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沙俄之戰：一戰的東亞版本

原標題：日本與沙俄之戰：一戰的東亞版本

作者=蕭西之水

提到日俄戰爭，最熟悉的橋段莫過於魯迅《吶喊》自序：由於日本課堂播放那些日本軍隊在日俄戰爭中屠殺中國平民的「畫片」，才讓這位有志於醫的青年人反感「看客」心理，走向「文藝運動」，以拯救「愚弱的國民」。

然而，中國人對於日俄戰爭卻無法避免「看客」心態。畢竟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拒絕從政治上、軍事上介入戰爭，那除去按照列寧所言「新舊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來批判日本、沙俄雙方的暴虐行為外，難以找到一個吸引人的切入點來觀察這段歷史，這場戰爭在中國的熱度也遠遠不及更早的、也更加決定中國命運的甲午戰爭。

今年4月採訪和田春樹教授時，偶然得知他與其他同時代左翼教授有所不同，涉足左翼的出發點不是馬列主義書籍，而是魯迅著作的日語翻譯家竹內好的《魯迅》、《現代中國論》等著作。後來雖然投身於俄國革命史研究，也因語言隔閡較少關注中國史料，但和田教授依然非常重視中國人對日俄戰爭的認識路徑。

清廷重臣大多從現實角度出發主張「聯日拒俄」，如時任貴州巡撫李經羲提出「俄勝勢必吞併，日勝無非索酬，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與其畏俄而不許，何如親日而獲成？」張之洞甚至提出「以日本之將校率我之兵」的提案，雖然清廷最終採納袁世凱的意見而嚴守「局外中立」，但在整場戰爭中對日本多少偏袒，促成日本在戰爭中取勝。

作為「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的戰爭（孫中山語），日俄戰爭給近代中國帶來巨大震動，促進青年人積極求學日本，學習明治維新以來的先進經驗，反哺國內革命。就在日俄戰爭結束的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友人的協助下，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成為辛亥革命的原點，甚至吸引如宮崎滔天等日本志士參加中國革命。隨後蔣介石（1906-1910）、陳獨秀（1907、1914）、郭沫若（1914-1919）、周恩來（1917-1919）也都先後前往日本，日本求學成為他們人生中的重要經歷。

不過隨著中國革命成功與日本侵略腳步加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反思日本所謂「日俄戰爭」的輝煌，轉而關注日俄戰爭對中國造成的苦難，魯迅《吶喊》序言便在其中極具代表性；而隨著左翼思想傳入中國，唯物主義史觀促使輿論以「階級博弈」方法論來觀察歷史，讚頌日本的文字也隨著二戰爆發而銷聲匿跡。

新中國成立後，列寧「新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逐步成為看待日俄戰爭最為普遍的觀點，中國不僅批評日本對軍國主義的反思不足，同時也批評蘇聯存在的殖民主義思想。蘇聯擊敗盤踞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後，7名蘇聯元帥前往祭奠當年的沙俄軍隊陣亡將士，而蘇聯作家斯捷潘諾夫《旅順口》小說也由於稱讚沙俄軍隊「開疆拓土」、「英勇果敢」而在當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針對這些思潮，周恩來批評其為「宣揚沙俄戰爭，掠奪戰爭那一套」，並拒絕蘇聯在旅順建立日俄戰爭紀念碑的要求。

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中日蜜月期」到來，《日本海大海戰》、《二百三高地》等日俄戰爭的影視作品逐漸引入，其浪漫主義的敘事風格伴隨著中國青年人對於海洋文化的嚮往而廣泛流傳，大河劇《坂上之雲》的熱播更讓東鄉平八郎、秋山真之、兒玉源太郎、乃木希典等日方將領的形象深入人心。只是究其深處，這些戰爭類文藝作品的價值觀依舊囿於中國人最早的認識：即日俄戰爭是近代第一次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自衛戰爭」。

日俄之所以產生對立，始源於甲午戰爭後的「三國干涉還遼」。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要求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但隨即遭到沙俄、德國、法國三國干涉，被迫交還；但1898年沙俄卻租借走遼東半島的重鎮旅順港，又藉助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而出兵佔領中國東北，威脅到日本所謂「利益線」朝鮮半島的安全；隨後日本與英國結為同盟以獲取支持，沙俄卻並不願意撤軍，雙方便進入到漫長的談判階段。

日俄雙方對立的過程給日本的「自衛戰爭」史觀帶來理論支持。1903年6月，日本軍部《關於朝鮮問題解決的意見書》提出，一旦西伯利亞鐵路建成通車，日本將難以在中國東北取勝；隨即7名日本法學教授聯名上書，認為「一旦失去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日本就會危急」；而且日俄談判過程中，沙俄一方回復緩慢，也被日本認為是在「拖延時間」。多種原因凝合一處，促使日本走上對俄宣戰之路。

（日）和田春樹/著

易愛華/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18年2月

從俄方史料來看，雖然西伯利亞鐵路在開戰前的1904年1月通車，但直到1905年9月戰爭結束，其運力依然難以形成規模，無法對作戰形成有效支持；至於「拖延時間」，主要原因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對於遠東總督阿萊克謝夫缺乏節制力，複雜的貴族系統又讓沙俄官僚體系效率低下，很難說是針對日本的一種談判策略。

然而，隨著日本在戰爭中大獲全勝，「自衛戰爭」的敘事壓倒對歷史的探求，輿論主流也樂於以「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說法來吸引東亞各國知識分子來「取經」，促使日本成為「大亞細亞主義」的領導者。

應該說，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自我陶醉影響了整整一代日本人，著名右翼思想家頭山滿、發起「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都以此為原點，發展出自己的侵略思想。到二戰期間，日本發展日俄戰爭以來的敘事傳統，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口號，建立「大東亞省」專項負責日本海外領地的經營管理。

當然，隨著1945年戰敗，日本被迫放棄舊有的軍國主義敘事，採取美國帶來的民主主義思想進行自我改造。但這也帶來一個嚴重問題：如果追溯軍國主義起源的各個方面，無一例外會倒退回明治維新；可一旦否定明治維新，那日本百年來的近代化努力也就成為政治不正確，這對於日本人的自我認同無異於毀滅性打擊。

為了鼓舞日本國民，從1968年開始，作家司馬遼太郎在《產經新聞》發表連載小說《坂上之雲》，以明治陸軍「騎兵之父」秋山好古、被評為「智謀如涌」的海軍參謀秋山真之、創作俳句《法隆寺》的詩人正岡子規為主人公，描繪了從明治維新到日俄戰爭的30餘年歷史，希望以一本「樂觀主義者的故事」來喚醒日本國民對於重建戰後日本的熱情。「坂上之雲」便比喻 當年的日本人一邊追逐著「山坡上的雲」一邊前進，來自明治時代的昂揚感激勵起戰後日本人重新建設經濟強國。

針對這種所謂「司馬史觀」，戰後史學界紛紛提出反對意見，曾在1960年代參與左翼社會運動的和田春樹教授便是其中一員。和田教授認為，「日俄戰爭是黃種人戰勝白種人帝國主義的大捷，給了亞洲、非洲後進民族以希望——這或許是真相，但只是整個真相的很小一塊局部」。至於創作《日俄戰爭》，初衷也是對反思「日俄戰爭正義論」，講述日本如何企圖統治朝鮮半島，又如何在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的問題上與沙俄起衝突，如何通過戰爭而走向「毋庸置疑的帝國主義國家」。畢竟在整部《坂上之雲》里，司馬遼太郎甚至連朝鮮國王高宗的名字都未曾提及，也未講到日本人刺殺朝鮮國王正妃閔妃（明成皇后）。

而且在和田教授看來，司馬遼太郎也在創作過程中有所改變。《坂上之雲》最初創作時，司馬遼太郎表示要創作一篇「樂觀主義故事」，然而隨著劇情發展與人物變動，小說基調也走向陰暗與悲觀，通過主人公秋山真之的自責而展開對戰爭的思考，暗示日俄戰爭的勝利正是戰前日本一連串悲劇的開端，頗有古代日本「諸行無常」、「禍福相倚」的哲學深度。

作為俄國革命史方面的學者，和田教授與夫人都精通俄語，發掘出蘇聯解體後解密的大量沙俄文件，從更廣的角度闡述日俄雙方對立全過程。對照日俄雙方資料，不難看出日本與沙俄對局勢都存在大量誤判，雙方也各自有著侵略訴求，戰爭的起源並不僅僅是某一方面的「自衛戰爭」，更涉及到紛繁複雜的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

第〇次世界大戰

2005年，恰逢日俄戰爭結束100周年，美國出版一本 《國際視角下的日俄戰爭：第〇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Zero）》，為觀察日俄戰爭提供嶄新思路。

歷史上被稱為「第〇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有很多，如丘吉爾認為普魯士同盟與法奧俄同盟之間的七年戰爭（1756-1763）是最早的世界大戰，拿破崙戰爭（1803-1815）、普魯士統一戰爭 （1864-1871）都有過類似稱呼。相比之下，日俄戰爭（1904-1905）得獲此名的邏輯更為直接：正如二戰爆發由一戰結束後的「分贓不均」及過度制裁德國而埋下種子，一戰爆發的始源也來自於日俄戰爭後國際關係的變動。

日俄戰爭爆發前，歐洲呈現出英國、沙俄、德奧同盟「三極」對立形態，三者之間均是亦敵亦友的關係，並沒有截然分出一戰的「協約國」與「同盟國」，這種「三足鼎立」也保住了歐洲大陸在德意志帝國統一之後長達40年的和平（1870年代至1910年代）。但在東亞局勢上，英國的勢力範圍是長江流域，沙俄則把持著中國長城以北的土地，因而英國也非常關切1900年沙俄進軍中國東北，擔心會威脅到華北地區穩定。既然英國對沙俄有所忌憚，那麼同樣反對沙俄的日本就自然成為英國的「遠東憲兵」，雙方越走越近，在1902年達成歷史上第一個洲際軍事同盟：日英同盟。

有英國作為靠山，日本獲得大量的國際政治資源與軍事科技支持，迅速躋身軍事強國行列。戰爭爆發後，日本藉助英國在世界遍布全球的電報網路準確掌握各國政治動向，甚至獲取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增援遠東的實時消息，為對馬海戰大獲全勝打下情報基礎。

但有趣的是，日英同盟並不是一份「攻守同盟」，而是「限制性同盟」：即日本與俄國一國開戰，那麼英國不會加入戰爭；一旦有俄國的其他盟國加入戰爭，那麼英國就必須加以支持。從當時國際關係來說，俄國與法國之間曾達成同盟，日英同盟的主要目的便是要限制法國加入對日戰爭，以免日本要同時面對俄法兩大列強。這份同盟的作用非常明顯，當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來到遠東，便無法在法國的亞洲殖民港金蘭灣休整，客觀上削弱了俄國艦隊的作戰實力。

隨著日俄戰爭走向尾聲，沙俄的實力進一步遭到削弱，不得不從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退出，英俄矛盾驟然減小；另一方面德奧同盟的力量愈發強大，法國在北非殖民地面臨巨大挑戰，只能尋求英國的支持，這也促使英國與法國的盟友——沙俄之間越走越近。1905年日俄談判時，英國禁止日本從沙俄索取戰爭賠款，在談判桌上幫助沙俄降低損失；到1907年，英國與沙俄之間達成協約，針對伊朗、阿富汗、西藏等勢力範圍做出規定，雙方摒棄對立，走向合作。

日俄戰爭本質上是英國與日本、沙俄與法國兩大利益集團在遠東的一次博弈，戰爭雖然以日本取勝、沙俄落敗，但兩大集團卻成功形成相互認同，進而以互相認可勢力範圍、簽訂協約為基礎，成立「協約國」集團。從這個角度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不是「三國協約」，而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四國協約」。

另外日俄戰爭還廣泛牽涉到美國。從1904年開始，日本銀行副總裁高橋是清在美國華爾街先後發行4次戰爭國債，由於沙俄壓迫國內猶太人群體，猶太銀行家雅各布·希夫為日本的戰爭融資傾注心血，解決了日本總軍費的45%（8200萬英鎊）；1905年日俄戰爭趨於結束，也是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出面調停，最終在美國軍港朴茨茅斯簽訂條約。這次發債與調停經歷讓這個信奉孤立主義的國家第一次積極介入到國際事務中，為日後參與世界大戰打下思想基礎。

倒退回「三足鼎立」時代，如果沒有沙俄與日本之間矛盾升級，歐洲的利益關係很可能出現另一種形態：事實上英德兩國在1900年已經達成《揚子江協定》，規定雙方在華利益範圍；1901年德國甚至提出與英國、日本結為「三國同盟」。如果同盟成立，那麼一戰的對立形態就不再是「英法俄」對陣「德奧土」，而有可能變成「英德」對陣「俄法」，那無論一戰的結果如何，20世紀乃至於現代歷史的發展都會完全不同。

eeobook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