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益陽古城牆，滿滿都是文化！

解讀益陽古城牆

魯新民

益陽的古城牆，現除了東面一段老牆是脫胎於三國（公元215年）魯肅屯兵的那道土堤，南面的新牆體是近年的恢復之作，西面和北面的城牆則「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了。

縱觀湖南的古城牆，除了岳陽因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保存較好外，長沙僅余城南的天心閣及250米牆段，常德也只有一截170米年年喊修年年都在苟延的破城牆。茶陵倒有一圍基本完整的南宋城牆，可惜為當地的紅砂岩砌成，似少了點歷史或文化的韻味。而益陽古城牆，不但史載有序，殘垣斷磚上還有不少銘文，且目前又恢復了南面的牆體，雖海拔降低了兩米，並偷工減料了兩個城門，但總算使益陽有了個可憑弔歷史、緬懷古人的好出處。

因筆者喜歡拓碑訪古，探墨索源，因而對有銘文的益陽古城磚也有一定的收藏和研究。今應「益陽在線」要求，本人不揣冒昧，就從城磚上的銘文入手，向網友解讀一個似曾或不曾相識的老益陽。

一、咸豐修葺城牆，為防「洪楊之亂」

有關益陽古城牆的文章，談及晚清，總提到「咸豐五年（1855年），知縣林廷式奉命修葺城池」。其出處源自清同治《益陽縣誌·卷三》「咸豐五年知縣林廷式奉文修葺城池」。按說，這裡紙寫筆載，應為信史。但是，就我所知，這修葺的確切時間不對，還有當年為什麼要修，主持者或工匠都有誰，在修葺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大事，卻無記載。

這些，其實都楔印在古城磚上了。

益陽城牆的修復，並非始自咸豐五年。從咸豐二年（1852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在這十六年的時間內，一直在對這段於明代便改土為磚的古城牆實行修繕。按說花了十六年，應該修好了吧，可過了八年，即光緒二年（1876年），又開始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最後維修。這些，是有磚上銘文為證的。

如「咸豐二年官民捐修，窯匠吳聚和」，「咸豐三年重修，窯匠吳佑盛」，這些字樣，分別見於磚面和磚側，為陰文楷體。另有磚側的「同治七年」（1868年），磚端的「吳佑盛」、磚側的「同治柒年，周德茂」等，均說明這十六年間，益陽的城牆在修修補補，沒斷過修葺者的身影。

巴掌大個益陽城，現成的城牆僅維修就維修了十六年，除了說明城牆的破舊，大清朝晚期內外交困，縣財政捉襟見肘外，還說明了什麼呢？依筆者愚見，與那場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有關。因為如果財政沒錢，工程完全可停擺嘛，可斷斷續續總在修，修不起也在修。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狀態，說明在統治者眼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在冷兵器年代，這城牆自有它存在或維修的道理也！

「一八五一，金田起義」，這個我們在小學歷史課都要背的關於太平天國運動，是19世紀中葉中國最大的一場反清風暴。這場風暴，清廷稱之為「洪楊之亂」。因為廣西金田離湖南很近，所以洪楊起事的第二年，即1852年，益陽便緊鑼密鼓，開始修城了。

為保證質量，修城還實行了責任制。因為除了將燒磚的窯主如「吳聚和」「吳佑勝」「周茂德」等楔印於磚上，還有諸如「李記、十七里」等產地，也標在上面。城磚上銘文，可不是為了好看，更不是為了打廣告哦。

為何責任制到個人到產地呢？乃因益陽破城的教訓實在太多。

明末農民起義的張獻忠，就有「蹂躪三湘」一說。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張獻忠「屠益陽」，十二月朝廷大將左良玉借鎮壓農民起義也「掠益陽」，順治二年左良玉兵敗又「焚益陽」。好不容易改朝換代了，可吳三桂起兵反清也兩次「禍益陽」：一次是清康熙十三年二月，吳三桂「兵寇益陽」，一次是五年後吳三桂潰退益陽，「焚燒城內外，官民廬舍罄盡」。這些，在康熙年間的益陽知縣江闓心的個人日誌上，均有記載。

如果個人日誌有偏頗，那麼三百多年後的2017年，文化部門在對張獻忠江口沉銀的重大考古中，發現在五十兩級別的銀元寶中，就有「湖廣省長沙府益陽縣征」等字樣，這，便是益陽破城的明證。若張獻忠沒佔領益陽，縣太爺會孝敬他個球？所以，有如此之多的破城紀錄，進入晚清的益陽地邑，以「高築牆」來防範太平軍，便勢在必行。

然而，城牆還沒來得及開修，太平軍就兵臨城下。1852年12月3日，楊秀清部攻長沙無望後轉攻益陽，兩天後洪秀全率部在資水南岸大敗前來支援的清軍，從而得勝進城，旋即改益陽縣為「得勝縣」。期間，太平軍火燒學宮，還在益陽水域掠搶民船一千餘艘，並於12月7日東下岳陽。

所以，那些驕傲於我們益陽「兩千多年從未改過名」的人，驕傲照樣可以驕傲，宣傳依舊可以宣傳，但自家人關上門時，還是別忘了，公元1852年12月5日和6日，益陽也有過兩天或可忽略不計的——短暫改名。

還有，過去有資料云：「益陽人民革命熱情高漲，積極支持太平天國運動，數天內便有一千餘條民船加入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這場中國最大也是最後一次農民起義，我們當然要肯定，也要支持，但如果理性來看，當時的船民刀架在脖子上，是要命還是要船呢，答案也不難選擇。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兩千多年前的孟子，似早就看到了太平軍的宿命。而我們的地方官呢，也似乎深諳城興城亡之道，既然天時不利，但我們還有地利，於是以「官民捐修」的形式，開始了城牆的修葺。可能是因為太平軍跑了，沒了緊迫感吧，這樣斷斷續續，一修就修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即平定「洪楊亂黨」之後第四年，才告一段落，前前後後花了十六年。

所謂告一段落，是因為前面說了，八年之後，益陽又馬拉松式地再修了一次。由此亦可見，當時的縣衙還是比較體恤百姓的，只要敵軍不壓境，有錢就修一下，沒錢停下來也沒關係，不搞什麼政績工程。

二、光緒初年，吳知縣抽稅修城牆

近年，讀到相關益陽城牆的文章，言及光緒二年（1876年）吳知縣修葺城牆，總提到兩件事：一是說他專門僱人燒制青磚，印上「光緒二年吳兆熊」；二是說他稟請上司核准，以「每擔糧油抽一串文銅錢」，廣向民眾集資，用於整修城牆。

為此，筆者走訪了眾多古玩愛好者，至今沒見到「光緒二年吳兆熊」字樣的城磚。不過有兩種規格一致的城磚，其磚端分別有陽文楷體「光緒二年」和「正堂吳修」字樣。正堂乃知縣的別稱，吳即吳兆熊。這位吳知縣是湖北江夏人，監生（當年最高學歷）出身，清光緒二年任職益陽知縣，不到一年即被調離。兩塊磚，八個字，其意思與「光緒二年吳兆熊」差不多。但史料講究原汁原味，這引號里的字是不能想當然的。

吳知縣修葺城牆的經費來源，有兩種說法。益陽地邑民俗文化研究愛好者尹益輝先生稱：「以每石糧抽一文錢為費用」，這個清清楚楚，沒有疑義。另一說法是：「以每石糧油抽一串文銅錢」，這裡就不知是一石糧，還是一石油了；如果是一石糧（約70公斤），清光緒二年每石糧約值銅錢二千三百文，而一串文即一千文，若抽一串文為修城牆稅，即佔一石糧的43%，是不現實的。所以，「每石糧抽一串文」應是筆誤，實際還是尹先生的「每擔糧抽一文」靠譜。

三、城磚產地，以十七里居多

清代益陽縣域，以里為縣治基層行政單位。分為一至二十一里，外加「廂外里」和「在城裡」。至今從城牆周邊廢墟和菜土中，發現的有字城磚大都為不同字體的「十七里」。少量也有「十六里」「十八里」和「十一里七區」的。為什麼「十七里」的城磚居多呢？

原來十七里轄沙頭、三岔河、八字哨、青草港、羊角、過鹿坪等地，均為湖鄉。這裡泥質細膩，制磚容易成型，加上資水穿流而過，便於運輸，也就成了城磚的主要生產基地。據傳修建益陽城牆時，民間還流傳這樣的四六句子：「一里二里出錢糧，十九二十齣肩膀，十六十七出手掌」。一里二里在資水上游的武潭、馬跡塘，那裡山多石頭多，自然缺乏細泥制磚，只好出錢。十九里二十里則是泉交河、爛泥湖，那裡除了水和爛泥巴，自然一無特產二沒錢啦，那就出勞動力吧！

四、益陽城牆，竟有長沙的官窯磚

在益陽民俗文化研究者彭海仁的家裡，筆者曾目睹了一塊來自長沙的城牆磚。該磚僅存半截，殘長19厘米，寬17厘米，厚9厘米。他說他是在東門口一塊菜土裡發現的，磚側有楔印陽文宋字「長沙縣知縣……」，餘下字應是知縣名姓，卻殘缺難辨了。該磚銘文風格與益陽地邑明顯不同，字體端莊大氣，有明初醴陵送南京皇城城磚的氣韻，頗具官窯風格。

不過由此也證實了，益陽古城牆有來自長沙官方監製的城磚。它或許產自與益陽相鄰的望城一帶。至於什麼緣由，是購買還是贊助，就不得而知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