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綱領性的文獻，對於理解「文化大革命」很有益處

原標題：這兩個綱領性的文獻，對於理解「文化大革命」很有益處

在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於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過去通稱《五·七指示》；又於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一封信。如果說《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澤東的「立」的主張，那麼可以說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澤東的「破」的意見。我們首先來了解和研究這兩個綱領性的文獻，對於理解「文化大革命」很有益處。

一、《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的《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這是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以總後勤部的名義送給林彪的、誇大部隊農副業生產成績的報告，作為一個尋常的工作報告，本身並無價值。毛澤東借題發揮，於5月7日致林彪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1966年5月7日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五·七指示》，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8月1日，《人民日報》經毛澤東審定過的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並對《五·七指示》加以闡發。它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促進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就可以實現全民皆兵，……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我國7億人民就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們拿起鎚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杆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杆子就能寫文章。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毛澤東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嚮往的、憧憬的社會。這是怎樣一個社會呢？這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的、在分配上大體平均的社會，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閉式的社會。毛澤東的構想，大體上是軍事共產主義的模式。這種模式，與《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有若干相同之點或相似之處。這不是歐洲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幻想不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商品經濟就能到達理想境界，這實際上也是幾千年來的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原始的集體主義和平等觀念在當代的一個變奏曲。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空虛之中，也是可笑的。」如果說這在以前「抗日根據地」是十分必要的話，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則弊端叢生。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時代已經到了20世紀60年代，怎麼可以以「抗日根據地」為理想境界呢？如果說這在軍隊中或許可以實行的話，那麼怎麼可以要求全國與軍隊一律呢？但是毛澤東無疑認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如此構想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偉大的。他通過《五·七指示》向全黨全軍全國宣布了他的建設「新世界」的綱領，也就在根本上說明了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中央第一線的同志不難從中發現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距離是何等遙遠。當時中央的政治生活已經極不正常了，迫於形勢，中共中央不得不轉發這個文件。

《五·七指示》在黨內外公布後，一無異議。這當然與當時的政治空氣有關，與個人崇拜從較大的自覺性發展到更多的強制性有關，與全黨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有關；但也說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有社會基礎的。經濟文化的落後與長期的閉關鎖國，限制了中國人民的眼界。

二、毛澤東致江青的信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信。毛澤東在信中說：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 ．

「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這封信是寫給江青的，與遠非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黨內如此重大的問題，極不正常。這封信寫成後，在武漢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卻沒有給中央第一線的其他同志看過。信中對林彪有所批評，周恩來經毛澤東同意曾轉告林彪，林彪不安而叉有悔改的表示，毛澤東將原件銷毀。

摘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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