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唐宋士風的轉變
雪堂
雪堂，2011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現供職於漵浦縣第一中學。擔任班主任及語文教學工作，所帶班級班風純正、學風優良。
主張以嚴謹的治學精神面對教學工作，積極探索，撰寫了教學札記《詩詞教學須要「研精覃思」與「靈心善感」》、《「水與月」、「變與不變」疏解》等文章。參與省級課題《傳統文化的有效精講》等科研項目。
在班主任工作中，既注重經驗的積累，更注重理論的探索，撰寫了《我們的教學急切地需要哲學的指導和心理學的支撐》、《傳統文化對德育工作的滲透：培養學生「仁愛精勤、公誠勇朴」的人格》等文章。
（一）
在近段時間的閱讀中，看到幾種材料談及唐宋士風差異的，茲引於下：
讀楊立華《宋明理學十五講》，裡面談到北宋士大夫對唐代士大夫的「貶低和排斥的態度」，引歐陽修《與尹師魯第一書》「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翻譯過來便是：前朝有一輩士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感激奮發，奮不顧身，就好像不顧身家性命一樣。這時就感覺他們都是些「知義者」。等一到了貶所，就每天怨嘆呼號、怨天尤人、悲天蹌地的，天天以淚洗臉，整個人格就變得猥瑣了，連韓文公都不不免。（楊立華，《宋明理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自屈原發端的「騷怨」文學精神，在中唐時期因政治背景、個人遭際、文學氛圍的相近而呈現為異軍突起，相當一批南貶士子將「騷怨」風格、怪傑奇情、孤寂心態、傲然志趣表現得淋漓盡致，成為古代文學史值得重視的一個特別現象。（翟滿桂，《中唐南貶士子與「騷怨」精神》，[J].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
唐宋兩代被貶謫到海南的文人眾多，唐宋兩代貶官在海南創作的詩詞，李德裕與盧多遜為代表人物，兩人的詩詞反映出唐宋兩代貶謫文人不同的謫居心態。相比較而言，唐代的貶謫文人在詩歌中體現的感性成分較多，情緒多悲觀、凄愴、憤激；而宋代文人在詩文中則表現出了較為豁達、平和、超脫的心態。（劉麗，《唐宋海南貶謫文人心態之比較》.[J].北方論壇，2010年第5期）
基於唐宋士風的不同特點，也有人談及唐宋詩歌的不同特點，比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談到：
唐詩充滿了激情，我覺得，經過唐以前的中國詩的種種探索，激情從唐代開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現。至少李白、杜甫是這樣的。但是宋詩卻不同。激情的盡情表現，被作為孩子氣的誇張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這是因為悲哀最容易成為表現激情的素材。（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265頁）
唐宋士風，尤其是中唐與北宋中期的士風，為什麼會有這麼明顯的差異呢？原因自然是很多，但是莫礪鋒先生在《詩意人生五典型》的講座里談及蘇軾在被貶謫的困境中能夠堅持下來的觀點，或許可以給我們以啟發，茲引於下：
後人往往強調蘇軾曠達，他即使是在黃州、惠州、儋州，也是樂觀的，愉快的。這個話不全面，蘇軾是曠達，但是如果僅僅有曠達精神的話，不足以支撐他度過人生中間的這些挫折、這些逆境。所以我覺得，蘇軾在逆境中間能夠堅持下來，更主要的原因，或者更重要的精神力量，來自於他的道德修養，來自於他的淑世情懷。儒家認為，剛毅的人，是接近仁的境界，剛毅近仁。反過來說，仁者必剛。有仁義精神的人，他一定是剛強的，一定是剛毅的。蘇軾剛到黃州的時候，他有一個好朋友叫李常，寫信過來安慰他。蘇軾給他回了一封信，信里說得非常好。蘇軾說「然仆本以鐵石心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仆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見矣」。所以我覺得，蘇軾在艱難困苦的逆境中間，能夠堅持走下來，甚至能夠保持一種看上去是樂觀曠達的、瀟洒的生活態度，他的核心內容、根本內容，是他那一種淑世情懷，是他那一種剛毅不屈的精神。曠達僅僅是他的外表，堅毅才是他的內在的精神本質。
蘇軾這樣一種政治品節，跟他所處的時代也是密切相關的。北宋建立以後，經過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努力，一種全新的士大夫的人格建樹起來了。他們剛正奮發、嫉惡如仇，他們視天下為己任，不計個人安危，這種人格，用范仲淹的話來說，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麼蘇軾呢，是范歐的這種人格精神的最好的繼承者。
莫先生認為，蘇軾在困境中能夠堅持下來，主要是因為蘇軾自身的剛毅的道德人格；同時，莫先生認為蘇軾這種道德修養是對范仲淹、歐陽修道德人格的繼承。那麼，北宋中期士風大變，實乃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抗以名節，開一代之風氣，而天下靡然從之。對此，《宋史·忠義一》記載：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埸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
士大夫的忠義氣節，到了五代，變化得幾乎沒有了。北宋初年，承五代之餘緒，士風表現為「因循守舊」、「遜言遜行」、「逸豫享樂的思想意識」、「隱逸之風盛行」等特點。（郭學信，《略論北宋初期的士人風貌》.[J]. 山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而真宗、仁宗的兩代，田錫、王禹偁 、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位賢臣，在朝廷提倡正直的言論，於是朝廷內外的士大夫懂得崇尚名節和廉恥，把五代的陋習全都去掉了。
（二）
那麼，我們現在僅就範仲淹、歐陽修兩位談談他們在開創北宋中期健康士風的表現。
關於范仲淹能夠轉變北宋士風的原因，有學者認為：
范仲淹之所以能在當時士大夫中成為典範性人物，原因有三。第一，性格剛毅，堅定執著。范仲淹一生都有著自己明確的政治理想，早年表達為追求「良相」的願望，晚年歸納為向「古仁人」看齊的人生境界。為了貫徹是實施自己的政治理想，范仲淹敢作敢當，不怕觸怒權貴與帝王。剛毅堅定的個性表現為仕途上的特立獨行，卓然於時俗之上，成為表率。第二，政績赫然，功在當代。范仲淹一直身體力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準則落實到現實行為中。無論在什麼職位上，他都對國家、社會、朝廷、民眾有著突出的貢獻。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出將入相」的人生最高理想，在范仲淹身上得到體現，士大夫群體因此以范仲淹為學習的榜樣。第三，歷任要職，出將入相。由於范仲淹個性獨特與才幹過人，也由於當時社會和政治環境相對清明，范仲淹得以脫穎而出，在地方或中央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位。甚至在他遭受貶謫的時候，朝廷對他的青睞也依然如故。（諸葛憶兵《范仲淹與北宋士風演變》，[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我們只就範仲淹「直言讜論」這一點談一談。《宋史》本傳記載天聖七年，范仲淹向仁宗、章獻太后直言進諫的事：
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
對於仁宗率領百官在朝堂上為章獻太后祝壽一事，范仲淹認為此事不合禮義，後又上疏章獻太后請求還政於朝。作為舉薦過范仲淹的晏殊得聞此事此，批評了范仲淹的魯莽。范仲淹在回復晏殊的信《上資政晏侍郎書》中慷慨陳詞，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致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致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忷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35頁）
范仲淹認為天下士人立身處事，有危言危行與遜言遜行兩類，進而對照論證危言危行與遜言遜行的後果，范仲淹強調，危言危行，可以使君王沒有過失，使天下有道，庶民不議且無怨，使名教不敗壞，使禍患無由而生，這樣天下便太平，浩然正氣充塞天地之間，自然沒有憂患可言。
《宋史》本傳，記載范仲淹上百官圖彈劾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以及四上奏摺責斥呂夷簡而被貶謫到饒州之事：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
范仲淹彈劾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提出凡是破格提拔，不應該完全委任給宰相。對於建都之事，范仲淹認為太平之時宜居汴京，戰亂之時必居洛陽。對此建議，呂夷簡認為是迂腐不切實際的言論。為此，范仲淹先後四次上疏譏切時政，暗示呂夷簡和歷史上導致新莽之禍的張禹。因此，范仲淹被貶官至饒州。後來梅堯臣寫了一篇《靈烏賦》勸范仲淹「自保其堅軀」、「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對此，范仲淹又創作了一篇《靈烏賦》回復梅堯臣，茲引一部分於下：
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告之者則稔禍於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為凶之防……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將疇依？寧驥子之困於馳騖兮，駑駘泰於芻養。寧鵷鵮之飢於雲霄兮，鴟鳶飫乎草莽……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
在這篇詠物賦里，范仲淹以靈烏自比，表達自己的志趣。范仲淹說自己不敢忘記主人的恩典，為了防止禍患的降臨，即使是死，自己也無所畏懼而奔走呼告。自己寧願因鳴叫喚醒世人而死，也不願沉默地苟活。范仲淹表明自己不想像太倉之鼠、荒城之狐那樣，為一己私利而蠅營狗苟，而不顧倉廩糧食敗盡，不顧城牆頹圮的後果。范仲淹說自己寧願像千里馬那樣因賓士而疲倦，寧願像鵷鵮那樣因翱翔九霄而饑寒，也不願做一匹被豢養的安逸的劣馬，不願做一隻寄居在草莽之中而飽食終日的貓頭鷹。最後，范仲淹表示自己堅持從大義出發，敬愛主人是自己的天性，無論別人說或不說，都是這樣的。
不管是回復晏殊，還是回復梅堯臣，范仲淹都認為自己直言讜論、危言危行，都是從君王、國家、名教這樣的大義出發，自己這份直言進諫的背後，是發自天性的愛，而這份愛，便是仁愛之心。
（三）
我們現在來談談歐陽修對北宋士風轉變的貢獻。蘇軾曾評價他的老師歐陽修：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蘇軾《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中華書局，第一冊，第316頁）
對於歐陽修轉變士風的貢獻，蘇軾的評價可謂公允。歐陽修身體力行，天下士人響應，造成這樣的局面：天下士人爭相加強修養，以期有所有作為，把精通經學、學習古人作為高尚的事，把挽救時弊施行儒家道義看作是賢明之士的義務，把敢於冒犯君王的威嚴直言進諫看作是忠義之事。
在這裡，我們僅就歐陽修「君子固窮」的道德修養一點來談談歐陽修在轉變士風過程中的影響。
《宋史》本傳記載景祐三年歐陽修譏諷司諫高若訥贊同朝廷貶謫范仲淹而遭遇貶謫一事：
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徒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
歐陽修《與高司諫書》嚴厲地批評司諫高若訥「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此君子之賊也」、「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後來也因為此事被貶謫到夷陵。尹洙寫信詢問關心，歐陽修在回復尹洙的信《與尹師魯第一書》中提出：
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999頁）
歐陽修在這裡批評了韓愈未能免俗，等一到了貶所，就每天怨嘆呼號、怨天尤人、悲天蹌地的。歐陽修這論當是針對韓愈被貶潮州時作《潮州刺史謝上表》，在這篇《謝上表》里，韓愈極力渲染貶所潮州環境之惡劣，如「通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另一方面極力吹捧唐憲宗，「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韓愈這麼說，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希望唐憲宗因為了解自己艱難處境而動了惻隱之心，徵召自己回朝，「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
歐陽修在抵達貶所夷陵的前夕寫的一篇《讀李翱文》，為我們進一步揭示了歐陽修為什麼會批評韓愈「戚戚怨嗟」的「無異庸人」的情態了。
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雲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痴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050頁）
歐陽修批評韓愈作為一體道者，創作的《感二鳥賦》，竟然只是為自己不得志而滿腹牢騷，歐陽修譏諷韓愈，如果韓愈像那二鳥「光榮而飽」，得志做官，那麼他就不會這樣戚戚怨嗟了。在批評韓愈的同時，歐陽修讚揚李翱身處於眾人皆嘆老嗟卑的喧囂的環境中，心中卻為唐代的政治形勢失控，沒有走上正軌而憂慮不已。在這篇文章末尾，歐陽修一方面批評朝廷里那些在位者不肯憂國憂民，卻要禁止其他人也不能憂國憂民的行狀，一方面也是表明心志，自己雖遭貶謫，卻絲毫沒有「嘆老嗟卑」的感情，仍然對國事充滿憂慮。
至此，我們明白了歐陽修為什麼會反覆批評韓愈了，因為在歐陽修看來，士人應該以天下為己任，不該因個人得失而戚戚怨嗟，即使是在遭受貶謫的困境中，也不該「嘆老嗟卑」，應把憂國憂民的志趣一以貫之。這樣的觀點，歐陽修《朋黨論》有淋漓盡致的闡發：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97頁）
歐陽修開篇明義，即提出君子「以同道為朋」，而小人「以同利為朋」，進而提出「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的見解。歐陽修認為，小人貪於祿利、財貨，即使一時因為利益一致而聚集，終將因爭奪利益而交疏甚至相互戕害；而君子堅守的、施行的是道義、忠信，並且以此修身治國，同心共濟，終始如一。這便是君子小人的區別，歐陽修以「道義」、「忠信」的君子人格自任，自然善於居窮。
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了歐陽修注重自己道德人格的培養、鍛煉，成為一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的君子，因有了這樣的君子人格，自然視天下為己任，而不會沉浸在個人利害得失里，因此，即使在困境中也不會「嘆老嗟卑」、「戚戚怨嗟」。歐陽修在《送徐無黨南歸序》里對自己善於居窮的原因，有更進一步的闡發：
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631頁）
歐陽修認為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於三不朽，即「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換言之，即立德、立功、立言。接著歐陽修對比立德、立功、立言三種情形，認為，修身（即立德）是個人的事，只要身體力行，必有收穫；施事（即立功）是社會的事，成敗與否不盡取決於個人。至於立言則因人而異，有能，有不能。（黃進德，《歐陽修詩文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3頁）「在歐陽修看來，在儒家的『三不朽』中，『立功』固然受到外部條件的種種限制，『立言』也同樣不可仗恃。他在曹丕對事功局限性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著述與創作的局限性，從而將『立德』這一時代命題推到了人生價值的最高境界。」（楊國安，《試論北宋思想文化演進對歐陽修文論的影響》，[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歐陽修進而捏出顏淵的例子，認為顏淵在立功、立言上皆無成就，卻在當時即已受到孔子及諸多弟子的推崇尊重，後來又過了幾百上千年，也沒有人能趕得上顏淵的。顏淵能夠進入不朽之域，主要是因為顏淵在立德上達到很高的境界。「這種對於個體道德完善的強調，在歐陽修的思想中是一貫的，他在很多地方反覆強調，其《與樂秀才第一書》『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而光輝之發自然也。』其《答祖擇之書》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於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致』。」（楊國安，《試論北宋思想文化演進對歐陽修文論的影響》，[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正是因為歐陽修對於道德修養一以貫之地重視，即要把自己內在的光明的品德擴而充之，發揚光大，這個和《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的理路是一致的。對於孟子這幾句話，朱熹這樣解釋：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跡，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朱熹，《四書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70頁）
只有把自己固有的美好品德擴而充之，發揚光大，才能夠「無待於外矣」；只有養成充實而又光輝的道德人格，才能「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這和歐陽修《答祖擇之書》「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於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致」的觀點是一樣的。
正因為歐陽修注重道德人格的修養，把自己固有的美好品德擴而充之，發揚光大，以至於「無待於外矣」，才能在諸如遭遇貶謫的困境中，不致於累累遑遑、戚戚怨嗟。對此，也有學者指出：
內樂自守心態的形成，必須首先擺脫外物的拘牽，這裡所說的外物，既指人生之窮達榮悴，也指外於內心的一切具體事物。歐陽修認為：「紛華暫時好，俯仰雲煙散。」（《讀書》）蘇軾曾經稱歐陽修為「有道者」，認為他是「無所挾而安」。只有擺脫了外物的牽累，才能由恃外轉向恃內。他的「恃內」主要是指人格操守的修鍊。當人的行為指向由向外的奔況而轉向內在情操的培養，就可以達到不假外物的自在狀態。內有的修為達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夠操守自持，彌誠自信，除卻外物的牽累。這種由外向內的轉折，與孟子的「內求諸己」、「反身而誠」的內省式修養方式是一致的。（劉煥陽，《歐陽修與北宋文化轉型》，[J].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3期）
（四）結語
北宋中期士風健康、昂揚向上，如果要探求為何在宋朝開國經歷一百餘年才獲得這樣一個成果，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除了像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影響以外，太祖、太宗、真宗幾位皇帝先後努力，打下一個好的基礎。而「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的仁宗皇帝，勵精圖治，為政忠厚，又為這樣好的士風的形成起到促進、保障的作用。
如果從北宋的黨爭這個角度切入思考，探討北宋中期以後士風的變化，更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對此，只有等待來日了。
探究中國古代士風的變化，這樣一個大的問題，以後三五年讀書都會圍繞這個問題，期望能從這個問題切入，更好地認識古代士大夫存在的方式與價值這個問題了。
參考文獻：
著作：
1. 楊立華，《宋明理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2. 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
3.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
4. 蘇軾《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中華書局
5.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6. 黃進德，《歐陽修詩文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7. 朱熹，《四書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論文：
1. 翟滿桂，《中唐南貶士子與「騷怨」精神》，[J].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
2. 劉麗，《唐宋海南貶謫文人心態之比較》.[J].北方論壇，2010年第5期
3. 郭學信，《略論北宋初期的士人風貌》.[J]. 山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4. 諸葛憶兵《范仲淹與北宋士風演變》，[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5. 楊國安，《試論北宋思想文化演進對歐陽修文論的影響》，[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6. 劉煥陽，《歐陽修與北宋文化轉型》，[J].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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