體的道德政治話語秩序，無論新聞生產的具體形式化操作機制在不同媒體組織之間如何存在差異，這些形式背後所體現的內涵式意義的光譜都被框定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整體所允許的意識形態範圍之內。
更為關鍵的一點是這兩個層面的關係：新聞生產的形式價值是實現其意識形態價值的前提或手段，而一旦進入到意識態領域，新聞生產就從純粹的組織運作或文本層次進入到社會主體生產的領域。換言之，新聞在內涵維度的意識形態意義生產離不開新聞從業者對在特定社會權力結構中處於不同位置的闡釋主體對新聞文本進行「角度化」闡釋的具體方式的假定。恰恰是這一點將以新聞價值為邏輯基礎的新聞職業的內部話語體系與社會整體的意識形態話語聯繫了起來，並確保前者為後者服務的功能定位，即把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權力秩序自然化為新聞價值所規定的一系列形式要素，從而再生產現存權力秩序的合法性。
我們可以把新聞生產實踐所處的這兩種不同的意義結構層次及其邏輯關係歸納如下（如表1）：
這樣，從新聞攝影的符號學分析出發，霍爾從一個貌似簡單的文本分析符號學方法框架再度引申出文化研究範式的媒介社會學中極其關鍵的議題之一：媒介運作所處的意義結構及其來源。顯然，要解答這一問題，媒介社會學的學術視野就不能僅僅局限於新聞組織或新聞文本本身。因為表徵系統的運作或意義生產的社會過程涉及到媒介內部和外部的複雜關係，而對這種內、外部結構之間勾連的分析應當成為媒介社會學的重要議題。
霍爾反覆論證了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範式所著重強調的一個基本觀點：確保媒介運作或廣義的傳播活動能夠正常進行以及促使媒介生產和消費兩端能夠產生有效互動的前提或結構性條件，不僅僅是媒介組織的政治經濟結構、組織模式、媒介技術、職業意識形態和從業者的個體屬性等要素，還包括以符碼系統為中介的意義和價值維度。意義維度是橫貫表徵系統運作所有環節的核心要素。意義結構不僅為媒介生產提供了觀念基礎，同時也通過文本符碼系統的策略性建構使之與媒介使用者語境化的社會闡釋產生勾連。而為媒介生產和語境化闡釋提供意義結構來源的則是表徵系統所處的複雜的歷史和政治語境。這就必然要求把分析的觸角延伸到歷史政治分析的視野，從而構成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範式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擺脫以機構和文本為核心研究對象的媒介中心主義思路，進入到文化政治批判的社會分析領域，從而形成一種去媒介化的媒介社會學路徑。
四
媒介社會學的批判視野
作為一篇為文化研究的方法框架和學術議程確立基調的綱領性文獻，最初於1973年以CCCS手稿形式發表的《電視話語的編碼和解碼》一文不僅闡明了文化研究所主張的建構主義傳播觀，確立了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進路的方法框架，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研究視野下媒介社會學研究的現實指向性，使之呈現出與其他媒介社會學範式不同的問題意識、現實關懷和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
從方法論上來看，在這篇文獻中，由於引入了符號學和語言人類學的概念工具，霍爾得以從符碼系統和意義生成結構的角度出發，將傳播由一個行為和效果問題轉變為一個意義和權力關係問題。延續前述研究中所提出的意義結構的觀念，霍爾指出，媒介生產的訊息產品的意義屬性使得媒介組織的運作不僅依賴物質和技術條件，相比其他領域更加依賴對符碼規則的把握。霍爾對媒介符碼運作規則的語言學分析的真正目的不在於文本內部，也不在於生產這些文本的媒體機構及其從業者，而是在文本之外：一方面，在學術上，從1970年代早期剛剛興起的文化研究範式的角度對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主導的主流媒介社會學範式提出批評，並為人類學視野的媒介社會學研究提供理論合法性；另一方面，從媒介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的角度來說，霍爾在這篇經典論文中的所要強調的是媒介社會學研究的政治批判立場，即對主導社會權力結構的質疑和對知識與權力合謀的警惕。霍爾在這裡指出的路線圖是藉助溝通民族志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概念來開闢文化意義生產和闡釋的研究路徑，並堅持把媒介和文化分析與對現實政治「情勢」（conjuncture）的分析結合起來的文化批判視野。
霍爾與同事合作出版於1978年的《監控危機：行兇搶劫、國家與法律-秩序》一書是體現這種分析路徑和批判視野的最好範例。簡而言之，該書要回答的問題是：「『行兇搶劫』這一容易引起社會情緒反應的標籤是如何以及為什麼在1970年代變得如此影響廣泛；對這一標籤的定義是如何建構並被放大的；為何當時的英國社會——警方、司法機構、媒體、政治階級、道德衛士以及國家——會對此作出極端的反應；結合當時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這些事件發生的過程說明了什麼。」（Hall，et al.，2013：x）
顯然，這裡的考察對象不是傳統犯罪社會學意義上的犯罪現象本身，而是以犯罪現象為表徵的政治道德秩序及其在話語層面的呈現，即關於犯罪的一系列的複雜的意識形態觀念及其在政治經濟意義上的存在條件。一方面，關鍵的分析對象是對越軌行為的標籤和意義賦予機制，而不是越軌行為本身；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進入廣闊的社會政治歷史情境之中，分析圍繞越軌現象建構起來的意義世界如何在現實層面引發輿論漩渦和道德恐慌，進而導致複雜的政策後果；在媒體、控制機構、公眾圍繞國家這一核心制度展開複雜的互動過程中，公眾意見的起伏變化與複雜的國家文化霸權轉型的內在機制是如何相呼應的。這一向國家視角的轉移，使得《監控危機》一書將「分析推向了社會的核心地帶，即公眾意見的起伏變化和社會權力與政治權威的核心」（Hall，et al.，2013：xii）。
在這裡，國家既作為實施強制性宰制關係的暴力機器，也作為「製造共識」或「生產贊同」的意識形態機器而存在，兩者在圍繞「行兇搶劫」這一越軌標籤所形成的話語螺旋和道德恐慌中是相輔相成的。為了理解媒體的角色，霍爾等人在本書中詳細論述了新聞的社會生產機制及其與控制機構和國家的關係。這裡涉及到新聞生產的三個關鍵要素，即「促使新聞生產以類型化模式進行的媒體機構組織方式」（尤其是現代媒體組織模式中的時間和常規化壓力）、「決定新聞選擇及各類新聞事件的重要性序列的新聞價值結構」（公正、客觀等專業主義意識形態要求），以及將新聞事件「置於一系列已知的社會和文化關聯性之中」的識別和語境化過程（Hall，et al.，2013：57）。
這三個方面要素的結合，導致媒體的報道在信息來源的獲取上往往與現存社會權力秩序的話語權分配格局高度一致。儘管媒體與權勢集團之間經常出現矛盾衝突，但由於這種媒體自身的組織方式和專業規範所產生的結構性壓力，代表國家權力和控制機構的權勢者言說者在媒體報道中的話語權往往遠遠高於其他言說者，從而成為「首要定義者」。他們與作為「次級定義者」的媒體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的依存關係。這種結構性屈從關係的結果就是媒體總是傾向於複製主導意識形態並將其轉化為社會共識。媒體營造的道德恐慌成為國家文化霸權合法性危機重構過程中提供意識形態合法性來源的話語配置手段。
由此，霍爾等人把分析的焦點從媒體和社會觀念的分析引向了戰後歷史語境下的政治分析，即必須理解戰後這一時期英國社會特定的經濟政治形勢和意識形態狀況才能充分理解圍繞「行兇搶劫」建構起來的輿論漩渦和道德恐慌的政治功能，也就才能理解作為話語運作配置的媒體機構在宏觀的政治經濟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麼。
五
走向文化研究視角的媒介社會學
通過以上對霍爾在媒介社會學領域的代表性成果的概要評述，我們可以看到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範式具有這樣幾個特徵：第一，汲取了語言學轉向以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符號學、語言人類學、結構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眾多歐陸思想資源，確立了傳播觀念的建構主義範式，文化研究視野下的媒介研究正是在這一觀念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在這裡，文化研究範式與美國以媒介組織為核心研究對象的「新聞生產社會學」的學術旨趣有重合之處。例如，塔奇曼（1978/2008）在《做新聞》（Making News，1978）中和霍爾等文化研究學者一樣，都反對媒介社會學的實證主義範式對傳播的行為主義界定，轉而把傳播視為對現實的社會建構。
第二，理論資源的差異進一步導致文化研究範式與其他範式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與主流的實證主義媒介社會學對個體行為或媒體組織功能或效果的量化界定，以及美國建構主義媒介社會學對媒介組織如何製造出關於現實的「知識」的具體機制的民族志研究不同，文化研究範式是從共享的意義結構這個嫁接了媒介生產和消費以及表徵系統所處的廣闊政治歷史語境的核心要素入手，試圖勾連編碼和解碼活動這兩個符碼運作的關鍵環節及其與廣闊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之間的意識形態關係，從而確立了一種以批判話語分析為核心路徑的研究框架，形成了包括組織邏輯、文本結構、語境化闡釋以及作為語境存在的意識形態系統和歷史情勢之間的表徵循環模式。
第三，相比於知識社會學傳統的媒介社會學研究，文化研究範式除了闡明媒介作為現實的社會建構機制的角色之外，還具有強烈的去媒介中心主義色彩和政治批判意識。在文化研究範式中，媒介研究的出發點不只是為了闡明媒介機構或文本符碼系統運作的邏輯，而是對社會，尤其社會中的權力結構的意識形態基礎的批判性考察。其目的既不在於解釋一般性規律，也不在於對通常意義上的作為定義現實的「共識」、「知識」或「意義」的闡釋，而是在於對學術寫作者所處的特定歷史情境中的現實問題性做出反應。相比而言，儘管主流媒介社會學的許多研究也對媒體與主導權力結構的關係進行了不同於新聞專業主義邏輯的另類解釋，但這些研究總體上維持了學術表達的「專業性」，追求的是對新聞媒體這個特定社會領域的「運作機理」的人類學闡釋，而非作者自身所要表達的現實政治判斷或價值立場。
我們可以從表2中看到對兩種不同傳統的媒介社會學主要差異的歸納。當然，我們並不是要主張用文化研究範式來取代聚焦於媒介機構的新聞生產社會學範式。縱觀霍爾等人的研究，文化研究視野下的媒介社會學研究的重點的確是放在文本和使用者這兩個維度，對媒介組織運作機制的論述大多基於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或邏輯推論，並未以自己進行的經驗研究為一手證據。但從意義生產的角度來說，文化研究所理解的「生產」已經遠遠超出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狹義生產概念，生產和消費都成為廣義生產的構成要素，故而側重於對解碼一端的意義闡釋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研究範式與關注媒體機構的組織社會學範式之間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互補的關係。
考慮到當下中國媒體和新聞實踐面臨的日趨複雜的技術、政治、市場和文化環經過文化研究視角的轉化，中國語境下的媒介社會學，尤其是新聞生產研究可以在傳統的機構、制度和生產維度之外，納入意義和意識形態維度，從而把研究的焦點從行業/職業視角轉向歷史和政治視角，從媒介視角轉向社會和國家。由此，媒介社會學研究將不再是對機構邏輯、行業態勢、職業規範或專業價值危機的簡單白描，而將成為從經驗和規範兩個維度理解社會世界（social world）的一個新工具，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霍爾所說的在思想領域的「一種對現實的干預」（Hall，et al.，2013：4），從而凸顯傳媒和傳播研究的現實價值。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6期。
本期執編 / 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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