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期間，中英書信溝通為何爭吵不斷？

文｜陳卿美

有清一代，從外國人踏入中國那一刻起，就面臨一個禮儀的問題。中國要求，面見皇帝必須三跪九叩，以示臣服。外國人則非常難以接受，因為無法體現平等。這種文化矛盾，到了晚清時，隨著中外的頻繁交流而集中爆發。例如書信溝通，中外雙方竟然爭吵了幾十年。

書信溝通，是晚清時期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書信溝通避免了見面的尷尬，雙方你來我往，你寫一封給我，我回一封給你，有啥問題都可以在不斷的書信來往中解決。但看似簡單的事情，存在著很多文化差異。如果雙方都是中國人，文化背景相同，則不存在這個麻煩。中外文化差異巨大，由此引發的矛盾比比皆是。

清政府官員接見英國代表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圍繞書信溝通的投遞程序、書寫格式、稱謂用語、外交措詞等問題，中英雙方就沒少爭吵。比如關於書信投遞程序，鴉片戰爭前，最早中方規定，洋人書信一律投遞到澳門海防部門，由澳門海防根據收信人進行再次分揀、轉投其他相關部門。但慢慢這個制度就產生了問題，因為洋人到中國，大都以廣州作為活動據點。如果廣州的洋人要致信廣州官府，書信先要從廣州送到澳門，然後，澳門再轉到廣州。如此一來，太麻煩、太折騰，還耽誤事。經過洋人的不斷抗議，此制度被廢除，特別准許廣州的洋人在廣州投遞書信。

這種制度背後就是清廷的天朝思維在作祟。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國家都是蠻夷小國，都是我的藩屬國。藩屬國不能直接給宗主國的官府寫信，由此才能體現我們大天朝的優越。

在這種思維下，中方還規定，洋人寫信給中國官府，必須在信封上寫有「稟」字，以示下級對上級的尊重。而中國官府回信，也必須在信封中寫有「諭」字，有上級指示、批示的含義。不僅如此，洋人的信不能封口，先交於行商，然後通過行商進行轉交。中方的回信，也是通過行商轉交。雖然少了澳門的中轉，但又有了行商的轉交，洋人們還是很鬱悶，他們要的是平等。為此，也曾提出抗議，但抗議無效，必須遵守。

英軍頭目義律在與鄧廷楨的書信溝通中，最初也是這樣。1834年，義律剛到中國不久，因為阿柔號事件，有12名英國人被中方扣押。英方想直接投書兩廣總督鄧廷楨，義律身穿海軍軍裝，與阿柔號船長、翻譯等一行人直接直奔廣州城。在城門口，義律等人遭到守城官兵的阻止，雙方發生激烈爭吵，官兵粗暴地將義律推倒在地。

沒辦法，義律只能遵守中方的規矩。但他總想要改變這種不平等，於是在書信中不斷試探中方的底線。比如，他在稱呼自己時，用了一個新詞——「遠職」。鄧廷楨雖然不太懂，但感覺說得過去，便沒有計較。後來，義律又把信封上的「稟」字改成了「謹呈」，甚至逐漸在信件中還出現了「貴國」、「兩國之間」的用詞。這次觸犯了大忌，鄧廷楨很生氣，將信件原路退回。他立即召集行商，訓斥他們審查不力，如下次再敢違犯，定將嚴懲。

英國首相巴麥尊也曾過問中英雙方的書信溝通問題，對中方的做法也非常不滿。一是不能使用「稟」字，二是信件不能由行商轉交。為體現大英帝國的尊嚴，巴麥尊希望義律行事，但義律說，暫時改變不了。

當東印度公司的3艘英軍軍艦停泊在廣州時，情況發生了變化。雙方在書信溝通上有點劍拔弩張。對於英方的來信，沒有「稟」字的，不是行商轉交的，鄧廷楨一概拒收。英方這邊，凡是看到「諭」字的來信，義律也統統退回，一概不看。英軍軍艦總司令馬他侖根本不吃這一套，直接致信鄧廷楨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信件中第一次出現了「照會」一詞。結果，鄧廷楨拒收，關天培解釋拒收原因，但他這次沒敢用「諭」字，而是首次使用「告知」一詞。中方態度一下子軟了下來。經過溝通，義律與鄧廷楨的書信交流不再需要行商轉交，義律為此很是得意，認為這是英國外交的進步。

可以說，中方的這些書信制度背後都是傲慢的原因。中方最喜歡稱呼洋人為「夷」，就是圍繞這個「夷」字，雙方也爭吵不斷。最早的時候，中方在書信中，把所有外國人的名字、國名全部都加了一個「口」字旁，意思就是，洋人還未開化，還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夷人，最早就是「咦人」，由於過於麻煩，這種方法慢慢被廢棄，「夷」字大行其道。結果，在英國人中，有一位「中國通」，他對這個字提出了質疑。這個人就是胡夏米。

胡夏米是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一位高級職員。1932年，他的商船到了上海，致信蘇松太道道台吳其泰。吳其泰回信稱他們為「夷船」，胡夏米不滿。吳其泰解釋，「夷」在中國僅代表方位，比如東夷。胡夏米再次反駁，英國在西方，不應稱為東夷，同時還引出了蘇東坡關於「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的說法，抗議中方把英國當禽獸。吳其泰頓時改了口，將「夷」改為「英商」。

其實這個「夷」字早已經把外國人耍了很多年，開始他們並不懂什麼意思，以為就是外國人、陌生人的意思，但後來慢慢發現，竟然是野蠻人的意思。這才引起了外國人憤怒。憤怒的還不止是這一個字，關鍵是信件中的語氣與態度。比如信件中的常用詞，經常是「四夷賓服」、「西洋鬼子」等字眼。

英國人追求平等，對此最為敏感，畢竟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無法容忍中國如此侮辱。鴉片爆發初期，英軍軍艦雲集珠江口，態度開始強硬，義律致信林則徐，使用「致貴憲函」一詞。中方大為不滿，將信退還，同時在信封上又寫上了一個大大的「諭」字。

隨著鴉片戰爭的不斷失利，中方的態度大轉，書信中的傲慢用詞逐漸減少。英軍打到寧波，中方開始稱呼英方為「貴國」。英軍打到天津，中方稱呼英方「貴國」、「貴國國王」、「貴統帥」，並使用「咨會」、「照會」等體現平等的用詞。

但敏感的英國人發現，在書信還會見到諸如「恭順之情」、「懇乞皇恩」一類的用詞。英國政府無法容忍中方的傲慢，多次提出抗議。

鴉片戰爭被狠揍，清政府灰土頭臉簽訂《南京條約》。包括書信溝通的一些不平等制度大都被廢除，中英公開的文書交流已經禁止使用「夷」字。但清政府仍然不服氣，各種「夷」字仍出現在內部公文中。英國人憋了一肚子火，終於在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時提出要求，禁止中方在各種內外公文稱呼英國與英國人為「夷」。被揍了兩次，清政府徹底慫了，再也不敢稱呼英國為「夷」了。

從中英雙方書信溝通的不平等可以看出，清政府傲慢的背後，更多的是無知。不懂國際形勢，不懂外交規則，一味的自大、自負。最後在人家的鐵拳下，不得不屈服。真是不打不長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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