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混合戰爭理論研究——混合思維與實戰創新（七）

原標題：【長篇】混合戰爭理論研究——混合思維與實戰創新（七）

（圖片來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編者按

進入21世紀，高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推動了武器裝備的發展和作戰方式的演變，促進了軍事理論的創新和編製體制的變革，「第四代戰爭」、「複合戰爭」、「新型戰爭」、「非三位一體戰爭」和「信息化戰爭」都從不同視角對新的戰爭形態進行了認知。今天，向您推薦我們的最新研究成果 《混合戰爭理論研究 ：混合思維與實戰創新》，和您一起來認識另一種新戰爭理論——「混合戰爭」。本文選自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高級軍事學系的研究生論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國陸軍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進行翻譯，內容僅供學術交流，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來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

系統作戰設計

儘管「系統作戰設計（SOD）」的全局性和系統性軍事作戰方法有可能會運用在以色列國防軍在未來衝突中的作戰行動上，但是，在新的作戰概念範圍內，這份有缺陷的戰略評價過於依賴技術，尤其是空中力量。在現代的局限性和限制條件下，戰術部署的空中力量和遠射火力極難單獨達成決定性的效果。以色列國防軍得出的教訓是，在人類戰爭條件下，根本不存在什麼銀質子彈（譯者註：專指新技術）或超常技術解決方案。哈魯茲的以空中火力為中心的作戰方法與這種銀彈方法沒有什麼兩樣，不過是通過人為塑造真主黨和黎巴嫩政府的意識製造了一種「勝利景象」而已。依賴遠射火力來實現的高壓政策，在現實中是難以奏效的，這是因為，通過高壓政策迫使敵方調整自己的做法，能否達到目的主要取決於敵方對軍事行動或軍事行動威脅如何認知。從本質上講，高壓政策是否有效主要在於目標如何看待這個政策。維諾格拉德委員會在最終報告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轟炸）黎巴嫩境內可識別度高的目標，既不能改變真主黨繼續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的意願，也不能迫使黎巴嫩政府來束縛住真主黨（的行為）。」當以色列國防軍意識到應該放棄現有的僅適合於應對巴勒斯坦起義和低強度衝突的未來戰爭理論時，他們已經被這種認知慣性拖入了泥潭。

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期間，真主黨的混合思維方式戰勝了以軍的現有理論。真主黨的行動是混合威脅的一個典型縮影，從本質上符合弗蘭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所說的以及美國陸軍條例中的混合威脅概念。在整個戰爭期間，真主黨將正規力量、非正規的農村衛隊和來自黎巴嫩南部的什葉派農民與先進技術常規武器結合在一起，展現出了很強的戰鬥力。除此以外，真主黨還利用遍布全球的犯罪活動和犯罪分子，包括毒品走私、偽造貨幣、盜竊和詐騙，積累後籌措資金。真主黨本身就是混合威脅。無可爭辯的是，真主黨是混合威脅的最佳典範，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是混合戰爭的最佳典範。但在這一表述之外，我們還能想到些什麼？與淮海戰役中的毛澤東和托里什韋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線中的威靈頓一樣，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的未來戰作戰方法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維方式特徵。

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混合思維方式的核心是關於抵抗的概念和表述。納斯魯拉曾經說過，「我們所說的勝利是以抵抗力量生存為前提的勝利。只有我們的意志未被消滅，就能稱其為勝利……只有我們在軍事上未被打敗，就能稱其為勝利。」對於真主黨而言，抵抗和永無休止的鬥爭為他們的軍事作戰行動和真主黨組織創立了組織邏輯。納斯魯拉和真主黨關於抵抗的元敘事流露出了他們的混合思維方式。它結合對背景的理解、呈現基於傾向性的一種全局性作戰方法，並且考慮動亂邊緣的複雜性來達成勝利。

抵抗是黎巴嫩、以色列和中東地區關於未來軍事作戰行動的戰略背景的綜合體現。在以前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爆發的兩次較大規模軍事衝突（1993年7月25-31日的「問責行動（Operations Accountability）」和1996年4月11-27日之間的「憤怒的葡萄行動（Grapes of Wrath）」）期間，納斯魯拉和他的追隨者們提前獲得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的情報。他們利用這些情報構建了這一區域的縱深防禦計劃。另外，他們還認識到，向以色列北部連續發射喀秋莎火箭是以軍無法壓制或反擊的一種有效方式。

這些火箭彈密集發射，炸毀了以色列許多民用基礎設施，引發了以色列國內的民眾和軍方對傷亡的厭煩。納斯魯拉這樣解釋這一現實，他說，以色列擁有「核武器和重武器」，但在現實中卻「比蜘蛛網還弱。」在他看來，以色列外強中乾。納斯魯拉公開聲稱「我們（真主黨）已經運用喀秋莎這一手段開創了一種恐懼平衡，可是從軍事科學上講，喀秋莎如同一把水槍。」這一表述解釋了這樣一個現實，真主黨向以色列城市連續密集發射喀秋莎火箭而以軍無法壓制，這產生了潛在的影響。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期間，這種方法更加奏效。其間真主黨向以色列北部發射了3,790多枚火箭，包括戰爭最後一天發射的250枚。這些火箭總計炸死了42個以色列平民，炸傷4,262個以色列平民，另外還有2,773因驚嚇和焦慮而入院治療。

在運用到建立地面軍事行動的概念時，納斯魯拉以抵抗為總體框架，基於無休止鬥爭的傾向性，逐步形成了一個系統性的作戰方法。通過抵抗這條主線，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不斷地在作戰環境範圍內重新部署力量和裝備，創造機會加以利用。正如本章前半部分所述，通過把正規和非正規力量與游擊戰術和先進技術常規武器結合在一起，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成功地重新布置了真主黨的作戰形式。這種作戰模式充分利用了以軍應對巴勒斯坦人起義和未來低層次衝突的2000-2006訓練、人員配備和裝備配備樣式。以軍的這一樣式，不是原來僅應對武裝叛亂時的樣式，因為武裝叛亂很容易在開戰伊始便被消滅。以軍這一樣式的初衷，是打擊用反坦克制導武器（ATGM）武裝起來，佔據地形和保衛陣地的正規和非正規力量。

地圖4. 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防禦作戰覆蓋圖

來源：Matt Matthews, We Were Caught Unprepared: The 2006 Hezbollah-Israeli War

在把重新部署後的力量展開前，真主黨還改變了黎巴嫩南部的地形，用民用基礎設施和非戰鬥人員來保護真主黨軍事力量，即戰術上所謂的「作戰掩護。」真主黨充分利用了以軍沿著某些大街逼近防禦陣地和交戰區的自然傾向（如圖4所示的真主黨的防禦帶），在黎巴嫩南部設立了複雜的防禦帶，並構建了許多加強防禦陣地、地下指揮節點和支持設施。沿著以軍逼近時有可能使用的街道，真主黨還設立了交戰區、伏擊陣地和反坦克制導武器（ATGM）發射陣地。真主黨不按常規邏輯出牌，在平民家裡和民用建築物里構建防禦陣地和先進技術武器發射陣地。一旦以民用基礎設施為掩體，這些陣地就很難被以軍摧毀，除非造成大規模附帶損失和國際後果。賓特·吉貝爾之戰（Battle of Bint Jbeil）以及戰爭期間真主黨擊毀40多輛以軍坦克就證實了這些戰術的有效性。總體而言，真主黨的區域防禦、縱深防禦作戰行動延伸了衝突的時間和空間，粉碎了以軍運用快速地面戰方式侵入黎巴嫩的企圖。

為了把外部行為體的認知潛力結合進來，真主黨利用互聯網和媒體實施信息輿論戰，讓全世界看到以軍在戰爭期間的暴行。真主黨通過媒體傳達出這樣的景象，以軍把醫院、救護車、學校和清真寺當成打擊目標。國際媒體大肆報道戰爭帶來的間接損失和平民傷亡，減少了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外部支持，促使聯合國出面說服雙方停火。通過將衝突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到黎巴嫩邊境和中東地區以外，真主黨找到了另外一條達成戰爭目標的創新性途徑。

當真主黨把各種力量和裝備結合在一起後，對這些力量和裝備的戰術運用完美解讀了弗朗索瓦·於連所說的軍事傾向性，「部署產生的潛力」，並充分利用了作戰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潛在機會。於連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勢」這一概念的擴展，他由此得出結論，真正的軍事傾向來自於「部署所產生的潛力」，並且隨著作戰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部署，可以產生更大的潛力。於連所說的「部署」「包括物體的具體形狀……以及臨近的形勢。」真主黨在作戰環境不斷變化的背景下對各種力量、裝備的部署和地形外觀都重新做了安排，這些全都與於連的概念一致。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不斷創新和發現新的方法來持續抵抗，反映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抗擊以色列的願望。真主黨的願望是把自己的戰爭方式強加給以軍，而不是讓以軍把他們的戰爭方式強加給真主黨。「按照自己的方式打仗」這一概念，與威靈頓和毛澤東的思想、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的「制人而不制於人」（調動敵人而非為敵人所調動）的思想有所不同。

納斯魯拉的混合思維方式具有的最後一個特徵是它不僅有軍事含義，而且有組織含義。在擔任真主黨領袖期間，為了在動亂邊緣作戰，納斯魯拉充分利用了複雜性的本質，並且實際上還開創了許多變化。曾幾何時，由於黎巴嫩發生的幾次地緣政治動蕩，真主黨差點兒滅絕。它曾經面臨政府施加的要求他們解除武裝的壓力，撤除敘利亞對黎巴嫩政府的直接監管，暗殺主要領導人，以及數量不多的以色列國防軍干預。當面臨災難時，納斯魯拉把事件作為創新和發展的機會。抵抗敘事（即黎巴嫩化的過程）、真主黨轉型成什葉派農民的社會運動以及真主黨融入黎巴嫩國防結構，體現出納斯魯拉利用複雜性戰勝了逆境。

以色列情報和反恐信息中心將真主黨描述為「一個有著多種個性、在永久緊張狀態下存在的多元化組織。」根據所站角度不同，觀察家們的看法各有不同，真主黨是「在黎巴嫩佔主導地位的一個政治和社會組織，一個得到人們認可的政黨，一個在黎巴嫩社會有著廣泛的社會發展計劃的大型非政府派別。」但與此同時，真主黨是一個強大和相對自治的准軍事組織，人員遍布世界，從根源上與恐怖主義有關。通過它的發展史以及它最終在黎巴嫩聲名鵲起，我們發現，真主黨變成了一個複雜的具有適應能力的系統的具體體現，「有著不斷變化的不完全重疊的圈子和理念。」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2006年7月12日至8月14日）是以色列和真主黨兩個力量之間衝突的延續。這34天的武裝鬥爭，有太多的教訓值得思考。一個教訓是以色列對未來中東安全環境的預想有誤。但這場戰爭成就了真主黨，他們一戰成名。從本質上看，這個教訓是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如何展望和創造一個未來，在這個未來真主黨通過兩種方法來實現勝利：一個不被打敗；二是給以軍創造各種不確定性，因為他們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樣式。這場勝利的核心是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的當代混合戰爭思想和混合思維方式。他們的混合思維方式充分利用了戰略背景，運用了基於傾向性（部署產生的潛力）的系統性方法，並充分考慮了動亂邊緣的複雜性。基於這種組合，真主黨制定了一個寬泛的作戰方法和關於抵抗的元敘事，把真主黨內部的邏輯組織起來，並把真主黨的組織職能變成了一個複雜的適應性強的體系。

本文最後一章將探討從三個有關思維方式的案例研究中總結出來的共同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另外，本文還將對混合思維方式對美國陸軍及其作戰計劃人員在準備未來混合威脅之戰時的含義做出評價。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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