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直到今天還要感謝閻錫山……
原標題：山西直到今天還要感謝閻錫山……
文|鬼子六
作者：余世存
用今天的話說，閻錫山算得上19世紀80後的佼佼者。隔著一個世紀的1905年，他才22歲，便加入了同盟會，登上政治舞台。28歲時，辛亥革命爆發，閻錫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用孫中山的話說："不惟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在革命期間閻被軍民公推為山西都督。
▲閻錫山
這個年輕人的命運是奇特的。當是時，山西處於北洋軍閥勢力的覬覦之中，閻錫山周旋於袁世凱、黎元洪、曹錕、吳佩孚、段祺瑞、張作霖等人之間，"備受風雲險惡之苦"，但他能夠因勢利導，不斷擴張實力，一度統治晉、察、綏及平津地區多年，以一青年而終為中國地方實力派之強人，他的命運似乎比南北軍閥如唐繼堯、陳炯明等人要好得多。他活了下來，能夠跟馮玉祥、李宗仁、蔣介石等後起實力派爭雄，甚至一度問鼎中原。
閻錫山執掌山西軍政大權40年，稱"山西王"當之無愧，至今仍被論者稱為山西現代轉型以來最好的地方長官。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向他致意，蔣介石有一次在國民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說："過去，我們學蘇聯、學美國、學德國，都失敗了，還不如閻錫山在山西有辦法，我們今後要學閻錫山。"毛澤東則在"西安事變"之際給閻錫山寫信說："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
但閻錫山被新舊、國共、傳統保守或現代等多方面幾乎都看輕了，他算得上中國人視野里的明星級歷史人物，但他被想當然了，甚至被漫畫化、臉譜化了。人們或把他當做軍閥，或把他當做投機政客，或把他當做一相情願的"土財主"，張學良就稱其為"賬房先生"……閻錫山的遺產：他的事功、言行、精神世界等有待我們去挖掘。
其實，在當時，就有人注意到閻錫山的事功的意義。
1930年的美國《時代》雜誌發現了他："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這個年輕的實力派並非一開始就如此自持而成熟。他雖然是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人，但在北中國那樣一個強人林立的地方，他也曾站在北方的立場上，如擁護袁世凱，如反對南方的護法運動……這些逆時代潮流而動的舉動為他帶來了災難，後來他吸取教訓，奉行"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後來他進一步概括為"保境安民"，要求"與鄰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絕參加軍閥混戰，使山西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與安定。
▲閻錫山故居
在民國成立後的頭20年里，閻錫山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湧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模範省"的稱號。1919年胡適陪同導師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讚美之辭。曾任北京政府總理的許世英給閻錫山祝壽說："都督閻公之雅望，晉國天下莫強焉。"閻錫山事功最大的特點是以治國之策來治理山西一省。
因此，山西教育的成績在當時極為突出。閻錫山很早就開始推行國民義務教育，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範、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還自己拿出錢來支持在家鄉河邊村創辦了川至中學和小學，共建築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四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髮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
極有創意的則是閻錫山的農村政策。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等基層民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質沒有必然聯繫，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督軍兼省長閻告語各縣街村長副閭鄰長及人民舉辦村民會議文》中說："有人說同治主義不能實行，是人民程度不夠的緣故，我問他什麼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識是程度。我又問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識抑或是知道條文法理是真知識？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遠者何貴乎？"
早在1920年代，閻錫山就提出過"田由公授"的主張，他深知土地問題是中國這個農業國家的命脈。10多年間，因為戰亂與動蕩，農村破產情況普遍，自耕農降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降為僱農、佃農，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手裡。如此趨勢，"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終歲勞動，不得一飽"。
閻想出的辦法是動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將土地收歸國有，而是收歸村有，希望在實行土地分配時有村人理解，手續也簡便易行。
可以說，閻的基層治理和農村土地村集體所有的政策影響到後來的中國，對改良的鄉村建設派和革命的國共黨人來說，他都堪稱我們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先驅之一。他有全局眼光，即非局限一省來治理一省，因此能夠模範全國。
"非典"期間，山西籍學者謝泳想起了閻錫山，因為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充分說明了閻錫山的"善治"。該報告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並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屍封室；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趕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並藉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如此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在後來的中國都是少有的。
面對閻錫山留下的施政業績，謝泳感慨說："中國農民的憲政水平八十多年前已經很高了，自治規則也訂得相當有水準，可見不是文化水平問題，而是有沒有誠心搞的問題。"
考察閻錫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學史家曾概括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文化的關鍵詞有"焦灼"、"心碎"、"嫉羨"等等，因為中西文明的衝撞、融匯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強勢下，中國的一切從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見絀……連孫中山都曾做激憤語："我中國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
但閻錫山作為一省大員，卻沒有這種"時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國社會落後情形的。1924年5月，到太原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問閻錫山：東方文化是什麼？閻答：是中。泰戈爾問什麼是中，閻說，有"種子"的雞蛋的那"種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這個"中"。泰戈爾問：我們此行經上海、天津、北京，為什麼概見不到一點中道文化的痕迹？閻錫山說：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們想要找，去鄉間還可以找到一點。
一般以為，閻錫山受的是舊式教育，儒家傳統影響了他的一生，這在臉譜化他的人看來，當然是一個局限，但在閻錫山那裡，這未必不是一筆財富。閻錫山在列強環伺里能夠自立自強，絕非遺老遺少的冬烘先生可以比擬。他確實有中國的根和中國本位，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中的句子。他反覆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閻錫山因此表達出一個中國本位的現代進取人格，這種集思辨、事功於一體的人格是常為一般論者所忽略的。在蔣介石之外，這個現代中國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記，但他的日記特點是多記理少記事。這本身就說明他的思考的精進勇猛。"不慎於初，必悔於終"，"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轉不由己"，"物質過乏則朽志，物質過量則放志"……
有人嘲笑閻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語言來重複前人智慧"，卻沒能同情這位中國人"誓為人類抱不平"的信仰情懷。他的愛國、愛省、愛鄉或說愛人類，絕非出於虛偽、權宜，而是有一種至誠。他為鄉村學校捐錢不遺餘力；抗戰爆發，他又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87萬元捐給前線；他還摒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展壯大"犧盟會"，都使山西當時成為陝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凡此種種，都說明閻錫山的不同尋常。
閻確實重複了別人的智慧，但他是一個吸收他人成果的大師。閻錫山很少說套話，一切對他有啟發的思想，在經過他自己一番思考後，就能轉換成他自己的語言說出來。
比如"財產是身外物，易於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當重技能"，"大錯成於漸，大病成於微，大患成於細，大富積於零"，"恭維我者，有損於我。責備我者，有益於我。積損則凶，積益則吉"……
這既說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說明了他的信念堅持。
閻錫山的自信其實也正是因為他善於學習。跟民國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顯然是一個小字輩，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說他在袁世凱面前緊張得要命，他也確實一度對實力派俯首。但他風雲際會，抓住了時勢，也成全了時勢。他的同學程潛說，閻"在日本留學時成績平常，土氣十足，誰知回國後，瞬間馳名全國，是日本留學生回國後在政壇上表現最為輝煌的人物"。
不僅如此，他後來以一省之力敢跟蔣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論者看來，蔣介石之能統一全國，閻錫山的功勞最大，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了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度過了數次危機。因為他跟張學良一樣明白，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蔣介石畢竟有孫中山傳給的"三民主義"，有現代革命精神，而他自己還有所欠缺。
▲馮玉祥、蔣介石與閻錫山。攝於1929年
因此，這個有自知之明的政治人物不懼強人，反而有著難得的雅量和善願。1934年，他給蔣介石寫信，幫蔣出主意，說了很多個人感悟。他說因為你是元首，所以我對國家大事的認識，應該告訴你。對當時的"異端"學說，如共產主義，他也能夠吸收其長。他的理論研究會可以談共產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有的成員則在家裡翻譯《資本論》。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因為他說得很乾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並確定了資公有、產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而因為閻錫山與共產黨的合作，在國民黨內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他"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果"晉西事變"後，新軍加地方團共約15萬人同時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還有人暗示說，閻錫山是國民黨垮台的"禍首"。
▲閻錫山墓碑
談論閻錫山的不足或投機性一面已經有大量的文字。比如說他的迷信，他的封建意識，他的鐵算盤算計，他的家族統治，等等。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或對閻錫山抱同情之了解，如他自喻"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我們可知，他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他當然在中國的"差序格局"里，但他的治理並未因此失去效能。當時的山西能夠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種人才，因為他還能夠"知人善任"、"賞罰嚴明"、"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
在考察閻錫山的精神世界時，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謹慎、憂患。少年時的閻錫山經歷過世態炎涼，十幾歲時，父親閻書堂開的錢鋪破產倒閉，欠下一屁股債，父子兩人只好躲債。那時的閻錫山還叫萬喜子，曾到親戚家借錢，被趕出來了；他曾提著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聲問："買餅子嗎？"日後發達，有人編排了俏皮話：萬喜子賣餅子——不敢吆喝。
這種憂患也可以說伴隨了閻錫山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在政治強人和強勢政治面前討生活。從袁世凱、蔣介石，到日本人，即使他建設的山西成為全國模範，但他仍得在"三顆雞蛋上跳舞"。但他都忍了下來，而且化壓力為修身財富。這種憂患也許讓他顯得迷信，比如他的內室常設香堂，剪子巷呂祖壇的扶乩生常被他找去問福禍。抗戰前有一回迎接蔣介石到山西，在哪裡歡迎很費了閻錫山一番周折：在運城（運成），那可不成，最後選在介休，讓老蔣休了才妥。
他的憂患和謹慎也讓他一度失去理智。在國共決戰之際，閻錫山特地招見美國駐太原的新聞記者。桌上擺著500小瓶毒藥水，門外放著一口棺材，閻錫山對記者說："咱閻某決心死守太原，如果失敗，咱就和咱的幹部們飲此毒藥，同歸於盡。"還令侍從給他物色一個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隨身帶槍，事到臨頭將他打死--"這個任務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們是無勇氣下手的。"
但大體說來，閻錫山是理性的。他的憂患使他在革命世紀里活得踏實，活得精彩。在其部下親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將，"閻先生絕不會有狂笑的時候，他直像一位道學老夫子，爐火純青，無一絲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氣……"
在激進的時代思潮面前，閻錫山沒有屈服，反而兼收並蓄，總結出他的中道哲學。他說過："天理與人慾相合為一，始可作無過之人；事實與理論相合為一，始可作成功的事。"閻錫山一生既信奉孫文的三民主義，亦推崇儒教，從政後，以求內聖外王，他認為："聖不在儒書中，聖在汝行中；從儒書中求聖，只能得些聖形，在汝行中求聖，始能得到聖行。"因此有人認為他是一個"中本位的理性實踐主義者"。
在經過一個世紀的革命思潮衝撞之後，我們中國人多認同了漸進、改良改革，認同了中道。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打量歷史，可以說，閻錫山正是一個先知先行者。
我們中國人對現代化的偏見尚不止於激進的革命思潮，在對現代文明生活狀態的理解上，我們也多以為是付出最少而享有最大福利的。因此，人們對精英、成功人士的理解，也就是壟斷資源而為所欲為，就是各層官僚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閻錫山卻說，"絕不以政罔民"，這也是他為民心歸附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所治理的山西省政府有過這樣一條標語："民主政治的公務員，做甚不務甚，人民應起來制裁他！"他的解釋是：當一個公務員，受國家的優遇，豈可不專心職務？
而對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現代庸俗哲學，閻錫山的應對是平實的。他同意按勞分配的原則，在日記中，他一直歌頌勞動，認為勞動創造收入。他的兩個兒子去美國創業，閻錫山告誡他們說："我負山西責任時，你祖父說我，要知道你要負這麼大的責任，我一定叫你背幾回炭、掏幾回廁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難和工作的艱苦，處理民事才有標準。你們生長在衙門裡，不知道生活的困難、工作的艱苦，沒碰過釘子，沒挨過罵，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環境脫離了，這可以說是你們做事進步上的一大障礙，也是你們前途上的一大損失。"他送給兩個兒子十六個字："輕財重義，訥言敏行，儉己厚人，恭己恕人。"
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病逝，終年77歲。他生前就挑選了墓地，墓前有個巨大的"中"字，象徵著其人生哲學--"發於仁，歸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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