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與前蘇聯遺傳學的毀滅

這是一支多麼奇特的告密人員！它的成員的平均文化程度之高，古往今來恐怕是絕無僅有！知識的富有並不等於人格的高尚！知識的富有並不一定能夠克服人性的卑劣和軟弱！知識的富有未見得能夠拯救人的心靈!瓦維洛夫固然是被當局打入地獄的，但如果沒有那些猶大教授、猶大博士的助桀為虐，當局的政治迫害怎麼可能那樣的得心應手、那樣的肆無忌憚！就這個意義又何嘗不可以說：瓦維洛夫實際上是政治強權和文化敗類合謀的犧牲品！

「您是作為反蘇破壞活動的積极參与者和外國情報機構的間諜而被捕的。您承認自己有罪嗎？」

「不，不承認。我從來不是間諜和反蘇破壞活動的積极參与者。我始終忠誠地為蘇維埃國家的利益而工作。」

這些對話是在1940年8月12日，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內部監獄裡，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總局偵察處副處長、國家安全上尉阿列克謝·格里戈利耶維奇·赫瓦特與他的受審對象瓦維洛夫院士之間進行的。

在鐵窗下，瓦維洛夫度過了整整1700個小時。

和幾乎所有的蘇聯「國事犯」一樣，瓦維洛夫也不能不以血肉之軀去感受「無產階級專政」——他受盡了各種刑罰的折磨。蘇聯美術協會會員格里戈利·格里戈利耶維奇·菲利波夫斯基曾目擊當時瓦維洛夫的慘狀。1941年春天，菲利波夫斯基也被打成專政對象，呆在一座古老監獄的第二層的第27號囚室里。原來關押二十名犯人的囚室，現在關押了二百多名犯人。沒有一塊空地，小小的通風窗幾乎不透空氣，擁擠和悶熱的程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犯人的面孔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有人被拉出去槍斃，不斷地有新犯人關進來。但有些犯人在這間囚室呆的時間特別長。如內戰時期的驍將科熱夫尼科夫、蘇聯主力艦的設計師布熱津斯基、蒙切戈爾斯克採礦聯合企業創始人馬尼揚等名流。小小囚室真是卧虎藏龍。菲利波夫斯基被推進囚室時，從陰沉的光線中發現一個奇怪的人身陷囹圄卻仍然氣定神閑，不失大家氣度——他就是瓦維洛夫院士。院士剛剛從夜間審訊室里回來；受審時，偵察員讓他連續站了十多個小時。院士的臉是浮腫的，像一個心臟病人。雙足因為長時間地站立，也腫得厲害，而且青紫斑斑。每天夜裡，院士都要被帶去受審，拂曉時，看守把他拖回來，扔在門邊。這時院士已經站立不住了，只好拖著雙腿爬到自己的鋪板上，難友好不容易才從他腫脹得像紫茄子似的腳上脫下鞋來，而他就靠背支撐著，半坐在木板床上。根據檔案記載，在獄中的1700個小時中，瓦維洛夫院士一共被這樣提審了400次！

15年後，關於瓦維洛夫的偵察案卷終於公諸於世。直到這時人們才發現，蘇聯安全機關對瓦維洛夫的興趣由來已久——還在1931年，即當局對瓦維洛夫推崇備至之時，瓦維洛夫正處於一生中的巔峰之時，他就已經在蘇聯安全機關的「關照」之下了。這年瓦維洛夫剛剛創建了全蘇農業科學院，召開了全蘇抗旱工作會議，組織了蘇聯地理學會，從美國運回了蘇聯急需的大量栽培作物。而與此同時，以瓦維洛夫為主人公的第268615號秘密卷宗，就已經放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保險柜里了。當瓦維洛夫在研究極地和沙漠地區的農業問題時，當瓦維洛夫在國際會議上作學術報告時，有關他的第268615號卷宗卻在悄悄地加厚，擴散出一個又一個新的「病灶」。到瓦維洛夫被捕的那天，為他立的卷宗的數量已多達十個。

總共十個偵察案卷，是由多少個耳目掃描出來的啊！這些耳目來自秘密警察方面，毫不足怪；令人大開眼界的是，這些耳目竟然也有來自學術界的。換句話說，瓦維洛夫早就生活在告密織成的羅網之中，而告密者中竟然不乏他的同行——生物學家。

曾在莫斯科農業展覽會上公開挖苦瓦維洛夫的亞庫什金教授就是這樣的生物學家中的一個。

亞庫什金教授供職於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是一位著名的十二月黨人的後裔；那位十二月黨人，用普希金的話來說，曾「拔出了殺死沙皇的利劍」。亞庫什金教授也拔出了他的利劍，但卻不是用來反抗不義，而是用來行刺自己的同類。他的利劍主要是——告密！

亞庫什金教授的個人遭際堪稱九曲十八彎。1920年，他因為與蘇維埃政權沒有共同語言，而從沃龍涅什跑到克里米亞，後來又試圖隨撤退的弗蘭格爾將軍的部隊一起逃跑。但在最後一分鐘，他被人從駛往土耳其的輪船上推了下來，國外定居的美夢因此化為泡影。他不得不在克里米亞躲藏起來。直到二十年代末，估計當局已經記不起他這位當年的反對派了，他這才走出隱居地，到拉莫尼的一個甜菜種植實驗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惜他看錯了氣候，1930年大逮捕的「第一次浪潮」就把他卷了進去。在那些年中，當局很喜歡抓農學家、育種學家、讓這些「破壞者」對蘇聯農業的破產負責。許多無辜的學者有去無回，亞庫什金教授卻安然無恙，甚至在出獄時還受到了獎勵。多年之後，他這樣坦白：「1931年，我在沃龍涅什被釋放後，立即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雇來秘密工作人員，一直干到1952年11月1日或者是1952年，才從這種工作中解除出來。」

但亞庫什金教授並不完全是被迫的。作為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秘密工作人員，亞庫什金教授的主要任務是監視瓦維洛夫院士。他樂於接受這樣的任務。亞庫什金教授自信他並非庸才，雄心勃勃，要在蘇聯學術界出人頭地。學術成就領先他十萬八千里的瓦維洛夫，必然被他視為天塹。這並不是故意將亞庫什金教授漫畫化——亞庫什金教授武大郎開店的專長，在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無人不知。該學院的一個研究室，他上任之前本來是人才濟濟，他上任不久，學術帶頭人便一個個地調出，以至於該研究室再找不出一個能超過他的人。既是迎合當局，也是出於嫉妒心，亞庫什金教授把舉報瓦維洛夫院士當作了自己的「第二職業」。「作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秘密工作人員，我經常往總局寄送偵察告密信，尤其是關於瓦維洛夫院士的。」1955年亞庫什金教授這樣對檢察長說。第一封這樣的告密信是在1931年9月份寄出的。在這封長達十頁紙的告密信上，亞庫什金教授逐條證明。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是反蘇活動的巢穴，而它的所長則是育種和良種繁育領域中反蘇活動的組織者。

亞庫什金教授對他的「第二職業」固然是非常「敬業」，但他畢竟未曾與瓦維洛夫朝夕相處，因而即便是削尖腦袋，也挖不出關於瓦維洛夫日常活動的大量情報。這就需要在瓦維洛夫身邊安裝「竊聽器」。

頭號「竊聽器」非瓦維洛夫的老部屬——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引種研究室主任亞歷山大·卡爾洛維奇科爾——莫屬。

亞歷山大·卡爾洛維奇科爾，俗名「科爾」，比瓦維洛夫年長整整十歲。和亞庫什金教授一樣，也自命不凡地認定自己是個了不起的學者，因而也對生物學界眾望所歸的瓦維洛夫充滿了妒意。這位老資格的學者因為學風上的不嚴肅，總是無法取得能夠與他的資歷相稱的學術成就。相反，倒是惹來麻煩。還在1924年，科爾就因此常常與瓦維洛夫發生衝突——瓦維洛夫從遙遠的考察地寄回的種子，一旦落到科爾的手上，就很容易變成一堆廢物——不是把種子的標籤弄丟了，就是種子因保管不當而發不出芽來。瓦維洛夫雖然以好脾氣而著稱，但也無法原諒這種對事業極不負責的「散仙」風度，多次批評科爾。自視為瓦維洛夫的「老前輩」的科爾並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過失，而是堅信，瓦維洛夫是在小題大做，是對他這位「老前輩」的「大不敬」。於是惱羞成怒，與瓦維洛夫展開了幾次公開「論戰」；但每一次他都占不了便宜。他渴盼著復仇的機會。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不失時機地向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科爾怎麼能夠忍心放棄呢?便毫不猶豫地向自己的老上級投井下石。關於瓦維洛夫日常活動的大量情報從此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

瓦維洛夫身邊的另一個「竊聽器」，其得來的安全部門而言則純屬意外。1937年9月3日，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普希金試驗站的高級研究員費奧多爾·費奧多羅維奇·西多羅夫主動找到國家安全局駐普希金諾城偵緝員，「我想報告有關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的領導(瓦維洛夫、亞歷山德羅夫)的破壞活動的情況，由於這些破壞活動，區分抗病和抗害蟲的農作物品種的工作遭到了失敗」。瓦維洛夫所謂的破壞活動當然是捏造出來的，西羅多夫主動告密的真實原因在於，瓦維洛夫認為這位過去的研究生業務算不上精通，因而沒有為他開設專門的實驗室。西羅多夫的告密信在安全部門看來簡直就是至寶，這封告密信因而被作為基本的揭發材料之一，收入了關於瓦維洛夫的第268615號案卷；西羅多夫本人也很快升任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副所長。五十年代，西羅多夫的這段歷史被曝光，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當然再也容不下他——但是沒有關係，蘇共列寧格勒省委馬上為他在另外一個研究所謀到了一個相同的職位。這樣做是必須的——如果告密所得終究還是要失去，誰還願意再向當局出賣自己的良知呢？

出於同樣的原因，瓦維洛夫身邊的另一個「竊聽器」在真相大白之後，甚至未曾受到一點點報應。他是生物學博士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維奇·什雷科夫。他的幾乎所有同事都能背出他在1938年3月7日寫給安全部門的信。當時，曾經附和斯大林同志賣力地吹捧李森科的蘇聯農業人民委員雅可夫列夫以及蘇共中央農業部部長鮑曼剛剛被斯大林同志投進大獄。什雷科夫聞訊，立即致函安全機關，控告他的頂頭上司瓦維洛夫是雅可夫列夫和鮑曼的同黨。

並非所有的告密者都是像亞庫什金教授、西羅多夫研究員和什雷科夫博士這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小丑。甚至於善良的知識女性，也要被當局強迫加入「猶大」隊伍，細胞遺傳學專家葉連娜·卡爾洛夫娜·愛梅博士就是「女猶大」中的一員。愛梅博士一時衝動，把她的幾篇學術論文寄給了幾家境外學術刊物；還有人舉報，她曾經與外國學者談過話。這樣的事如果發生在別人身上，那就足以使那些人在內務人民委員部里消失得無影無蹤。愛梅博士卻從內務人民委員部奇蹟般地生還。其實並沒有什麼奇蹟發生，她之所以安然無恙，惟一的原因是噹噹局以暫不追究她的「裡通外國」之罪為條件要挾她定期密告瓦維洛夫的言行時，她簽字認可了。愛梅博士監視瓦維洛夫實在是太方便了——她與瓦維洛夫的妻子親如姐妹，常常去瓦維洛夫家玩。但善良的本性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愛梅博士。在垂危之際，她終於向她的家人含淚自白：多年來她在當局的脅迫下不斷地作偽證，陷害她最敬愛的導師瓦維洛夫。

1937年—1938年，針對瓦維洛夫的告密達到了高潮。但當局並不滿足，偵騎四齣，廣為收集和偽造給瓦維洛夫定罪所必須的「罪犯」供詞。

伴隨著瓦維洛夫的毀滅，蘇聯的遺傳學研究機構要麼土崩瓦解，要麼就鳩占雀巢；蘇聯的遺傳學家被開除、被逮捕、被流放、被槍斃。更要命的是，遺傳學研究所新所長提出的計劃暴露了驚人的思想貧乏——那裡沒有任何遺傳學，只有一種初等的農藝學，在30萬公頃的耕地上去搞什麼晚播馬鈴薯……以及那些秋播三葉草的『試驗』，還有去割橡膠草的根——完全在重複農業人民委員部的農業技術工作。」遺傳學研究所的解體引起了全國遺傳學研究的癱瘓。

韋爾納茨基院士在1944年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大錯誤：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這裡要停止遺傳學方面的工作，這是一個有很大前途的學科。」稍後他又寫信說：「遺憾的是，在我們這裡，遺傳學方面的所有科研中心都被消滅掉了。在科學院物色學術骨幹的過程，我看到了這種錯誤政策的嚴重後果。」遭遇最悲慘的則是人類遺傳學——被扣上「希特勒種族主義」的大帽子完全取締，被確認為對現存社會秩序構成致命威脅的遺傳學終於被專政機器碾得粉碎。瓦維洛夫個人的毀滅終於導致了整個蘇聯遺傳學的毀滅，披上了科學外衣的反科學的李森科—普列津特幫派，終於建立了他們的一統天下。在亂雲紛飛、冤魂呼號中，他們一個個沐猴而冠，彈冠相慶，原本是莊嚴肅穆的科學殿堂變成了群魔齊舞的陰森荒家。

【摘自：《背上十字架的科學》 陳敏/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書摘》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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