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衛官回憶：內戰慘敗使蔣介石精神陷入極端焦灼

侍衛官回憶：內戰慘敗使蔣介石精神陷入極端焦灼

本文選自《民國人物風流錄》，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5年版

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蔣介石侍從室侍從官項德頤，1921年生，原籍浙江浦江縣，1943年進入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任侍衛長室中校參謀。1946年因考入中央警官學校，離任。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簡單說就是蔣介石侍從室，這個歷史名詞已塵封半個多世紀，鮮為人知，有簡述一下之必要。

蔣介石在20世紀30年代初「剿共」及與軍閥打內戰時，將緊隨他的秘書、副官、參謀等親信，組建成一個規模並不大的「侍從室」，列入南昌行營的編製。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這個「侍從窒」的規模不斷擴大，成為他身邊參與絕密決策、秉承他意志辦事的最高級的幕僚機構。此時的「侍從室」已成獨立編製，內部結構疊床架屋，分為三處一室十組，大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威勢。

所謂三處一室，分別是——

侍一處，主軍事，主任更迭較頻，他們先後是：錢大鈞、張治中、賀耀組、林蔚、商震。

侍二處，主黨政，亦可稱作秘書處，主任就是有名的蔣介石「文膽」陳佈雷。

侍三處1939年才成立，主任陳果夫，機構較侍一、侍二龐大，下轄四個組一個室 （侍衛長室）。後，侍衛長室剝離出去，為蔣介石直接管。

侍衛長室，是蔣介石的貼身侍從，保衛蔣個人絕對安全的機構。侍衛長當然非蔣最親近的人莫屬，先由他的內侄王世和任，後由奉化小同鄉俞濟時任。

所謂侍十組，分別是——

侍一組，隸於侍一處，主管總務，包括經理、會計出納、醫衛、福利以及蔣家生活開支、交際、接待等項業務，組長陳希曾。

侍二組，隸於侍一處，主管軍事參謀業務，具體的作戰指揮、軍隊訓練、裝備與後勤、交通運輸、人事考核等等。組長先為於達，後為趙桂森。

侍三組，先隸於侍一處，後隸於侍衛長室，是蔣介石的貼身警衛機構。組長蔣考先，此人「西安事變」中被擊斃，後沈開樾繼之，有時侍衛長自己兼任。

侍四組，隸於侍二處，和侍二組一樣，是「侍從室」的核心機構之一，主管政治、經濟、黨務以及蔣介石急辦的一些機密案件。組長陳方。

侍五組，隸於侍二處，主管政經、黨務專題研究。組長先由陳布雷兼任，後為陶希聖。此組在侍三處成立後移並該處。

侍六組，隸於侍二處，組長為軍統頭子唐縱，主管情報業務。初，中統徐恩曾的密報送侍二處四組，軍統戴笠的密報則送侍一處二組。1938年組建侍六組後，一切特工密報均送交此組綜合整理，將特級核心的直送蔣介石。「侍從室」撤銷後，唐縱升任內政部次長兼警察總署署長。

抗戰後期「侍從室」還成立一個由蔣介石直管的機要組，專門處理蔣氏來往電報。組長毛慶祥，系蔣的溪口小同鄉，姻族人。該組業務上仍歸侍二處指導。

侍三處所隸的七、八、九、十組，其職能、組長，分別是：七組主管調查，組長濮孟九，後為侯鼐劍；八組主管登記，組長婁超岳；九組主管考核，組長羅時實，後為梅嶙高；十組主管分配，組長孫慕迦。侍三處設在重慶南溫泉。

侍三處還於1944年附設中央訓練團學員通訊處（組級編製），處長吳鑄人，副處長熊公哲、劉蘭陔。此時侍三處全體人員已近160人。

侍衛長「權力通天」，侍衛官「天之驕子」

1937年「七七事變」後，項德頤17歲，從浙江嚴明中學高中投筆從戎，後在74軍參謀處參加抗日戰爭，身歷江西馬回嶺、張古山、高安戰役和皖南戰役、浙東戰役、鄂西戰役等。

1943年冬，原任10集團軍副總司令、時任蔣介石侍從室侍衛長的俞濟時將他抽調到侍衛長室。德頤奔赴重慶，到曾家岩德岩里侍衛長室報了到，從此開始了侍衛官生涯。自從1942年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侍衛長室改成軍委會委員長侍衛長室後，直轄於蔣介石，俞濟時權力可謂「通天」。

當年欲進入侍衛長系編製的，都要經俞的親自甄別，表面條件有三：一、儀錶端正，體格強健；二、絕對忠誠可靠；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挑選後，首選列入侍衛組，做侍衛官，侍衛組長是竺培基，副組長施覺民。其次為警務組，組員約15至20人，組長黎鐵漢，副組長陳善同。侍衛官在蔣介石辦公室門口站哨，警務組員則在外圍。蔣外出時，他們都隨車。第三層次是內衛股，約一個班人，服裝、待遇與侍衛組、警務組一樣，惟編製不是官，是軍士，蔣外出時也隨車，除佩左輪手槍外，還帶輕武器。

俞濟時同時將軍委會警衛團擴建成警衛旅。旅長樓秉國，諸暨人，黃埔三期生。此旅雖然警衛國民黨中央各部會，但以侍衛蔣介石別墅為主，隸於侍衛長室。

俞濟時還新設武官室。該室有五名校官，能以多種外語流利會話。外國人士和國民黨軍政要員要晉見蔣介石，都要在武官室登記，連戴笠等人也不能例外。

俞濟時是奉化人，蔣介石的小同鄉，黃埔一期生，陸大將官班甲一期。曾隨蔣介石東征、北伐，是蔣嫡系中最親信的人。1943年底，俞濟時得到蔣介石批准，建立「監察網」，即所謂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參事室。該室的人事、業務均為俞一手抓，由他舊部張曉崧 （俞任浙江保安處長時，張是屬下諜報股長） 具體掌握，主任秘書項昌權 （與周恩來為留法同學） 也是他的人。

「參事室」主要工作是收集中共駐渝辦事處活動情況，以及中統、軍統、蔣管區軍隊各主管的活動情況，隨時整理成情報，交俞濟時，再由俞直接交送蔣本人。這個「參事室」連宋美齡的同學、中茶公司潘某的活動情報也收集，使蔣介石身邊紅人對它有些「談虎色變」，叫它「監察之監察」。

「我很幸運，」項德頤說：「一到侍衛長室，俞濟時就派任我為中校參謀，掌握人事工作。

「記得報到時，侍二處上校秘書沈昌煥 （此人到台灣後任『外交部長』）發給我們 《曾文正公家書》 全集一套、《聖經》 一本。

為了迎合蔣介石的要求，我們讀這些並不難，但那個國難當頭的時期，誰有心去細味或理解呢？逢到星期日，還要到教堂去做禮拜，聽神父講聖經——大家不過應付應付而已。不過休息日還是有的，是輪休，可以休息一天。有家庭的，可以早一天下午3時離室，第二天上午10時前歸隊，萬萬不能有誤。我們都知道這個缺嘴將軍 （俞濟時先天兔唇） 是聲色俱厲的。」

項德頤又說：「我們侍衛官的待遇十分優厚。我的月薪是法幣17萬元，外加三分之二的津貼，共23萬元——這對工薪階級已相當不錯了。春秋季發給中紡嗶嘰中山裝，夏季發淺黃色卡其服，冬季則是呢制服。襯衫、鞋襪也是供給的。逢到假日，侍衛官就憑這套顯赫制服，佩證章，再腰間別一支『左輪』，上街去逛。行人側目，避讓遑遑。到戲院、影院，根本不用花錢，而且座排是上好的。乘公共汽車，可以『優先』上車……民眾側目，也叫國民黨官兵眼紅，譏為『天之驕子』。我是從抗戰前線的血污中鑽過來的人，想想同樣是軍人，在前方，在後方，兩種生活何其懸殊，真有些目眩！」

重慶兩公館，槍斃兵役司長蔣介石在陪都除復興關辦公樓外，還有兩處公館：黃山公館、老鷹岩公館。

黃山在長江南岸，三面環水，地處嘉陵江、長江匯合處，恰似小半島。黃山公館是宋美齡與將介石的常住處。宋夫人稍通英、德、法、日等外語，是蔣介石得力的外交助手。她有不少美國 （高層） 朋友。為國事，為私事，她常去美國。宋夫人不在的時候，蔣介石周末便到老鷹岩陳潔如那裡去了。

老鷹岩也臨江，並有小型飛機場，蔣介石每外出乘飛機，必在此升降。

宋美齡倒也大度，明知陳潔如在重慶，並不因為蔣陳私情徒增煩惱，因為蔣與陳也曾登報聲明，脫離關係。陳潔如1971年2月21日在香港寓所病故，終年65歲。

1944年深秋的一個晚上，蔣介石驅車返黃山公館。車至長江邊，因為渡輪尚在對岸海棠溪，需要等候，蔣隨即下了小車，信步向江邊一幢新建的房子走去。透過門口朝里望，蔣看見一排人被繩索手臂連手臂地捆著，坐在地上打瞌睡。顯然是拉來的壯丁 （這種情況那時很普遍）。蔣大怒，喝問哨兵。隊長戰戰兢兢回答，是上峰的命令，為防新征來的壯丁逃跑，不得已捆了。蔣一邊命令解去捆壯丁的繩索，一邊打電話責問兵役署長鹿鍾麟。事後，兵役署的一名叫程澤民的司長做了替罪羊——被槍決。

大太子、二太子印象

項德頤對蔣介石的兩個兒子蔣經國、蔣緯國有所接觸，留下良好印像。

1944年10月的一個晚上，項偕侍衛官周星環等四人出市區都郵街「唯一電影院」觀看轟動一時的美國彩色電影 《出水芙蓉》。散場時已是深夜，沒有公共汽車了，只好邊聊天邊步行回去。行至七星崗附近，看到後面開來一輛吉普車，燈光下瞥見車號是侍從室的，而且前去的公路只有一條，於是就立刻呼叫「停車」，要求搭車。待汽車嘎然剎住，駕車人將頭伸出來時，才發覺是大太子蔣經國。

侍衛官們頓時不知如何是好時，蔣經國卻揮揮手，和藹地招呼他們上車，「大家擠一擠，坐得下，我把你們都帶回去」。

車上僅蔣經國一人，大家都坐下了。一路上蔣經國主動與他們攀談，問：「你們這麼晚回去，是在城裡看電影嗎？戲票又是招待券嗎？」侍衛官們唯唯稱是。小蔣正色道：「侍從室的待遇很不錯，跟我差不多，所以你們以後去看戲，還是應該自己掏錢買。」

蔣經國這時已結束贛南生活，從西北回到重慶不久，出任三青團中央幹校教育長。項德頤知道，長自己11歲的蔣經國此際正以「青年偶像」出現在大後方。

蔣經國仲弟蔣緯國，1943年冬由步兵調任裝甲兵營長後，常來重慶，偕他的夫人石靜宜居住在曾家岩侍衛長室樓上。項德頤回憶說，1944年元月的某天下午，蔣緯國夫婦從外面來，在走廊上與他迎面相遇。蔣緯國身著著少校軍服，腰板筆挺，彬彬有禮地打招呼。穿著黑絲旗袍的石靜宜報以微笑。彼此互讓，側身而過。蔣緯國有時也會到侍衛官辦公室來閑聊。

見周恩來，如沐春風

項德頤說，自己因為工作關係，在「侍從室」時候曾三次見到過周恩來。「周先生禮賢下士，待人和藹有禮，謙謙大度。尤其他那言簡意賅的言談，在我有如沐春風之感，使我終生維忘。」

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45年11月間，周恩來到曾家岩侍從室，會晤時任軍委會委員長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張群 （岳軍）。兩次會晤都是由項德頤接待引見的，至於晤談內容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次，同年12月初一天上午，周恩來驅車來到曾家岩會見蔣介石。當時蔣尚在黃山公館。

按規矩，凡來見蔣介石的都要在武官室登記，但因為周與蔣是老相識，且周又是黃埔軍校老長官、老師，更因為周是代表中共的，此時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剛過，所以此手續免去了。俞濟時急忙指示項德頤接待周恩來 （俞有事分身不得）。恭請讓坐，沏茶禮待，並與之聊了起來。趁等候蔣介石的間隙，當時在場的侍衛長副官陳政明乘機用照相機攝下了周項交談的鏡頭 （原意想討好俞濟時，拍照邀功）。項發覺已來不及，責怪陳不禮貌。倒是周恩來微笑解圍：「沒有關係，我和項先生已見過兩次面，現在是第三次了，相識了，留個紀念，不是很好嗎？」

這張頗有意義的照片，被項德頤取來，保留了下來，可惜毀於「文革」年代。

飛赴台北和擬赴延安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尚在4月間，蔣介石侍從室的幾個單位，分別由重慶遷往南京。不久，「侍從室」改組成軍務局，侍一處、侍二處也分別改組成參軍處 和文官處 ，設在長江路。侍衛長室則改名為警衛室，主任就是原警務組長黎鐵漢 ，竺培基、施覺民為副主任，侍衛官、警務組員原班人馬未動。至於原侍衛長俞濟時，此時就任軍務局長——蔣介石曾發表任他為一戰區36集團軍總司令，俞來到任。軍務局隨蔣介石官邸遷到紫金山麓的香林寺一帶，前是國防部，左是勵志社。

這年10月間蔣介石 （那時還是委員長身份，到1947年4月，國民政府改組，始任國民政府主席） 偕夫人宋美齡作了次台灣行，目的是赴台北參加台灣光復一周年紀念活動。隨從人員隊伍龐大，當然少不了俞濟時、黎鐵漢、竺培基、項德頤一群，還有空軍武官夏功權。

蔣宋一行乘一架有前艙、後艙的美國專機，在南京明故宮機場啟程，約兩個小時，降落在台北中山機場。到機場迎接的有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暨省行政長官公署諸官員、地方士紳、工商團體代表人士。沿途老百姓夾道歡迎。可見台灣回歸祖國後人心之所向。

第二天，蔣宋下榻草山賓館。初來乍到，深感寶島山水相間，空氣清新，風景十分優美。但也感到賓館的建築式樣、內部設施等等，無一不是日式的，殖民時期的痕迹到處可見，同行人感嘆不已。台灣的飲食和大陸差不多，為迎合蔣介石「新生活運動」，賓館的中晚餐菜肴均為四菜一湯 （兩葷兩素），用大盤子盛著，夠吃的。接近蔣的人都知道，蔣是反對大吃大喝的。

有一年，侍從室的人在杭州接受省會警察局長何雲 （黃埔一期生） 的六大盆佳肴招待，不料蔣介石進來了，見狀大怒，當下用手杖打翻幾盆菜，何雲也被喝斥一頓。這回有意思的是，每餐桌上均有一盆清煮芋艿頭，香噴噴的，碩大而酥軟。蔣介石舉箸指指問道：「此地也盛產個？」陳儀笑著回答：「不是的，是託人從奉化帶來的。」蔣頻頻點首，十分開心地享用他的家鄉土產。

陳儀也是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的，可謂資深國民黨軍政元老，又是蔣介石的浙東小同鄉。當時他倆的關係還是融洽的。當天晚上，陳向蔣陳述了他的「三年自治計劃」。陳儀是1945年10月24日以台灣省行政長官、中國15受降區受降長官身份抵台灣的，未料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是年4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撤銷；5月，他作為「替罪羊」離開台北，返大陸。陳儀在台島時間僅一年又七個月而已。

翌日（10月25日），蔣宋出席台灣各界舉行的紀念台灣光復一周年大會。蔣發表演說，千人肅穆靜聽。越二日，蔣介石舉行記者招待會，談在台觀感。當日，蔣宋一行離台飛上海。

講到蔣介石1946年台灣之行，項德頤頓時聯想起1945年蔣介石擬赴延安，找中共中央談判的舊事。「八·一五」抗戰勝利後，蔣為爭取民心和政治主動，「提高個人威信，既得抗戰勝利果實，又可壓倒共產黨」 ，曾一度想作延安行。俞濟時為此忙了一陣。他派項德頤等侍衛官打前站。項得知，警務組和黎鐵漢，侍衛組長竺培基、施覺民，上校侍衛官俞濱東、趙懿英，以及警衛旅長樓秉國等十數人，還有內衛股便衣班的人等均作蔣的隨從。

不久，俞濟時命項德頤去老街32號軍委會機要室，要主任毛慶祥準備好一套去延安時用的特別密碼本。「侍從室」都在忐忑不安地作準備。不過由於何應欽、陳誠、白崇禧、陳立夫、陳果夫、戴笠等人「進諫」，怕重演「西安事變」，終於作罷。事後，俞濱東告訴項德頤，宋美齡也反對蔣作延安行，說：「親赴延安，反倒貶低了你自己。你說和共產黨談判，來個什麼假引退，一旦『引退』弄巧成拙，豈不招致是非？叫誰來收拾爛場面？」

散步紫金山，躊躇滿志，走投無路

1946年5月還都南京後，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常去紫金山麓的中山陵、明孝陵散步，並形成習慣。明孝陵前立有石人石馬的神道，但不知為何突然打了個彎。蔣對隨從說，當年修建孝陵時，發現神道上有座孫權的墳墓，主持人奏請洪武皇帝朱元璋，建議拆去孫墓。但洪武說，不可，孫權是條好漢。神道因此便繞過孫權墓，而成今天的拐彎。蔣介石對朱洪武的氣度十分欣賞，因此散步時對這個拐彎頗感興趣，不厭其煩地講這一典故。自從中山陵落成，舉行過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後，蔣介石更以孫中山繼承人、當代「朱洪武」的身份，來到中山陵、明孝陵散步，躊躇滿志，抒發「皇帝」胸臆。

1946年6月間，有一次蔣介石散步時，順道走進黃埔路的國防電台室。蔣有潔癖，即興用手指往發報機上抹了下，發現沾了灰塵，便面有慍色地責問台長，有幾天沒有打掃了？台長回答，一星期大擦一次，每天小揩一次。蔣怒目斥道：「這個你不誠實！」台長滿臉委屈說：「南京氣候乾燥，空中多沙塵，比不得重慶多霧……」「強辯！關禁閉！」蔣介石扶著手杖走了。旁人都感到是小題大作，但誰也不敢去求情。

內戰慘敗，使蔣介石的精神陷入極端焦灼、暴躁的狀態中，以致親手槍殺了宋美齡的哈巴狗。此事件，侍從室里，幾乎無人不知，大家憂心忡忡過日子。1948年徐蚌會戰 （淮海戰役） 節節失利，手下愛將不是戰死，就是被俘，蔣軍大傷元氣。接著，「黨國要人」陳布雷自殺 （1948年11月13日），戴季陶自殺 （1949年2月10日）。接踵而來的是，河南省主席張軫宣布河南獨立 （1949年1月1日）；湖南省黨政軍聯合辦公室長官程潛通電，要蔣早日引退。更要命的是華中「剿總」長官白崇禧提出最後通牒，逼蔣 （1949年）2月1日前下野……蔣介石如熱鍋上的螞蟻，走投無路，一時昏了，拔出手槍，崩了送電報的機要譯電官。宋美齡抱著另一隻洋犬，逃到孔家，對大姐宋靄齡說：「不好了！老頭子瘋了！」

後一則故事是項德頤從侍從室舊同人那聽來的。那時，他已帶職考進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班，打算去地方見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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