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桂林：解放西路前身—桂西路，竟然藏了這麼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桂中內的文廟
救亡日報社
黃偉林 文/供圖
林哲等人的《時光未老 故紙猶溫》一書收錄了許多桂林城區的歷史地圖，其中，光緒時期的《廣西通志輯要·省城圖》(見該書143頁)已經出現十字街的標識，分上十字街和下十字街;1934年的《廣西分縣新圖·桂林市街圖》(見該書199頁)仍然有十字街標識;1935年出版的《廣西一覽·桂林市圖》(見該書207頁)已經出現桂西路的標識;1949年出版的《桂林市中心區圖》(見該書253頁)，桂西路名稱被中正西路取代。應該是1949年以後，中正西路改名為解放西路，該地名沿用至今。
據說北方少有十字街，南方多有十字街。桂林的十字街為桂林的城市中心，光緒時期的上十字街相當於如今的中山北路，下十字街相當於如今的中山南路。中山北路和中山南路是一條貫通桂林城區南北的大街，與其形成十字交匯的，則是東西走向的解放東路和解放西路。
抗日戰爭時期，中山北路名中北路，中山南路名中南路，解放東路名桂東路，解放西路名桂西路。其中，桂西路全國聞名，以「書店街」著稱。
這書店街之名不是自封的。1942年，茅盾從香港流亡到桂林，寫了題為《雨天雜寫》的系列隨筆，其中《雨天雜寫之三》寫道：
桂林市並不怎樣大，然而「文化市場」特別大。加入書業公會的書店出版社，所聞將近七十之數。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書四種(期刊亦在內)計，每月得二百八十種，已經不能說不是一個相當好看的數目。短短一條桂西路，名副其實，可稱是書店街。
1942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有一節《桂林的書店》，文中寫道：
桂林的書店，以桂西路為最多，若從十字街向榕蔭路走，在左邊的有中國文化服務社、商務印書館、提拔書店、建設書店、文化供應社、改良軍用圖書公司、聯合書局等，在右邊的有上海雜誌社、東方圖書公司、大華、北新、時代、武學、中華、世界、軍民、正中、科學等。
上面這些書店大都不存在了，但其中一些書店至今仍然赫赫有名，比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它們是中國出版界的百年老店，當年分別在桂西路設有分館、支局和分局。
這說的是1942年的情況，實際上，1942年以前，桂西路還有幾個很著名的書店，比如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崇德書店。
這三家書店何以著名?原來，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加上生活書店，即如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前身。民國時期中國最著名的三大出版機構商務、中華、世界，今日中國最著名的三大出版機構商務、中華、三聯，當年皆在桂西路設有總店或分店，桂西路稱為書店街，名不虛傳。
不過，1941年2月，新知書店和讀書生活出版社先後離開了桂林，不再在桂西路營業。
那麼，崇德書店何以著名呢?
桂林市檔案館編印的《桂林遊覽史料彙編》中的《桂林市街新舊名稱對照表》表明，桂西路屬於崇德街，崇德街是行政街名。尹文軍的《圖說清末民國老桂中》一文告訴我們，桂林中學是1927年搬到崇德街的府學文廟的，文中明確說明崇德街即今解放西路，可見，桂西路原名為崇德街，因此，崇德書店的名字應該來自其所在街名。據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和廣西桂林圖書館編的《桂林文化大事記》，可知崇德書店1938年9月1日創辦，10月28日被敵機炸毀，書店因此結束。不過，根據巴金在桂林撰寫的散文，崇德書店被炸毀的時間卻是後移了。
1939年1月巴金在桂林寫了散文《桂林的受難》，寫他1938年底在桂林經歷的多次轟炸，其中第四次轟炸發生在1938年12月29日，在巴金看來，第四次大轟炸是最厲害的一次，他如此寫道：
在那天我看見了一個城市的大火。火頭七八處，從下午燃燒到深夜，也許還到第二天早晨。警報解除後，我有兩個朋友，為了搶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圍在濃焰中，幾乎迷了路燒死在火堆里。這一天風特別大，風把火頭吹過馬路。桂西路崇德書店的火便是從對面來的。那三個年輕的職員已經把書搬到了馬路中間。但是風偏偏把火先吹到這批書上。最初做了燃料的還是搬出來的書。
崇德書店的遭遇給巴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寫完《桂林的受難》十來天后，他又一次走到桂西路。他經過商務印書館，整潔的門面完好如舊;他走過中華書局，沒看到什麼特別景象;然而，當他過了新知書店，他想尋找那個圖書成了燃料的崇德書店，想看看那三個職員善良年輕的面孔，然而，「怎麼我要去的那個書店不見了?」他這樣寫道：
啊，街道忽然短了，憑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見那個走熟了的書店的影子。於是一道亮光在腦中掠過，另一個景象在眼前出現了。我覺得自己被包圍在火焰中。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撲來，我的眼睛被煙熏得快要流出眼淚。沒有落雨，但是馬路給浸濕了。人在跑，手裡提著、捧著東西。大堆的書凌亂地堆在路中間。……
我再往前走，我彷彿還走在和平的街上。但是一瞬間景象完全改變了。我不得不停止腳步。再沒有和平。有的是火焰，窒息呼吸、蒙蔽視線的火焰。牆坍下來，門樓帶著火搖搖欲墜;木頭和磚瓦堆在新造成的廢墟上，像寒夜原野中的篝火似地燃燒著。是這樣大的篝火。燒殘的書而散落在地上。我要去的那個書店完全做了燃料，我找不到一點遺迹了。
正如巴金所描寫，這個1938年9月開業的崇德書店，一個多月後即遇上了日機大轟炸，燒為灰燼。猶如曇花一現，從此桂西路再無巴金熟悉的那個崇德書店。
如今與解放西路交叉的太平路上還存有《救亡日報》社址，因此，《救亡日報》是和太平路聯繫在一起的。然而，據夏衍回憶，《救亡日報》除在太平路12號租有辦公社址外，還在桂西路26號租了一間很小的「營業部」。《救亡日報》桂林版的第一張報紙於1939年1月10日出版。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救亡日報》受到警告，不久，生活書店被搜查，最後，《救亡日報》於1941年2月28日出版終刊號，3月1日停止發行。
其實，桂西路不僅有書店街的稱號，而且還有文化街的稱號，似乎，文化街的命名還在書店街的命名之前。
1941年，一位名叫尹牧的作者發表了一篇《桂林漫筆》，其中寫道：
十字街頭往西，是桂西路，在的路下，排列著十多間的書店：上海雜誌公司、新華日報館、文化供應社、東方圖書社、時代書局、北新書局、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服務社、武學書館、建設書店、正中書局、軍用圖書雜誌社、書店，這就是被人稱譽的「文化街」，這街上每天都有無數的讀者出入於書店間，尤其是晚上，更是擠滿了人。自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相繼被封之後，生活書店換上了國防書店的招牌，讀書生活出版社換上了一個中國文化服務社，文化供應社代替了新知書店。然而，街道上仍是一樣的熱鬧。
稱桂西路為書店街，如果以寫文章做比喻，可謂抓到了重點;稱桂西路為文化街，則是兼顧了全局。因為，桂西路除了書店林立，還有兩個重要的機構，一個是桂林中學，另一個是廣西省立藝術館。
桂林中學是桂林的百年老校，1927年遷至當時的崇德街，即後來的桂西路，因此，整個抗戰時期，桂林中學坐落於桂西路西頭北側。
抗戰時期的桂林中學更是廣西基礎教育第一學府。一方面，當時桂林中學的教師稱得上名家俊彥，薈萃一堂;另一方面，來自廣西甚至全國的少年精英，匯聚於此。
從教師方面說，著名作家王魯彥、著名歷史學家孫毓堂、著名篆刻家李白鳳都曾在該校執教。
從學生方面說，著名物理學家李林、中國核潛艇工程總設計師黃旭華、港台新派武俠小說創始人梁羽生當時都在桂林中學就讀。其中，李林1938年至1940年就讀於桂林中學高9班，梁羽生1941年至1944年就讀於桂林中學高33班，黃旭華1941年至1944年就讀於桂林中學高35班。
桂林中學與書店街是一種非常合適的搭配。學生正是求知慾最旺盛的年齡，書店則是精神食糧的倉庫。原來上海《良友》畫報的總編馬國亮當時正在桂林做《廣西日報》的編輯，1947年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命運交響曲》在香港的報紙連載，1986年由灕江出版社出版，裡面專門寫了桂林圖書業的繁盛，其聚焦的地方正是桂西路：
桂西路一帶都是新開的書店，大的小的，各有其吸引讀者的力量。每天下午四五時以後，每一間書店無不擠擁著各種買書看書的人們。事實上抗戰了幾年，讀書的人增加了。那時候的公務員和一切做生意或各種行業的，都比抗戰前更愛看書，半是因為這班人大都是剛離開學校不久的人，還帶著一點學生時代的氣質，既然自己有了收入，就不吝惜多買幾本書。另外的原因卻是戰時生活太單調了：沒有太多的看不完的電影，沒有使你足以留連忘返的跳舞場，更沒有可以公開的麻將賭博，晚上除了到茶館喝喝茶吃一兩塊點心之外，就是回家睡覺了。於是書籍慢慢成為消遣的一部分。既然別的消磨時間精力的途徑減少，不管是自己甘願的還是無可奈何的，任何手頭上能夠有幾塊余錢的人，都會走進書店裡翻翻這本那本書，然後選買一兩本回家。
書店業的繁榮，原因之一是戰時生活單調，第二個原因，就是學生數量增加。馬國亮分析道：
第二個使書店業繁榮的理由是學生的數目增加了。抗戰前許多農村的子弟都沒有機會念書，許多小地主都無法供給子女入學。戰時糧價漲了，從前每朋賣了二十擔谷還不夠一個兒子的一個學期的學費的，現在每月一擔半擔就夠了。糧價上漲至少使一部分家裡有幾塊薄田的人可以把兒子送到縣城裡讀書。這樣一來，學生的人數激增了。在中國，學生歷來是出版業的最大主顧，只有他們才是主要地維持著出版業的人。也只有他們才是求知慾最強的，努力想從書刊里追求他們所要找尋的答案的人。
《命運交響曲》專門寫了當時中學生對圖書的熱愛，這部長篇小說帶有很強的寫實色彩，若加推測，這些學生原型當與其時桂林中學學生有關。
事實上，武俠小說家梁羽生也對自己在桂林中學的讀書生活念念不忘。其中有兩個細節他經常回憶。一個是梁羽生到桂林中學讀書之前已經有很好的舊文學功底，但正是在桂林中學，在李白鳳老師的引導下，他對新文學形成了正確的認識，產生了較大的興趣;另一個是當時他博覽群書，他博覽群書的地方不是圖書館和閱覽室，而是書店，當時桂西路上鱗次櫛比的書店極大地滿足了他的閱讀興趣。當時的書店對讀者相當寬容，哪怕不買書，也放任讀者在書店裡看書。即便如此，梁羽生還是不好意思在書店裡長時間地只看不買。好在桂西路上的書店實在太多了，他可以把一本書分在幾個書店裡看，在這個書店看幾十頁，那個書店看幾十頁，一本幾百頁的書，分成三、五個書店讀完了。這種讀書方式，一是加快了閱讀的專註度和速度，二是加強了閱讀的記憶力。但是它的前提條件就是書店的密集，能夠讓閱讀者在很短的距離相繼進入不同的書店。梁羽生的這種閱讀經歷恰恰證明了當時桂西路上書店如過江之鯽的局面。
桂林中學不僅培養過一批文能安邦的文人，也培養過一批武能定國的軍人。其中，抗戰時期著名的空軍烈士何信、莫休、蔣盛祜都曾在桂林中學上學。何信墓碑有《烈士傳略》，其中寫道：
臨棗一役，以我機十四架與敵機十七架戰鬥，擊落其七，安然返防。不圖於回抵馬牧集上空，猝與敵機廿余架遭遇，發生激戰，歷時既久，油彈俱窮，復能奮其餘勇，乘機向敵猛撲，卒將敵機擊落，隨與偕亡。此次殺敵情形，當地人士目所共見，痛其壯烈犧牲，哭聲為之震地。
在台兒庄戰役紀念館，能夠看到何信事迹的詳細介紹和相關音像。
桂林中學的對面，即廣西省立藝術館。
廣西省立藝術館成立於1940年3月，分設美術、音樂和戲劇三部，這種集藝術教育、藝術研究和藝術實踐於一體的藝術機構，在當時屬於首創。創始之初，除歐陽予倩之外，徐悲鴻曾掛名領銜美術部，馬思聰曾掛名領銜音樂部，雖然這兩位大師並未真正上崗就位，但已經可以看出廣西省立藝術館的強大陣容和勃勃雄心。
廣西省立藝術館集聚了當時一大批傑出的藝術人才。僅以美術部為例，就擁有張安治、劉建庵、周令釗、尹瘦石等一批美術大師。戲劇部的葉仲寅和石聯星，更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戲劇界和電影界元老級的表演藝術家。
廣西省立藝術館館廈建在桂西路與榕蔭路的交匯口上，1944年2月建成，當時媒體報道這樣描述：
桂西路的末端，一座渠渠的大廈，作赭紅色，棟宇輝煌，美輪美奐，有古代宮室之華，得西洋建築之粹。
亦有媒體稱之為中國「第一個偉大戲劇建築」。
為慶祝廣西省立藝術館館廈的落成，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人策划了被稱為「中國戲劇史上的空前盛舉」的西南劇展。
西南劇展盛況窗前，桂西路、中北路、中南路專門製作了美麗雄偉的牌樓迎接來自西南八省的戲劇工作者，當時媒體這樣描述：
桂林街頭也增加一番景色，市中心的四大街衢建起了富麗堂皇的牌樓各一座，都由美術家精心設計。各大書店也紛紛集中戲劇書籍，舉行聯合減價，優待出席大會劇人。大會會址設在廣西省立藝術館新廈，會場內設臨時郵局，並在開幕日加蓋紀念郵戳。
西南劇展包括三大中心活動：戲劇工作者大會、戲劇演出展覽、戲劇資料展覽。
其中，戲劇工作者大會和戲劇演出展覽均在廣西省立藝術館舉行，戲劇演出展覽中歐陽予倩的《舊家》《屏風後》、田漢的《名優之死》《湖上的悲劇》、夏衍的《法西斯細菌》《戲劇春秋》以及外國話劇《茶花女》《皮革馬林》等話劇劇目也是在廣西省立藝術館舉行，此外，西南劇展的開幕大會和閉幕大會，亦在廣西省立藝術館舉行。
沿廣西省立藝術館繼續往西，就到了桂西路西頭，從《時光未老 故紙猶溫》一書，可以看出，直至1934年，桂西路西頭的桂林城牆尚保存完好，離桂西路最近的桂林城門為麗澤門，出麗澤門，即桂湖，為桂林城市西面的護城河。如今，桂林西面城牆已不存，麗澤門亦不存，但桂湖尚在，桂湖西面的騮馬山、老人山尚在，老人山以像老人命名，它彷彿一個歷盡滄桑的老人，俯瞰著桂林千百年的城市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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