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如何從一個賭徒成長為大明帝國守護者？

原標題：魏忠賢如何從一個賭徒成長為大明帝國守護者？

1624年明帝國最大的歷史事件，莫過於東林黨領袖楊漣上疏彈劾大太監魏忠賢24項大罪。也正因為這樣一份彈劾，一再被推遲甚至有可能被泯滅掉的明帝國政治遊戲規則的轉折點驟然而至。許多年以後，人們將這一年當做魏四甚至整個宦官集團掌握明王朝政局的起始，但很少有人反思：東林黨不是問題，宦官也不是問題，魏四更不是問題，在這場政治遊戲規則大轉向背後，明帝國的體制才是最無可救藥的痼疾。東林黨也好，魏四也罷，甚至包括滿朝公卿士大夫，無一不是這種畸形體制的犧牲品。

伙食管理員

算起來，從22歲那年入宮倒馬桶開始，太監魏四已經在紫禁城幽深的高牆內耗掉了整整30個年頭。在這漫長的30年里，他就像日出日落、花開花謝一樣普通到了悄無聲息，以一種幾乎不存在的形態存在著。當後人去追尋這30年里魏四的具體形象的時候，也只能想當然地在史書里對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的老太監做一些簡單的標籤化處理，既說他「少黠慧無籍」，又說他「能決斷」、「猜狠自用」。（《明史紀事本末》）

這些臆造出來的優良品質，不可能幫助現實生活中倒馬桶的魏四擺脫潦倒的困境。倒馬桶的閑暇被魏四全部奉獻給了喝酒和賭博，在那些千篇一律的日子裡，他經常被其他狡猾的太監們捉弄，久而久之，竟得了個「傻子」的外號。在宮裡混了十多年才告別馬桶，混上一個伙食管理員的工作，也可見魏四能力上的平庸和性格上的不思進取。

當然，魏四也有優點。《玉鏡新譚》是一本記錄天啟朝閹黨罪惡的史書，作者朱長祚在敘及魏四早年的為人時，曾有過這樣一段描寫：「專督御廚，每嗇於己而豐於人，毋論大小貴賤，虛衷結好，凡作一事，眾系頌之。」來自敵對陣營的這番描述自然是可信的，可見，伙食管理員魏四其實也是一個忠厚之人。

不過，再忠厚的人也無法迴避宮廷這口巨大的染缸，置身其中者，誰也無法從它的旋渦裡面全身而退。幾十年不思進取的魏四也不例外。見多了大太監們的翻雲覆雨，自以為攢夠了經驗和眼光的魏四也躍躍欲試。1620年，自小喜好賭博的魏四，在宮廷政治鬥爭的賭桌上，押下了他入宮30年以來的第一筆賭注。

宮廷政治生活的賭桌並不面向所有的賭徒開放，伙食管理員魏四能夠獲得賭客的資格實屬不易。歷史在這件事情上，充分展示了它不可預測和鬼使神差的魔力。

魏四能夠獲得賭客的資格，純屬偶然。

伙食管理員魏四負責的是皇太子的一位妃子王才人的伙食，恰恰是這位王才人，為太子生下了一個兒子，而且還是長子。但這一職務並不能給魏四的生活帶來任何變化，他依然遭受著同僚們的譏笑，只不過以前他們笑他是「傻小子」，現在則笑他是「傻大叔」。

萬曆皇帝不喜歡自己這個太子，甚至都不想讓他接受正常的教育，他最大的心愿莫過於讓自己和鄭貴妃所生的第三個兒子福王做自己的接班人，只是礙於臣僚們的堅決抵制，為此他不惜和臣僚們鬧了幾十年的彆扭。皇帝對太子的厭惡直接導致太子在宮廷中毫無地位，只得長年累月戰戰兢兢小心度日；太子如此，更何況太子下面的才人了。也就是說，服侍王才人的魏四，燒的其實是一口冷灶，當然，也只有這樣的冷灶，才可能輪到「傻大叔」魏四。

鬱鬱寡歡的王才人在1619年突然去世，魏四又被極偶然地調去服侍太子的另一位妃子李選侍。李選侍是太子最喜歡的妃子，但這仍不足以改變魏四在宮廷中的地位。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1620年，那一年夏天，萬曆皇帝龍馭歸天了。

站錯了隊伍

萬曆四十八年，對常賭常輸的老賭徒魏四而言，真可謂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賭局。

萬曆皇帝駕崩，太子即位，史稱光宗。這位被父親鄙視了幾十年，被太監欺負了幾十年，被臣僚們力保了幾十年，被自卑碾磨了幾十年，被恐懼折磨了幾十年的新皇帝，此時已經39歲了。儘管人到中年，但光宗的智商卻仍停留在小兒科的水準。多年媳婦熬成婆，飽受「三座大山」壓迫的他一旦獲得解放，無論是心理還是生理，都迅速由放鬆滑向了放縱。過度饑渴的人切忌暴飲暴食，光宗卻毫無顧忌，經常一夜「連幸數人」——惡劣政治環境中的長期壓抑造就了光宗孱弱的性格，縱情聲色的過度釋放則造就了他孱弱的體格。在位僅一個月，光宗竟一命嗚呼。

光宗的暴斃留下了最高權力的真空。李選侍，那位光宗生前最寵愛的妃子開始覬覦垂簾聽政的快感。她先是希望在光宗彌留之際得到皇后的封號；沒能如願之後，又指使太監們阻止臣僚們瞻仰光宗的遺容，試圖控制光宗的遺體，居此奇貨；眾臣進入寢宮之後，居然又發現皇太子沒有守候在靈柩旁邊，而是被李選侍藏匿了起來，為此顧命大臣們不得不放下身份，差一點與李選侍展開一場搶奪皇太子的肉搏戰。

皇太子被大臣們搶走，順利登基稱帝。逼急了的李選侍開始賴在乾清宮裡不走。

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寢宮，在一個講究尊卑有序的社會，乾清宮的地位不言而喻。作為光宗最寵愛的妃子，李選侍在乾清宮陪伴著光宗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光宗死後，李選侍理所當然必須搬出乾清宮，但權欲熏心的她考慮的卻是：新皇帝登基之後，理所當然會住進乾清宮，如果自己能夠繼續賴在乾清宮裡，近水樓台，自然就有了控制皇帝、變相垂簾的機會。為了保住乾清宮這塊陣地，李選侍給自己找了一條荒謬絕倫的理由，聲稱業已16歲、長大成人的新皇帝還需要她這個「母后」照料起居。

可問題是，她既不是皇帝的嫡母，也不是皇帝的生母。理所當然，手段拙劣但卻野心不小的李選侍失敗了，彆扭了半天，又矯情了半天，在滿朝大臣的高壓之下，最後她還是不得不選擇搬家。

老賭徒魏四也失敗了，他獲得了賭客的資格，卻把自己的賭注押在了政治智商明顯不及格的李選侍身上。他為李選侍鞍前馬後，左衝右突，甚至代表李選侍正面與朝臣們短兵相接，他曾激動萬分地責問楊漣：「母子一宮，有何不可？」這也再次證實了魏四其實不是一個很有眼光和能力的人，他在宮裡悄無聲息地呆了那麼多年，看慣了春花秋月、血雨腥風和皮裡陽秋，最終還是沒能學會審時度勢，第一次戰戰兢兢地下注，就站錯了隊伍。

這時候，愛情挽救了魏四。

魏四的愛情

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里有這樣一段記載：「至於配偶宮人，則無人不然。凡宮人市一籃蔬，博一線帛，無不籍手。苟久而無匹，則女伴俱訕笑之，以為棄物。」這裡說的是自漢代以來，深宮高牆之內，太監與宮女們所產生的一種畸形婚戀：「對食」或「結菜戶」。宮女們不能出宮，但凡油鹽、蔬菜乃至針線，都得依靠太監們採買，久而久之，宮女們就都有了各自固定的採買太監，如果某位宮女年紀很大了，但卻仍然沒有相好的採買太監，同伴們就會譏笑她，視之為「嫁」不出去的棄物；值班的太監們通常不允許生火做飯，只有宮女有此權力，熱乎乎的飯菜也促成了太監們需要和宮女結成固定關係。生活上的彼此需要造就了「對食」和「菜戶」，久而久之，也就演變成了一種畸形的婚姻關係。

魏四也有自己的「對食」——王才人的兒子、現任皇帝朱由校的乳母客氏。

客氏本來是魏四上級的「對食戶」。皇宮裡的畸戀和世俗社會沒什麼兩樣，也講究門當戶對，照理皇家的乳母怎麼也不可能看上一個倒馬桶的，但客氏卻拋棄了自己的「現任丈夫」，毅然投入了魏四的懷抱。也許生理上的因素能夠解釋客氏的選擇：絕大多數的太監是從小就凈身入的宮，像魏四這樣成年、成家之後才凈身入宮的，可謂少之又少。自然，就男性特徵而言，除了第一性徵之外，成年之後入宮的魏四要顯得陽剛許多，史稱「形質豐偉」，自然對客氏也更具吸引力。

這份愛情拯救了站錯了隊伍的魏四。

登基的新皇帝朱由校已經16歲了，照理這個年紀早已用不著奶媽了。大臣們照慣例請求皇帝恩准客氏出宮安置，然而，客氏前腳剛邁出宮門，皇帝就開始茶飯不思，鬱鬱寡歡，甚至到了「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的地步，沒有辦法，大臣們只好再將客氏接回來侍奉尚未「斷奶」的皇帝。

計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說客氏生性妖艷，用成熟女人的色相迷惑住了傻乎乎的懵懂少年朱由校，這恐怕只是一種臆測。切莫生在帝王家，朱由校的人生從一開始就充斥著無助與孤獨，這當然要拜他的祖父萬曆皇帝所賜。他父親光宗短暫的一生都是在提心弔膽和戰戰兢兢中度過，養成了一種極度自卑、極度壓抑、極度懦弱的性格。這個時刻自身難保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帶給自己的妻兒任何的安全感，甚至連給朱由校提供像樣的教育的能力都沒有。

子孫豐茂本是帝王家日夜希求之事，但朱由校出生的時候，光宗竟然惶恐萬分，不知這個孩子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厄運。在那個漏盡更殘的夜晚，光宗獨自一人在殿陛間來回踱步，心亂彷徨，直到太監陳矩帶來了萬曆皇帝的「稱喜」，光宗才把懸著的一顆心放下來，才敢回去睡覺。

光宗屈辱的存在，對朱由校而言，是一種更大的屈辱。沒有人待見落魄的皇長子，自然也就更沒有人待見這位落魄的皇長子所生的皇長孫。完全缺失了父愛的朱由校，同樣也沒有得到母愛。明朝宮廷生活有一套嚴格的禮儀制度，朱由校的母親出身低微，按照禮制，他必須與自己的生母隔離，單獨生活，母子同在深宮，卻長期分隔，猶如河漢。

16年漫長的光陰里，落魄的皇長孫朱由校像個驚嚇過度的孩子一樣，長久地依戀在乳母客氏的懷抱里，彷彿只有那裡，才是他最有安全感的港灣。所以，當客氏提起自己的「對食」魏四的時候，朱由校很快就忘記了這位「傻大叔」曾經站錯隊伍的歷史污點，魏四一夜之間就成了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提督東廠。他輸了賭局，卻贏下了整個賭場，從此他不再是下注的賭客，而成了莊家。

彼此寄託

事實上，朱由校對魏四也始終懷著一種與對客氏類似的感情。

這個身材高大、性格遲鈍的「傻大叔」曾經為朱由校的母親王才人做過多年的伙食管理員，這無疑使朱由校對魏四多了很多親近感。光宗滿意於魏四的任勞任怨和小心翼翼，曾調他去服侍過年幼的朱由校很長一段時間。在那些枯燥的日出日落里，小朱由校經常坐在魏四寬闊的肩膀上，聽他絮絮叨叨，講那些市井間的奇聞和鄉俗里的鬼怪神祗；魏四歌曲弦索，彈棋蹴鞠無所不能，無所不精，自然也給備遭漠視、生活苦悶的小朱由校帶來了不少快樂。

魏四對朱由校的感情更為深厚。天啟五年五月份的一天，朱由校和兩個小太監在西苑（今北海）蕩舟遊樂，不小心船竟然翻了。岸上的魏四急火攻心，毫不猶豫，一個撲通就跳進了湖裡—他竟然忘了自己並不會游泳，結果幾乎搭上自己的一條老命。朱由校英年早逝時，他更是悲痛得手足無措，把眼睛都哭腫了。在魏四的心裡，朱由校已經不再只是他的上級和老闆，他對朱由校的需要，也早已不再只是簡單的職業需要。

揮刀自宮的那一年，魏四在河北肅寧老家，已經有了一個女兒。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流淌在這兩個人中間。

畸形的宮廷生活造就了朱由校性格上的怯懦。當楊漣等大臣擁著他前往文華殿登基稱帝，接受百官祝賀的時候，幾個貼身太監竟跑出來想把朱由校拉回去，他們的理由則是「主年少，畏人」。事實也確實如此，在那16年潦倒落魄的日子裡，朱由校的身邊除了乳母客氏和「傻大叔」魏四，還有幾個貼身的小婢女和小太監外，再也沒有別人了，百官們山呼萬歲的場面讓怯懦的朱由校打心眼裡發虛。

作為一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孩子，朱由校是在一種近乎於放任自流的環境里長大的，沒人過問他的教育，也沒人過問他的日常起居。那些年宮廷內正好大興土木，本應在老夫子的搖頭晃腦中背誦聖賢書的朱由校，卻整日在木料廠與那些木工們廝混。許多年後，做木工活，竟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樂趣。

一個缺乏教育、在自娛自樂中長大的孩子，不可能對處理政務產生多少興趣，也不可能具備處理政務的能力。每次上朝，坐在龍椅上的朱由校，總像一個沒見過多少世面的鄉巴佬一樣，顯得相當羞澀，這個自幼在孤僻中長大的孩子，對大庭廣眾懷有一種無法抵抗的恐懼。作為一個半文盲，他也聽不懂大臣們那些文縐縐的詞語。新皇帝希望有一個值得信賴的人能夠幫助自己從這些麻煩和恐懼中解脫出來。

他選中了「傻大叔」魏四。

這一年，「傻大叔」魏四改了個在當時看起來相當革命的名字：魏忠賢。

帝國代理人

按照帝國約定俗成的制度，大臣們呈送給皇帝的奏章或者票擬意見，以及皇帝發還的批示，都需要經過司禮監秉筆太監之手。爬上司禮監秉筆太監這個職位，也就意味著魏四已經攀上了帝國權力的巔峰。

半文盲皇帝選中了魏四，可被選中的魏四卻是一個整文盲。入宮之前，他只是肅寧縣裡一個苦哈哈的農民的不務正業的小兒子；入宮之後，許多年來，他也只是一個低賤的倒馬桶者和伙食管理員。儘管帝國設有專門教授太監們識文斷字的機構，但那樣的機會從來沒有降臨到魏四的頭上，在高牆深院里呆了30年，他依然大字不識一個，依然毫無政治經驗。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朝廷內外也根本沒有人知道他魏四是何許人也。

同魏四接觸得最多的太監劉若愚曾對其做過四字評語：「憨猛好武。」「憨猛」二字也許可以解釋目不識丁的魏四何以敢於毫不猶豫地承擔下司禮監秉筆太監這樣文化要求很高的要職。也許是為了對自己表決心，也有可能是為了向整個帝國表達出一種善意，魏四在1620年不但從皇帝那裡獲得了一個「魏忠賢」的名字，還給自己取了一個表字：「完吾」。

「忠賢」配以「完吾」無疑相當恰當。魏四在自己生命最重要的轉折點上更換了自己的名字，說明他已經注意到了自己身份上的微妙變化：從前的他只是一個單純的奴才，只要學會像狗一樣忠心耿耿就夠了，既不需要賢能，也不需要道德和學識上的自我完善；現在他既然要當朝秉政，忠誠依然必不可少，賢德和才能也同樣不可或缺了。

應該承認，魏四其實是很願意代替皇帝把朝政處理好的。當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支援的時候，魏四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階級」，在太監們身上劃刀子抽血。明朝宮中舊制，資格老、地位高的宦官們，皇帝可以加恩，允許他們在宮中騎馬；作為代價，這些有騎馬特權的宦官們每逢年關節慶，則須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損透了的魏四一下子就代表皇帝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內騎馬的特權，然後又代表皇帝不斷地降旨讓他們獻馬。受到這種「飛來橫恩」的太監們叫苦不迭，當然，儘管質量一般，國家最後還真得到了不少馬匹。

所有從小角色突然變成大人物的人，骨子裡潛意識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自卑感。為了抗衡這種潛意識，魏四很願意把自己看成一個具有匡國濟世之才的能臣，在許多根據他的意志擬定的諭旨里，充滿了他對自己的褒讚，比如「一腔忠誠，萬全籌畫」、「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略」等。朝臣們揣透了魏四的心理，也很願意讚美他，大學士馮銓在給他祝壽時，甚至讚美他「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值得注意的是，魏四很看重這些虛譽，當他的心腹李永貞不小心說了一句「外官謅哄老爺」時，魏四竟然「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謅哄虛譽我』」，並因此連日稱疾不起。如此過敏的反應著實讓人吃驚，但也恰恰折射出了魏四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他確實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堯舜孔孟那樣的偉大人物。

當然，希望是一回事，能否做得到則是另一回事。在解決馬匹短缺的那幕喜劇中，魏四所表現出來的，完全是一種小農式的狡黠和算計，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韜武略。治國經邦所需要的學識、經驗和個人稟賦，魏四一樣都沒有。十幾年的伙食管理員生涯，倒是培養出了他對柴米油鹽這些雜物精打細算的能力。萬曆怠政三十餘年，宮廷蕭條，許多建築長年失修，零落不堪，內金水河更是早已淤塞乾涸，成了一連串的死水溝。魏四掌權之後，立即組織人力進行全面整修，斷壁殘垣煥然一新，內金水河也恢復了它的碧波蕩漾；為了厲行節約，他甚至還改革過宮廷內的一些生活制度，譬如取消後宮長街上多餘的路燈。

這些「偉大」的業績後來都成了內外臣工們對魏四歌功頌德的原始依據。這些業績其實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魏四狹窄的政治視野，他的眼光總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很難往深處揣摩；他可以在自己視野所及的範圍把那些瑣事處理得井井有條，可一旦涉及軍國大事，則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懵而懂之。

被推上1624年

大多數能力不足但卻身居高位的人，都會有一種莫名的憂懼，害怕被下面的人輕視。目不識丁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四也同樣懷有這種憂懼。為了掩飾自己的無知，樹立起一個決策者應有的權威，魏四曾荒唐地處理過許多政務。

天啟六年，兵部想把武將董節從提調武官升為游擊將軍。提調武官和游擊將軍之間還隔著一個都司僉書的官階，魏四自以為其中必有隱情，抓住了外臣們的把柄，於是降旨詰責兵部。兵部解釋說，都司僉書一職實缺素來很少，所以提調武官往往直接升任游擊將軍，這是實行了多年的慣例。魏四不願意承認自己因為無知而犯下的錯誤，竟然硬把主管此事的兵部官員削籍為民；為了掩飾自己的窘態，他還宣布此後武官升遷，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不得越級升遷，竟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給廢除了。

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掩飾自己的無知，魏四連自己人也不放過。禮科給事中李恆茂本是魏四的死黨，有一次他在奏章里用了一句「曹爾楨整兵山東」，也許是為了在自己的爪牙們面前顯示一下水準，魏四竟揪住這句話不放—因為前不久這位曹爾楨剛剛打通了魏四的關節升任山西巡撫，此事魏四自然記得很清楚，李恆茂居然還在奏摺里說「整兵山東」，顯然是一個板上釘釘的錯誤。

魏四不過想藉此展示一下自己的精明而已，可李恆茂偏偏不識趣，偏要再上摺子去解釋，說曹爾楨雖已升職，但既然還沒赴任，兵部又確實曾有公文命令他「整兵山東」，自己的說法有憑有據，怎麼能算錯誤呢？李恆茂覺得自己很委屈，可他的辯解卻讓魏四很窘迫，一怒之下便把李恆茂削籍為民了。

掌權後的魏四最擔心朝臣們會因為他的無知而輕視自己。這種憂患心理驅使著他不斷地不懂裝懂，結果卻是越裝越顯得不懂。令魏四沒有想到的是，朝臣們確實輕視自己，但最主要的原因卻不在於自己是個文盲，而在於自己是個宦官。

朱由校即位的最初幾年，是東林黨人在朝廷內部最鼎盛的時期，史稱「東林勢盛，眾正盈朝」。這些年裡，魏四對東林黨人也沒有多少敵意，這位「傻大叔」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這般的權勢，全都依靠朱由校對自己的信任，而朱由校能夠順利繼承皇位，又多虧了東林黨人幾十年如一日的不懈保護。魏四從這個角度上，很樸素地將東林黨和自己看成了同盟。天啟二年，東林黨巨擘趙南星升任左都御史，魏四便主動派了自己的外甥傅應星帶著禮物前去拜賀。

令魏四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外甥在趙府吃了個閉門羹。

政治嗅覺遲鈍的魏四終於發現：儘管皇帝已經給予了他帝國代理人的權力，儘管他自己主觀上也很想替皇帝做好這個工作，做一個稱職的帝國守護神，但在帝國士大夫們的意識形態里，作為一個宦官，他這個守護神本身就是非法的。

日後魏四在傳統史書里留下了太多的罪惡行徑，形象極端醜陋。但有一點應該承認：在朱由校即位的前幾年裡，除了一些出於面子問題的惱羞成怒之外，魏四並沒有多少劣跡，然而東林黨對他的攻擊卻從他走上司禮監秉筆太監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停止過。

天啟元年（1621年），御史周宗建們對魏四的女人客氏發起總攻，試圖把她逼出宮廷。

天啟二年三月，御史江秉謙、周宗建等人彈劾大學士沈榷交通閹人，弄兵大內。周宗建等人的奏疏直接指斥魏四「目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如果說驅逐客氏時，對魏四的敵意還有點雲山霧罩的味道的話，這一次驅逐沈榷，東林黨們則已經擺明了自己和魏四勢不兩立的態度。

同年十月，新科狀元文震孟給皇帝上了一道《勤政講學疏》，敦促皇帝切實負起應盡的責任，親自執掌國政。摺子里竟有這樣的話：「（皇上臨朝）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一語道破了當時政治格局的實質：朱由校只是一個全部興趣都在木匠活上面的傀儡。文震孟雖未直接點出誰是傀儡後面的提線操縱者，但再遲鈍的人，也嗅得出其中所指。盛怒之下的魏四決定對這位新科狀元廷杖八十，因為大臣們的救護，最後外貶作罷。

天啟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們再次上疏彈劾魏四。周宗建說，帝國現在已經到了萬分危急的時刻，魏四的罪惡和權勢，已經超越了前朝的汪直和劉瑾。對於這樣的類比，魏四反應相當強烈，老太監在朱由校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大哭大鬧了一番。魏四本想要對周宗建施以廷杖，但礙於大臣們的爭執，最後僅僅潦草罰俸了事。

依照魏四當時的權勢，他完全有能力對文震孟、周宗建們施以更殘酷、更刻骨銘心的懲罰，但他沒有這麼做，他仍然重視以東林黨為主體的朝臣們的輿論壓力。也許，在頭腦簡單、政治嗅覺單純的魏四心裡，對東林黨的好感還沒有完全消退。

直到1624年，東林黨另一巨擘楊漣拋出他那道流芳千古的奏章，拋出了24條、條條足以將魏四千刀萬剮的罪狀，魏四才終於發覺：自己和東林黨人，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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