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邱田

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偵探小說之間似乎形成了某種「互文性」，總結出偵探小說的十大謎題差不多就能夠大致掌握作者情節鋪排的套路，摸清偵探小說懸念設置的脈絡，從而破解偵探小說魅力的密碼。

身份替換

偵探小說另一大套路是身份的置換，而這種替換往往是障眼法，能夠遮蔽讀者的視野，使人陷入錯誤的線索或判斷之中。偵探小說的情節設置既要讓讀者了解到足夠的信息，又要在信息的表達上「暫時誤置」，利用技巧上的破碎之感去延緩讀者推理的進程，或是提供一些誤導的信息。身份替換帶來的往往是作案時間的改變，或是不在場證明的虛假。

在《陽光下的罪惡》中美艷的女明星阿倫娜在沙灘上被掐死，島上的每個人都與她有糾葛，似乎都有動機作案，而每個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這使得波洛的破案變得不那麼容易。但是當他把長袍、洗澡、高空墜物、午間禮炮、恐高症等一系列疑點聯繫在一起後問題就有了答案。看似柔弱的妻子克里斯汀利用時間差假扮了海灘上的阿倫娜，她奶白色的皮膚經過顏料的修飾變成了巧克力色，頭上覆蓋的草帽遮掩了容貌，身份的替換為犯罪贏得了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同樣的情節發生在《藏書室女屍之謎》當中。出現在藏書室中的金髮女郎被認定是舞女魯比，而根據法醫的檢測在這個死亡時間內各個嫌疑人都有不在場證據。之後在海邊發現的焚毀車輛內也有一具年輕女屍，但已經損毀得無法辨認。馬普爾小姐根據女屍的指甲對屍體的身份產生了懷疑，舞女一般都會留長指甲，而出去約會的女孩子不會穿家常的舊裙子，她們總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狸貓換太子終歸露出了馬腳，而判斷這些依靠的仍然是常理與常識。

《陽關下的罪惡》劇照

社會悲劇

社會性是日本推理小說的一大特質，在心理探究之外社會環境給人帶來的壓抑常常是其書寫的內容。英美小說的情節最終常常以破案或者說偵探的成功作為結局，而日式推理小說的結局往往呈現出個人的無力，以及社會環境的強大影響力。

東野圭吾的《白夜行》中塑造的是加害者與被害者集於一身的形象，桐原亮司是一路深淵的「獻身者」，唐澤雪惠則是令人憧憬的「惡女」。他們之間的相互依存是在險惡社會中唯一的一點光亮，而這種糾纏又註定了最後的悲劇收尾。日式推理小說中對於情感與心理的刻畫超過了對解密的需求，因而這種情節上的鋪排往往與英美小說截然不同。

松本清張的《點與線》描述的是政商界的勾結所造成的小人物的悲劇。成為替罪羊的佐山，陪葬的小雪，以及最後不得不自殺以掩蓋真相的安田，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有一種被時代裹挾而身不由己的無力感。偵探在小說中也只是具備常識的普通人而已，日本的推理小說中沒有英雄，也沒有解密的快感，有的只是更深的思索與悲涼。

《白夜行》海報

死而復生

有一部被改編成影視劇作品，並常年搬上話劇舞台的阿婆作品《無人生還》也屬於情節設置獨特，構思精巧的謎題典範。雖然看題目就知道最終的結局，但故事的層層推進與絲絲入扣還是十分引人入勝。在無人的海島上有8位應邀而來的客人，他們的年齡、身份、背景各不相同，與《東方快車謀殺案》中帶有傷痛的各人正好相反，這些人身上都背負著某種罪惡。作者在小說中安插了一首頗具隱喻意味的民間兒歌，在餐桌上放置了十個小瓷像，死亡的大幕也從這裡拉開。

「十個印第安小男孩，為了吃飯去奔走；

噎死一個沒法救，十個只剩九；

倒頭一睡睡死了，十個只剩八；

……

兩個印第安小男孩，太陽底下長嘆息；

曬死烤死悲戚戚，兩個只剩一；

一個印第安小男孩，歸去來兮只一人；

懸樑自盡了此生，一個也不剩。」

新《無人生還》劇照

夜晚當留聲機無端響起，分別譴責十個人的過失，這些人過去的罪惡逐漸浮現出來。每個人都在為自己辯白，每個人都極力掩飾與否定。房間里十個印第安小人的歌謠預言逐步應驗，餐桌上的小瓷人一天比一天少，大家的恐慌日甚，小說的懸念也愈強。伴隨著強烈的恐怖氣氛，讀者一步步了解到這些人所犯下的法律難以懲罰的罪惡，而背後的審判者卻仍未現身。

法官沃格雷夫的詐死與復活是全文的高潮，他聯合醫生騙過了眾人，讓剩下的人在相互懷疑中逐步走上絕路，而維拉與隆巴德之間的張力最為令人唏噓。在這部小說中沒有人是無辜者，也沒有人是倖存者。採用極端手法伸張法律無法執行的正義是否正確？阿加莎沒有給出答案，她只是層層剝繭般地把人性中最黑暗幽微的一面呈現在世人面前。在話劇版中有一版對小說進行了改編，讓維拉和隆巴德倖存了下來，成為一對富有真情的愛人。這種改編或許滿足了讀者團圓結局的意願，但卻未必符合作者的初衷。BBC在阿加莎誕辰125周年推出的電視劇版《無人生還》里慘烈的結局無疑是更加忠實於作者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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