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處境最困難的人？ | 紙城PICK

天下 08-04

本

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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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薩特看來，如果窮人和弱勢群體不相信這樣的論點，那它們就是錯誤的論點。這有點兒類似於「熱內原則」：弱者總是正確的。從這時起，薩特也像讓·熱內一樣，開始高興地讓自己服從於那些被異化的、被壓迫的、被阻撓的和被排斥的人。他試圖用局外人的目光，來審視特權階級 — 就算特權階級也包括了他自己。

沒人可以說這很容易就能做到，原因不僅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樣）借用別人的視角會對心理造成壓力，還因為任何試圖這麼做的人，都遇到了大量的邏輯和概念難題。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誰在任何時候都是處境最困難的人？每次弱者變成強者後，一切都得重新計算，所以必須要對角色的轉換進行持續不斷的監控 — 但是要由誰來監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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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貝克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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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很多利益不相容的人都聲稱權利在他們那邊，你如何在他們之間做決定？

在《共產主義者與和平》最後一部分的一段話中，薩特勾勒出了一個大膽的解決方案：為什麼不通過詢問那些「處境最困難的人」或者「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人」怎麼看，來決定每一種情況？

你只需要找出該情況中最受壓迫和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把他們對事件的看法採納為正確的那一個。他們的觀點可以被認為是真理本身的標準，是確證「人與社會真實面目」的方式。如果某件事情在處境最困難的人眼中不是真的，薩特說，那它就不是真的。

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簡單得有些驚人，輕輕一下子便抹去了強勢群體肆意用來逃避責任的那種偽善言辭 — 也就是所有那些省事的借口，比如說窮人就「配」窮人的命，或者富人就是有權得到積累在他們身上的那些比例驚人的財富，或人們應該將不平等和苦難視為生活不可避免的部分。在薩特看來，如果窮人和弱勢群體不相信這樣的論點，那它們就是錯誤的論點。這有點兒類似於「熱內原則」：弱者總是正確的。從這時起，薩特也像讓·熱內一樣，開始高興地讓自己服從於那些被異化的、被壓迫的、被阻撓的和被排斥的人。他試圖用局外人的目光，來審視特權階級 — 就算特權階級也包括了他自己。

波伏娃的《第二性》，第一版封面

正如梅洛 - 龐蒂在他的《薩特與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指出的那樣，薩特本人並不堅持他自己的原則。面對在蘇聯監獄中那些處境困難之人的凝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重視他們指責的目光，還給出了為什麼他們可以被無視的理由。不過，或許「凝視」這個概念本來也不是為了始終都能說得通。

就像列維納斯或薇依的倫理哲學一樣—理論上講，他者的凝視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在程度上是無限的—一個理想並不會因為不可能堅持，就變得不那麼鼓舞人心。

薩特這個「在處境最困難之人的眼中」的觀念，與列維納斯「面向他者的倫理學」一樣激進。在一些人看來，將道德交給眾多的人類目光和個人視角來審視，會引發混亂，失去進行真正革命的可能性。薩特忽視了這種路線，表明了他自己還是從前那個獨行其是之人。他再努力，也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共產主義者。

他的這條新路徑，更多地吸引了那些不願加入任何黨派，但卻積极參与新式解放運動的活動家，尤其是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社會排斥、貧窮和殖民主義的抗議活動。薩特全力支持這些鬥爭，並竭力提供了幫助 — 主要是用他最喜歡的武器：筆。為年輕作家的論戰著作撰寫前言，給了他可以介入的新主題，並讓他感到他的哲學真的做到了一些事情，這種感覺已經很久沒有了。

……

薩特，1966年

早在 1948 年時，薩特就曾寫過一篇題為《黑皮膚的俄耳甫斯》（ Black Orpheus ）的文章。這篇文章最初是作為桑戈爾（Léopold Senghor）的《新黑人與馬達加斯加詩歌》（ Anthologyof New Black and Malagasy Poetry ）的序言發表的，在文中，薩特描述了由黑人和後殖民時代的作家創作的詩歌，如何經常翻轉了他們的壓迫者那種固定、評判的「凝視」。從現在開始，他說，歐洲白人不能再厚顏無恥地評估和執掌這個世界了。相反，「這些黑人正在看著我們，我們的目光回到了我們自己的眼睛中；反過來，黑色的火炬點亮了世界，我們的這些白色頭顱只不過是在風中搖擺的中國燈籠。」（那段時間的薩特，仍然在打磨他的比喻。）

1957年，他為阿爾伯特·梅米的兩本書《殖民者的肖像》（ Portraitdu colonisé ）和《被殖民者的肖像》（ Portrait du colonisateur ）撰寫了序言 — 被放在一起翻譯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 這兩本書以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分析女性迷思的方式，對殖民主義的「迷思」進行了同樣的分析。在此之後，薩特又為一部劃時代的反殖民主義著作，弗朗茨·法農出版於 1961 年的《全世界受苦的人》（ T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寫了一篇更有影響力的前言，

讓我們看到了他在激進歲月里所具有的那些最令人憎惡，也最令人欽佩的東西。他對暴力的迷戀著實令人震驚，但他願意以這種激進的方式介入被邊緣化者和被壓迫者的窘境之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讓人欽佩。

事實上，薩特已經太習慣採取激進的立場，以至於幾乎不知道該怎麼走溫和路線了。正如他的朋友奧利維爾·陶德所說的，薩特的信念變了，但他的極端主義從來沒變。薩特表示同意。1975 年，在被問及他最糟糕的失敗時，他回答說，「在我的人生進程中，我自然犯過很多錯誤，或大或小，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我每次犯錯誤，都是因為我還不夠激進。」

激進意味著讓人們感到不舒服，而這些人中還可能包括其他激進者。弗朗茨·法農的遺孀約茜·法農（Josie Fanon）就是反對薩特的人之一：她痛恨他在這個時期還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認為這讓他成了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的敵人。薩特這種同時參與兩種事業的能力，表明了他慷慨的意圖，但是也顯示了他的「處境最困難」原則中的另一個悖論。不止一個群體可以被認為在歷史上處境最困難，那麼，如果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會發生什麼？薩特對暴力的讚美還有一個更糟糕的悖論：無論其動機或背景如何，誰的處境能比任何一種暴行的受害者更「困難」呢？

薩特的演講與葬禮

薩特意識到，他對暴力的興趣，其基礎是怪異的個人衝動。他將這類衝動追溯到了他童年遭受霸凌的經歷，以及他將欺凌者的侵犯接受為自身一部分的決定。1974 年，他與波伏娃談起這件事時，曾說他從來沒有忘記在拉羅謝爾的學校經歷的暴力，甚至認為這讓他有了一種將友誼視為隨時可能失去之物的傾向：「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和朋友有過溫和的關係。」你不得不懷疑，這或許也助長了他對極端主義的渴望。

在反殖民的暴力活動或針對白人的暴力上，薩特的同胞無疑處於遭受暴力的一方，但他反倒對此讚賞有加。扭轉視角、想像他自己站在他人憤怒的正義風暴中，給他帶來了一種滿足感。同樣，波伏娃也慶祝了世界各地反法殖民起義的消息，對20 世紀 50 年代印度支那的反殖民抗爭感到歡欣鼓舞。當然，這是一個政治承諾的問題，但她的反應似乎要比知識分子更發自內心。對於一個自己的祖國曾在十年前被佔領和壓迫過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複雜的情緒。事實上，1954 年，當阿爾及利亞戰爭開始時，她發現，在公共場合看到法國的軍隊制服，就如同當年看到德國制服的時候一樣讓她感到不安 — 不同的是，她自己現在也要承擔一部分罪責。「我是法國人。」她會對自己說，感覺好像是在承認某種道德缺陷。

從 1954 年至 1962 年，阿爾及利亞爭取民族自決權的這幾年，帶來了巨大的痛苦，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而且，流血事件還蔓延到巴黎，導致一些支持獨立的示威者在城市中心被殺害。法國針對阿爾及利亞平民的酷刑和處決，引起了廣泛的恐懼。加繆雖忠誠於他的母親，但也反對當局的暴行。薩特和波伏娃在支持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方面則更加一心一意，積極地開展活動，並且為講述遭受酷刑的阿爾及利亞人的書（以及由他們寫的書）撰寫了雄辯動人的文章。薩特在為亨利·阿萊格（Henri Alleg）的《問題》（ Te Question ）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現自己既是受害者，也是劊子手。」這影射的是加繆的早期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劊子手》。如果說薩特和波伏娃之前沒有跟加繆鬧翻的話，現在可能也會因為阿爾及利亞的局勢而鬧翻了。

我們可以譴責說，薩特和波伏娃是站在安全的邊線上為暴力歡呼，但其實，他們這次所處的位置根本不安全。正如1947 年時薩特曾收到過死亡威脅一樣，1960 年 10 月，一萬名法國退伍軍人在參加反對獨立的示威遊行時，其中喊出的一句口號就是：「槍斃薩特！」而當他簽署了一項非法請願，敦促法國士兵不要服從他們不贊同的命令後，更是面臨著被起訴和監禁的危險，不過後來，據說戴高樂總統用「誰會把伏爾泰抓起來」這句話排除了這種可能。

薩特與波伏娃

但最終，在 1962 年 1 月 7 日，有人把這些謀殺煽動當真了。在波拿巴大街 42 號，也就是薩特和母親一起居住的地方，有人在他們樓上的公寓里放置了一枚炸彈。爆炸破壞了兩層樓，炸碎了公寓的門；萬幸的是，沒有人受傷。加繆曾為他身在阿爾及利亞的母親擔心，但現在面臨危險的卻是薩特的母親。隨後，他搬到了拉斯拜爾大道222 號的新公寓，並在附近為他母親單獨租了一間。薩特現在住得離波伏娃比較近，遠離了他以前在聖日耳曼德佩大街上常去而且人盡皆知的老地方。這下，別人找起他來就沒那麼容易了。

不過，薩特沒有讓這次襲擊中斷他的活動：他和波伏娃繼續在示威遊行上發表講話，撰寫文章，並為那些被控恐怖主義活動的人提供證據，以示支持。根據朗茲曼的說法，他們會在半夜起床，拚命地打電話，為即將被處決的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緩刑。1964 年，薩特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說他不想放棄他的獨立性，並強烈譴責委員會只傾向於把獎項頒給西方作家或反對共產主義的僑民，而不頒給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革命作家。

實際上，被授予諾貝爾獎時，薩特在心中請教過「處境最困難的人」，就像海德格爾在 1934 年得到柏林的工作時，曾向托特瑙山的農民尋求智慧一樣。在海德格爾的故事中，他的鄰居默默地搖了搖頭。在薩特心中，處境最困難的人同樣給了他一個命令式的搖頭：不。不過，海德格爾的拒絕，是要遠離和放棄世俗的複雜性，而薩特則是針對遭遇不公正對待之人的要求做出的一種回應 — 而這就把他與他人的生命比以往更緊密地綁在了一起。

……

紀錄片《波伏娃家的女兒們》海報

《第二性》對世界各地的女性產生了強大的影響。1989 年，紀錄片《波伏娃家的女兒們》（ Daughters of de Beauvoir ）及同名圖書的創作者，曾搜集了一些女性的故事，講述了在 20 世紀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讀過波伏娃的著作後，她們的人生所發生的變化。比如其中的安吉·佩格（Angie Pegg），她是生活在埃塞克斯鎮的一位家庭主婦，某天在書店隨手拿起《第二性》後，一直讀到了凌晨 4 點。她首先讀了關於家務如何將女人與世界隔絕的一章，然後又返回去讀完了剩下的內容。在那之前，佩格一直以為，只有她會因為自己每天的生活方式而感到與生命脫節，但波伏娃讓她意識到，她不是 — 並且還讓她知道了她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就像薩特或列維納斯讀到胡塞爾時一樣，這也是一個人生因為發現了一本書而被改變的故事。到第二天早上時，佩格已經決定了生活要改變的方向：她丟下拖把和撣子，去了大學讀哲學。

除了《第二性》外，許多女性還從波伏娃始於 1958 年的《端方淑女》、止於 1972 年的《歸根到底》（ All Said and Done ）的四卷自傳中得到了鼓舞。在澳大利亞長大的瑪格麗特·沃爾特斯（Margaret Walters），就對書中自信的語調和內容感到激動萬分。這套自傳講述的是一個史詩般的故事：一個女人尋找自由，並且找到了自由。生活在傳統婚姻中的女性，尤其對波伏娃在書中描述的她跟薩特以及其他戀人間的開放式關係感到好奇。後來自己也成了一名傑出女權主義者的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記得她當時曾想：「她在巴黎，過著這種生活。她是個勇敢、獨立的人，就是我想在這個無名小鎮變成的那種人。」她還十分欽佩波伏娃和薩特共同的政治承諾。「他們兩個所代表的是一種冒險，試著過上一種有道德的人生，試著依據一種激進的倫理政治觀念去生活，這可不僅僅是左翼的《聖經》 — 你必須要時時刻刻去創造境遇中的道德。這就是一場冒險。」

那幾十年中，西蒙娜·德·波伏娃引領著女性在生活中做出了非常巨大的改變，以至於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感覺她們好像放棄了太多。比如其中一名受訪者喬伊絲·古德費洛（Joyce Goodfellow）就說，她放棄了自己的婚姻，還辭去了一份雖然乏味但卻很穩定的工作。最終，她成了一個徹底自由的女人 — 但同時也成了一位單身母親，在貧困和孤獨中苦苦掙扎了好多年。「你的閱讀真的會影響你的生活。」她苦笑著說。

本文由出出版社授權轉載，節選自《存在主義咖啡館》——<在處境最困難的人眼中>一章

《存在主義咖啡館》

（英）莎拉·貝克韋爾/著

沈敏一/譯

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