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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斌:貿易新發展 經濟新動能

作者丨劉斌國家外匯管理局經常項目管理司司長

來源丨《中國外匯》2018年第15期

要點

通過規範代理、原則監管和多點校驗等手段,綜合事前「硬化」信用軟約束、事中嵌入「三反」攔截、事後提升處罰威懾力等措施,建立綜合立體的規範治理體系。

沒有貿易就沒有增長,沒有國際貿易也就沒有全球經濟的高速發展。數字化、網路化和智能化給國際貿易注入了新動能,呈現出主體多元化、交易信息化、業態多樣化和利益複雜化等新特點。國際貿易新發展在給貿易供需兩端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給國際貿易管理轉型帶來了新挑戰。

國際貿易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

貿易是人類最原始的經濟活動,連接經濟活動的供給與需求。各國資源稟賦和主體供需的差異,決定了國際貿易是經濟交往不變的主題。早在原始社會後期,就誕生了外貿最早的雛形——部落間的物物交換。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開啟了亞歐國際貿易的新紀元。歐洲殖民擴張及資本主義萌芽,通過技術變革和國際貿易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奠定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統一了全球的貿易規則,減少了貿易壁壘,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公平競爭,解決了摩擦爭端,實現了國際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

伴隨著國際貿易的競爭與發展,企業持續提質增效,商品服務供需不斷優化,經濟發展動力綿綿不竭。尤其是世貿組織成立以後,伴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的提升,全球商品和服務出口對GDP的貢獻從20%左右不斷攀升,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達到30%左右:各國外需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復甦的主要動力。

全球出口與GDP趨勢圖

數據來源:Wind, WTO

貿易全球化推動了投資自由化,帶動跨國公司蓬勃發展。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UNCTAD)的統計,2016年,全球約有10萬家跨國公司,其擁有的海外機構達86萬家。跨國公司全球調配資源,在全球布局生產經營網路,將研發、設計、生產、裝配和銷售等部署在不同的國家(地區),以優化組合各國的比較優勢;再通過關聯企業間的國際貿易(約佔全球貿易的80%),整合延伸高端價值鏈,實現跨國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跨國公司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者,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受益者。

技術變革推進國際貿易新發展

通過技術的創新應用和有效融合,市場主體不間斷、無國界的新型全球貿易,重塑了生產需求,改變了社會生活。

技術創新注入新動能

在「互聯網+」時代,國際貿易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6%,超過全球平均水平4.1個百分點。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創新應用,穿越時空、融入你我。技術變革給貿易發展注入了新動能,賦予了新內涵。

一是人本貿易。貿易源於需求而止於消費,「各取所需、物盡其用」是貿易的最高標準。現代互聯、互通和互動技術的發展,帶來了貿易生產、交易、支付和配送的變革,突破了傳統貿易生產供給的束縛,使貿易逐步回歸需求的本源和宗旨,人的需求評估和實現成為現代貿易的核心。對消費需求的科學、有效評估,推動國際貿易貼近市場主體,從生產導向轉為需求導向,使「大眾化」的生產主導消費,與「定製化」的消費驅動生產並存。個性化跨國定製生產,藉助高效便捷的國際貿易,實現消費者的國際化需求,更好地滿足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二是智能貿易。貿易全鏈條的數字化處理、網路連接和高能計算技術應用,有效解決了貿易供需兩端的信息不對稱難題,國際貿易供需得以實現無縫對接和智能互動。國際生產商和消費者的供需預測更加科學有效,信息傳遞更加及時準確,物流配送更加便捷高效,資金結算更加靈活多樣,貿易融資更加安全透明。成熟的國際大型跨境電商平台,不僅可為消費提供商品信息在線展示、比較,為交易提供在線推介、定製、詢價、撮合,還能彙集分析主體需求信息,根據消費和搜索記憶,精準地推薦和匹配個性化消費,從而有效延伸、挖掘和塑造潛在需求。

三是普惠貿易。依託數字網路、移動互聯技術和代理服務的普及,國際貿易參與門檻大幅降低,參與主體呈現個體化、大眾化、平民化特徵。國際貿易不再局限於少數「高大上」的大企業,廣大中小企業和普通百姓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力軍。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順應新型國際貿易的「民主化」進程,便利綜合代理,簡化交易環節,縮短交易時間,降低貿易成本,國際貿易全面走人我們的日常生活。亞馬遜、億貝、阿里巴巴等電子商務平台,已連接全球海量商戶和消費者(如天貓國際引入了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數萬品牌,累計服務數千萬境內個人),平常百姓 「買全球、賣全球」的夢想已經成為現實。

貿易發展融合新模式

技術變革帶動貿易業態的創新融合。跨境電商、綜合服務、市場採購和平台貿易等新業態的迅猛發展,呈現出與傳統國際貿易不同的新模式。

一是大小貿融合。隨著「買全球、賣全球」的蓬勃興起,國際貿易已開始從大額批發的「大貿」向小額海量的「小貿」轉變。根據阿里研究預測,到2020年,全球B2C市場的規模將接近1萬億美元;亞太地區佔比將達48%,消費人數將接近10億人。跨境電商平台交易既有B2C/C2C的「小貿」,也有B2B的傳統「大貿」。即使是部分「小貿」交易,也採用保稅倉備貨等「大貿」方式報關,「大貿」與「小貿」相互融合發展。

二是境內外融合。傳統內外貿「涇渭分明」的界限被打破。境外採購商的市場採購行為,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採購內貿化、物流外貿化」,即「內貿交易+國際物流」:境外採購商在境內與市場經營戶以內貿的形式完成交易,通過代理出口企業以外貿的形式完成物權轉移。隨著國際跨境電商的發展,平台註冊地選擇也更加靈活,境內電商企業可通過境外平台(如亞馬遜)實現出口。貿易鏈條各環節的跨境部署和聯動已成為常態。

三是線上線下融合。線上技術的普及應用,實現了國際貿易鏈條線上線下的深度融合、優勢互補。線上主導信息傳遞,線下配套實物展示和交割。在線上信息傳遞環節,交易流、資金流和物流信息,在線上匹配「合一」,為「關、檢、匯、稅」線上整合創造了條件。尤其是線上移動支付技術的普及,為眾多個體貿易帶來了便利,解放了支付終端的物理限制。在線下運輸交割環節,倉儲、通關、配送的線上調度和整合,也提升了國際貿易透明度和便利感受,有效彌補了國際貿易的時空短板。

四是貨物服務融合。新技術的應用,拓展了國際貿易的廣度和深度,延展了貿易產業的鏈條,增加了國際貿易的主體和受眾。國際貿易的個體化和平民化,加劇了「關、檢、匯、稅、運」等專業服務間供求的矛盾,催生了貿易配套綜合服務的訴求。通過專業化的貿易綜合服務,順應了小額貿易新模式,整合了貿易產業鏈資源,深化了市場細分和專業分工,提供了規範、便捷、高效的貿易配套服務,實現了貿易服務融合發展。

五是貿易與金融的融合。貿易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近年來,隨著金融科技的廣泛應用,貿易與金融融合得更加緊密。在傳統的押匯、保理、福費廷、信用證等貿易融資基礎上,利用貿易主體的上下游交易信息和歷史交易記錄,實現了貿易與金融的深度對接。貿易訂單融資、小額消費信貸、流動資金墊付、貿易信用保險等金融服務不斷創新發展,中小貿易企業融資更加便捷,融資風險控制更加科學。貿易金融的創新融合,使得中小電商企業融資條件進一步改善,消費者小額信貸需求也能得到合理釋放。

貿易新發展面臨新挑戰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重大成就,貨物貿易進出口增速一度超過30%。近年來,對外貿易增速從新世紀初期的20%左右回落至10%以內,對外貿易面臨結構轉型和模式變革,我國國際貿易發展進入新常態。新時期應推進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穩定出口的同時進一步擴大進口,滿足人民群眾消費升級的需求,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平衡發展。

一是貿易規則不確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內需不足,復甦進程緩慢。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貿易格局發生改變,美國等貿易強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下降,呈現美國、歐盟、中國、日本、東盟等多級化發展的新格局。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國內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矛盾無法有效緩解,社會不公引發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回潮。原有的以多邊貿易體系為主導,以區域和雙邊貿易為補充的貿易體系面臨挑戰,新興經濟體貿易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大,貿易轉型面臨產品和規則的雙重競爭。國際貿易規則之爭,實質是全球貿易利益之爭,直接影響全球產業鏈重構。面對國際貿易新常態,只有主動研究並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堅持互利共贏的發展戰略,不斷促進國際貿易便利化,持續改善貿易能力建設,才能實現國際貿易新發展。

二是貿易摩擦不可控。近幾年逆全球化思潮湧動,貿易爭端加劇,貿易摩擦頻發、多發。貿易保護主義對國際貿易公平競爭已構成嚴重威脅,直接加大了國際貿易產品的成本,影響了國際貿易產品的需求和價格,甚至可能會危及全球經濟復甦。2018年7月4日,WTO發布的G20貿易措施報告顯示, G20經濟體的新貿易限制措施與前一時期相比增加了一倍: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間,共實施了39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包括提高關稅、實施更嚴格的報關程序等措施。貿易摩擦不應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互通有無、互利共贏才是國際貿易的發展方向。

三是貿易核算不科學。跨國公司主導國際貿易發展,國際貿易已從傳統的雙邊交換轉向多邊調配。以直接雙邊貿易額為標準的統計模式,已無法全面客觀地反映多邊國際利益分配。貿易產品的全球化加工,需要優化資源配置、細化生產分工、拉長生產鏈條,最終實現產品增值的共享。近年來,G20、WTO、OECD、APEC等國際機構,均已認識到傳統國際貿易統計的缺陷和不足,並高度重視國際貿易價值鏈統計的研究。G20從2013年至2015年,已連續三年將全球價值鏈作為重要議題加以推動,並列入領導人峰會公報的內容。WTO和OECD正在開展「貿易增加值統計體系」的研究,按照實際獲取的利益修正雙邊貿易數據失真。同時,基於無形貿易與貨物貿易相結合的全球化生產,將無形資產交易納入計量框架後發現,全球經濟失衡並不像貨物貿易統計表現得那樣嚴重。

四是貿易管理不適應。伴隨著跨境電商等貿易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人本、智能和普惠貿易特徵逐步顯現,貿易主體和交易筆數海量上升,貿易方式和形態交叉融合,對貿易管理的難度日益加大。海量的貿易個體如何管理?海量的電子交易如何核驗?海量的行郵包裹如何統計?電子交易信息如何保護?新型貿易和數據壟斷如何防範?這些問題與電子商務立法相關,涉及個人貿易、交易平台、電子數據和行郵報關等方面的管理原則。面對新型貿易的挑戰,傳統的直接管制、規則監管、點式審核已不適應,貿易管理亟需新思路。只有通過規範代理、原則監管和多點校驗等手段,綜合事前「硬化」信用軟約束、事中嵌入「三反」攔截、事後提升處罰威懾力等措施,培育主體自律意識,營造社會監督的他律氛圍,建立綜合立體的規範治理體系,才能實現貿易便利化和風險防範的合理平衡。

國際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管理部門應堅定不移地擁抱貿易新技術,培育貿易新業態,創新貿易管理模式,不斷激發貿易主體活力,以滿足人民對優質商品服務的需求,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開創全面開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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