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中國古代軍隊作戰體系演進中的「制勝密碼」

原標題：探尋中國古代軍隊作戰體系演進中的「制勝密碼」

現代戰爭是體系和體系的對抗。體系作戰是信息化戰爭的基本形式。作戰體系是由各種作戰系統按照一定的指揮關係、組織關係和運行機制構成的有機整體，是進行體系作戰的物質基礎，也是聚合和釋放體系能量的物質載體。鑒此，科學構建與高效運行作戰體系，直接關係體系作戰的勝敗。一切新事物都是在舊事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宏觀上說，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都是客觀世界按照自然規律演進的歷史過程，都不能脫離綿延發展、亘續不斷的歷史長河。

因此，我們只有釐清中國古代軍隊作戰體系的演進脈絡，揭示作戰體系的發展規律，才能更加科學和深刻地對信息化兵器時代作戰體系進行認識和把握。中國古代歷史，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三個發展階段，至1840年鴉片戰爭截止，主要經歷了冷兵器時代和熱兵器時代，其作戰體系隨著軍事技術、社會形態、思想文化的發展而演進。

冷兵器時代的作戰體系

冷兵器時代，包括木石(自然)兵器時期、青銅兵器時期和鐵兵器時期，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三個發展階段。雖然手中武器比較簡單，古代人同樣有著整體思想、樸素的系統思想，基於對作戰效能的無限追求，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系統原理進行簡單的體系對抗，力求從整體上戰勝敵人。冷兵器時期的作戰體系，雖然作戰手段比較原始，要素構成比較單一，但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其基本構成而言，主要包含作戰力量、作戰指揮、作戰偵察和作戰保障等系統。

作戰力量系統是作戰體系的「拳腳」，主要由人和武器裝備構成，是作戰體系物質流的客觀表現形式。冷兵器時期的作戰力量，武器裝備與單兵、作戰平台間的聯繫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而緩慢發展。原始社會主要使用石斧、石刀、弓箭等石質兵器，與之對應的是單兵和部落的群體作戰；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時期）刀、矛、戈、戟、弓弩等青銅兵器的問世，帶來了「貴族為將乘車、平民徒手持杖」的車兵作戰；公元前3世紀（秦王朝）鐵質兵器的大量製造及應用，使得陣戰的規模不斷擴大，出現了弩陣、車陣、步陣、騎陣等作戰陣法，「正正之旗、堂堂之陣」的作戰力量構成廣泛運用。作戰力量系統構成單一、結構鬆散，是一種基於體力的對抗。

作戰指揮系統是作戰體系的「大腦」，是作戰體系的核心中樞。冷兵器時代，軍兵種少，武器裝備簡單，戰場面積狹小，其指揮機構也簡單，沒有專門的指揮機構，由國家行政機構替代，大多情況下，指揮人員既是指揮員，又是戰鬥員，僅有少量謀士和輔助人員協助皇帝或將帥進行指揮決策。由於沒有專職的指揮機構，設備實體也較為簡單，主要有號角、鑼鼓、彩旗、燈火、烽火台等音響和目視設備。指揮方式主要是集中指揮，但出現了分散指揮方式。如《孫子兵法·九變篇》提出的「君命有所不受」，則是根據作戰實際、靈活運用分散指揮方式的典範。作戰指揮的運行流程通過「將帥命令→音視設備→士兵行動」來實現。

作戰偵察系統是作戰體系的「眼睛」，提供對整個戰場的感知，為指揮決策和行動提供條件。起初，作戰偵察和作戰指揮要素連在一體，是指揮機構的組成部分，後來有一部分偵察仍與指揮要素相連，而有一部分偵察要素與行動要素聯結。中國古代探測主要以目力偵察為主，依靠偵察兵或特工人員使用目視偵察器材或捕獲俘虜等進行偵察。偵察信號的傳遞也主要通過目視進行區分和判斷，如通過烽火狼煙來判斷敵情，通過旗語和燈火傳遞相應的偵察信息等。並且，尤其注重「用間」。如《孫子兵法·用間篇》指出：「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可見，從夏朝起至春秋，通過間諜來進行戰略偵察始終是用兵之要。總的說來，作戰偵察系統時效性、準確性較差，手段原始。

作戰保障系統，是作戰體系正常運轉的基本保證。這裡所說的作戰保障，是涵蓋作戰、後勤和裝備的廣義保障。冷兵器時期作戰比較簡單，作戰保障的內容主要是糧秣供應、戰傷醫治、營寨構築和交通運輸等。與之相適應，形成了以自籌自備為主、後方供應和取之於敵為輔的保障方式。兵學聖典《孫子兵法》早有論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古訓，也流傳至今。可以說，自古以來，人們都對作戰保障高度重視。

熱兵器時代的作戰體系

熱兵器時代的作戰體系，是指從火器的出現至以坦克、裝甲車為代表的機械化兵器開始應用於作戰之間的線式作戰體系。在外國，熱兵器時期從14世紀開始，至20世紀初結束。其中14至17世紀為冷熱兵器並用時期。在我國，熱兵器時代經歷了宋元時期、明清(鴉片戰爭以前)時期和近代時期。這一時期的作戰體系，隨著火器的運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

作戰力量系統要素增加，協同湧現。火器在軍事上的廣泛運用，促使軍隊編製和裝備發生較大改變，各軍(兵)種的地位和作用發生新變化。火器出現的最初階段，軍隊是在原建制內增加攜帶火器的火器手。隨著火器的增多，使用冷兵器的人數逐漸減少，至明中葉，已是「京軍十萬，火器手居其六」。該時期，炮兵作為一個獨立的兵種出現於戰場；戰車又重新出現於戰場，成為獨立的戰車部隊，這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車兵是有本質不同的。它是火器與車輛相結合的產物，其基本目的在於「用火」，即充分發揮火器優勢。此時，作戰力量系統構成要素增加，軍兵種協同作戰湧現，是一種基於化學能的對抗。

作戰指揮系統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火器出現以後，軍隊數量和兵種增多，戰爭規模擴大，組織和運用火力、後勤保障、戰場管理等日益複雜，指揮決策的方法、手段和內容都發生了變化。18世紀至19世紀末，西方軍隊團以上部隊出現了從事作戰指揮的專門機構：司令部和參謀部。在我國古代，火器大量投入戰場後，軍隊指揮員的首要任務已不再是躬親廝殺，而是不斷地冷靜判斷戰場情況，及時定下決心和組織各兵種協同，注意發揮各兵種力量並及時把力量投入到有利於己的方向上去奪取作戰勝利。指揮方式的重大變化對部隊司令部工作和情報、通信系統提出了新要求。如明代實行衛、所制後，凡大規模攻防作戰，均由朝廷臨時命將，組成戰時領導機構，並調衛、所軍歸其指揮。清代重要軍事決策由五大臣會議決定，後軍國大計由軍機處掌管。此時，獨立的指揮機構生成決定了指揮的專業化和複雜化特性，更加凸顯指揮的重要性。

作戰偵察系統構成更加獨立化和專業化。以往目力偵察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發展偵察監視技術來拓展人眼的功能。西方後來出現了各種由透鏡構成的望遠鏡，延長了偵察監視的距離。我國古代這一時期在通信手段上，繼秦代郵驛通信之後，唐、元代又建立了通報邊境軍情，傳遞朝廷政令的驛站機構，制定了驛傳的各項制度，構成組織嚴密、設備周全的全國驛傳網路。作戰偵察實現了從簡易的信號音響和步騎通信，到多種通信機構與設施建立的過程。

作戰保障系統的後勤、裝備保障要素地位增加。隨著熱兵器逐漸成為主戰兵器，作戰力量的保障逐步以後方供應為主，在傷病員救治、交通運輸、裝備維護等方面均採用新的技術手段。由於炮兵、步兵和騎兵裝備了大量的火器，其作戰中火藥和彈藥的攜帶量也就大大增加，因此在明代「戚家軍」的編製中也有了「輜重兵」這一專門的兵種。雖然在此之前，歷代都有「守軸重」的兵卒與車馬，但正式將他們列為兵種，定出編製，還是首見於《練兵實紀》中「輜兵」這一提法。此時，後裝保障地位突出，數量規模和保障壓力增大。

從中國古代軍隊作戰體系演進看作戰體系發展規律

自人類戰爭產生以來，作戰體系都是一個系統，只不過其發展經歷了從低層次到高層次、從簡單到複雜，各要素的聯繫從鬆散到緊密、從弱耦合到強耦合的過程。從上述中國古代作戰體系演進中，我們可以探究作戰體系發展的本質規律。

一是技術引領規律。技術決定生產方式，也決定作戰方式。人們以什麼樣的方式生產，就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作戰。作戰體系的發展歷程，也是生產方式在軍事領域的延展。從最早的石斧、石刀開始，構成了原始社會的混戰作戰體系。

這種混戰的作戰體系主要就是人與冷兵器結合的單個格鬥的簡單累加，其制勝機理是數量制勝；奴隸社會陣戰的形成較之原始社會混戰的最大進步，即陣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種加入了人的主觀設計的戰鬥形式，陣戰戰術也因此趨於合理；秦漢以後，由於騎兵逐漸取代步兵成為主要兵種，在許多重大戰役中擔負著主要而具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使得騎戰逐漸上升為主要位置，成為作戰的主要方式；明代至清代中葉，隨著火器數量及質量的空前發展，步兵和步戰逐步成為軍中主要成份和作戰方式。但這時的步兵和步戰無論是在質量還是戰法上都與先前的步兵和步戰有了很大的不同，它是一次變革，而不是一種倒退。

二是「彌補短板、形成合力」規律。冷兵器時期尤其是原始社會時期，單兵與武器的結合成為主要作戰方式，也是作戰體系作用的重要方式。此時，單兵與冷兵器的結合上存在著固有的弱點：使用者的後方相對薄弱，難以進行有效的防護。在混戰中，如果擁有數量優勢一方那些「多出來」的參戰人員在「多打一」的情況下去攻擊了對方參戰人員的這個部位，對方就極易被殺傷。因此，在數量上處於劣勢一方將士兵按照一定的規則排列成陣，相互掩護彼此的後方才有可能抗擊數量佔據優勢的敵軍士兵的攻擊。正是由於認識到了這一點，以及借鑒了圍獵活動的成功經驗，陣戰戰術才得以產生。可見，彌補短板、形成合力，是作戰體系持續發展的普遍規律。

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戰爭形態從機械化戰爭向信息化戰爭和智能化戰爭接續邁進。雖然戰爭的本質未發生改變，但戰爭的特性發生了深刻變化，而戰爭複雜巨系統中最活躍的因素作戰體系也在按其固有規律不斷演進。無論是冷兵器時代基於體力的作戰，還是熱兵器時代基於火藥的作戰，其基本運行規律就是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人、武器裝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發生了結構性變革，作戰體系的能量聚合和釋放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

以古觀今，信息化戰爭的體系作戰，信息流成為控制物質流和能量流的主導因素，與之對應的是基於信息網路的能量聚合和釋放方式，反映了信息化戰爭體系作戰的本質。歷史是現實的教科書，善借者翔於九天。當前，我軍正值強軍興軍、備戰打仗的關鍵期，只有遵循作戰體系演進的本質規律，科學設計和構建「致人而不致於人」的作戰體系，才能高效湧現出新質作戰能力、聯合作戰能力和全域作戰能力，奪取信息化戰爭體系作戰的勝利，以能擊不能。（作者：劉瑋琦 張元 張曉璇，作者均為軍事科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

轉載請註明來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