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古書中的「廢紙」
刊於《藏書家》第20輯，齊魯書社2016年1月，有刪改
晚近以來，考古學發展迅速，地不愛寶，各種新材料紛紛出土，成為學界新寵。以至於以精於使用傳統常見史料著稱的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也將使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視為參與學術新潮流之途徑（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可見新材料對於學術研究之重要。近年來，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簡、清華簡、北大簡等一再掀起學術研究的高潮，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可以說，考古材料已經得到了學界充分的重視。相形之下，傳統文獻不免稍受冷落。古籍作為傳統文獻之大宗，相比與考古材料之熱，其開發利用顯得有些不足。可以說，「地下考古」有餘，「紙上考古」不足。古籍之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千門萬戶，蘊藏著無盡的寶藏，等待著人們的開發。本文打算選擇古籍中的一部分「廢紙」，談談這些廢紙的重要文獻價值，藉此略窺古籍無盡寶藏之萬一。
這裡所說的「廢紙」，主要指的是古籍封面中加襯的廢棄紙張。古籍的封面一般比較厚，這樣才牢固，才能起到保護正文內容的作用。但一般的紙，哪怕是專門用作封面的紙，也往往達不到理想的厚度和牢固程度。於是古人常常會廢物利用，拿當時廢棄不用的紙張襯在封面裡面，從而達到加固的目的。這些當時人眼中的廢紙，在今天看來，很多已經成為珍貴的學術資料了。
一 《金瓶梅》的最早版本
大約1931年的一天，中國幾位著名的學者，學界領袖人物、小說研究專家胡適、文物鑒定、版本鑒定大家徐森玉、小說收藏家馬廉，收到了日本一個圖書館寄來的八頁不知道什麼版本的《金瓶梅》。原來這個圖書館在重新裝訂他們所藏的中國古籍時，發現古書的襯紙里有八葉殘葉，從內容看是《金瓶梅》，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版本，於是就按照書頁的大小用照相機拍下來，郵寄給這幾位中國學者請教。他們也很內行，找的這幾位學者非常專業。胡適不僅以提倡白話文和研究中國哲學史著名，而且對中國古典小說非常有研究，他不但是新紅學的奠基者，而且對《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等古典小說都很有研究。徐森玉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北平圖書館採訪部主任，是當時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版本目錄學家，對古籍版本鑒定十分內行。馬廉是寧波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向以收藏中國古典小說著稱，其藏書處名「不登大雅之堂」，因為傳統上對小說很輕視，馬廉特意給自己起這個一個齋號，表示自己對小說的喜愛。可以說這三位學者已經組成鑒定中國古典小說版本的最強大的團隊了。但是，結果讓人失望，他們竟然都判斷不出這部《金瓶梅》是什麼版本。這是為什麼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版本跟當時已知的所有的《金瓶梅》版本都不一樣。對於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版本，而且只有殘存的八葉，再厲害的專家也只能束手無策。
事情也是湊巧，恰在這個時候，北平的書商從山西買了一批古書，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古本《金瓶梅詞話》。這部書書商買時只花了五六個銀元，一轉手就賣三百塊，再轉手到琉璃廠的書店，就是一千元了。胡適他們找了二十個人集資買下了這部書。然後將這部書影印104部出售，所得除掉自己出的錢，剩下的錢為北平圖書館買下這部書（當時的教授們經濟頭腦還是很不錯的）。最關鍵的是，他們將此書與日本寄來的八頁「廢紙」一比對，發現兩者正是同一個本子的書，也就是現存《金瓶梅》的最早版本——萬曆本《金瓶梅詞話》（圖一）。日本的這幾頁「廢紙」，成為這部書最早進入中國學者視野的片段。
圖一《新刻金瓶梅詞話》
二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早期孤本
這兩個古籍「廢紙」的故事都發生在上海圖書館。1975年夏天的一天，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沈津因為要給上圖古籍訓練班上課，就去一捆明清舊紙中找幾張引書用的樣張來說明。誰知道竟然發現兩張封面的底頁襯紙為明刻本《京本忠義傳》殘葉，內容為「三打祝家莊」的殘文，即第十卷第十七葉、第三十六葉的後半葉和前半葉的後三行（圖二）。版心鐫「京本忠義傳」，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或雙魚尾，四周單邊，邊匡長十九厘米，寬十二點五厘米。文中間有斷句。沈津第二天立刻將殘頁拿給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和潘景鄭先生過目，兩位都是當代的版本學大家，都表示這個版本從未見過。很快，顧廷龍、沈津聯合發布了題為《關於新發現的京本忠義傳殘頁》的論文，對此本予以介紹，並認為：
經鑒定，《京本忠義傳》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間書坊的刻本。此書各公私藏家目錄均無著錄，比今天所見其他《水滸》各本更近於原本面貌……《京本忠義傳》應是二十卷的百回本……應屬《水滸》的繁本系統。但其文字又較容與堂刊繁本略簡，文言氣息也較重……容與堂本可能是在《京本忠義傳》本子上加工修飾的。這個本子與一九五四年校勘《水滸全傳》用的九個本子無一相同，表明此本有它獨特之處，是繁本系統中較早的一個本子。（《顧廷龍文集》第485—486頁）
文中對此版本的性質作了判定，證明它是早期繁本系統中的一個孤本。我仔細觀察了這個版本的字體風格（圖二），認為它很可能是嘉靖年間建陽書坊刻本。要知道，《水滸傳》存世的嘉靖本除了此本之外，只有一個僅殘存八卷的本子，此本價值可見一斑。
圖二《京本忠義傳》殘葉
無獨有偶，同樣在上海圖書館，同樣是沈津，十四年後的1989年7月，在上海圖書館藏的明嘉靖周顯宗刻本《陶淵明集》的襯紙里發現了《三國演義》的殘葉兩張，內容為太史慈與孫策交戰之事（圖三）。這個版本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現在比較可信的觀點認為此本當刻於嘉靖前後。《三國演義》現存的版本最早者即嘉靖刻本，而且只有兩種，此本可能刻於嘉靖前後，其版本價值甚大，有學者認為它很可能是現存最早的的版本。
圖三《三國演義》殘葉
上海圖書館發現的這兩種古籍「廢紙」，都是現存重要文獻（《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早期孤本，而且很可能是最早的版本。它們的發現，推動了《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版本研究。
三 現存孤本《萬曆丙辰科進士同年序齒錄》
2013年4月，我在整理天一閣所藏古籍的過程中，發現了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本《十三經註疏》破損的封面中露出了加襯在其中的一種進士題名錄古籍殘葉（圖四）。進士題名錄是現存科舉文獻中非常重要的一類基礎文獻。現存進士名錄中包括大量的具有檔案性質的單科名錄，如各科的進士登科錄、會試錄、同年錄等。其中同年序齒錄記載進士資料一般比較詳細，史料價值較高，但由於其作用主要是供聯誼，故易代之後多不存。明代進士89科，各類同年錄僅存30餘種。天一閣所藏明代登科錄、會試錄為海內外各館之最，占現存總量的大多數。但天一閣所藏只到萬曆初年為止，也就是到天一閣主人范欽去世時為止。丙辰為萬曆四十四年，這一科的登科錄、會試錄天一閣皆未收藏，根據《中國古籍總目》等目錄檢查，海內外各館亦均未收藏。因此此書為現存孤本，具有重要文獻價值。
圖四《萬曆丙辰科進士同年序齒錄》殘葉
此本版心鐫「丙辰科序齒錄」，應該是一種簡稱，現在本書的題名《萬曆丙辰科進士同年序齒錄》是我根據現存同類文獻擬題的，更有利於揭示文獻內容。此殘葉當為萬曆刻本，內容分為目錄和正文兩部分。目錄半葉12行，每行收錄進士3人。正文半葉16行，半葉收錄進士2人。目錄、正文共殘存約6500字。目錄所收進士按地域排列，人名下小字雙行註明別號及生年。目錄尚存約半數，計169人。正文僅存38人（其中16人不見於殘存目錄），按年齡從大到小排序，姓名下依次為籍貫、生員類別、字、號、治經、行第、出生年月日、鄉試、會試、廷試名次、觀政衙門、初授官職、三代名諱及官職、母姓、祖父母及父母存亡情況、伯叔兄弟名及官職、妻姓、子侄名及官職。詳細內容見拙文《萬曆丙辰科進士同年序齒錄》，載《歷史檔案》2014年第3期。
本科進士共344名，其中知名者有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親侯恂、寧波著名學者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南明抗清名臣瞿式耜、公安三袁之一袁中道、明末降清的將領洪承疇，明末著名的反面人物阮大鋮等。
這種進士題名錄文獻，性質有些特別，既屬於書籍，也可以算作檔案，尤其是官方所編刻者。根據編刻者的不同，進士題名錄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官方編纂刊刻者，即會試錄、登科錄。會試錄為舉人參加會試考中者的名錄，登科錄為殿試錄取後的名錄。嚴格來講，只有名字進了登科錄才可以成為進士。會試錄和登科錄都由禮部負責編纂刊刻。刻成後需要進呈皇帝、皇后、皇太后和皇太子等，並頒發給每一位進士。第二類即同年錄，大多由本科進士組織編纂，屬於私人性質。其目的主要是用於進士之間聯誼，相當於現在的同學錄。同年錄的編排有的根據地區，有的根據年齡。根據年齡大小編排的就叫序齒錄。《丙辰科序齒錄》即是。第三類是由書坊編纂出版的履歷便覽，主要目的是賣給社會上對進士信息有需求的人。這一類一般編刻比較差一些，印刷也往往不夠精緻。字體較小，排版也很擁擠。因為它主要是作為商品來出售的，盈利是最重要的目的，因此需要降低成本，質量自然高不了。
比較有意思的是，不論登科錄，還是同年錄，都存在「官年」的現象，即進士為了有利於做官而隱瞞年齡的情況。大多數是將真實年齡改小。如《丙辰科序齒錄》中，本科狀元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人錢士升，序齒錄所載生年為丙戌（萬曆十四年），而其實際生年為乙亥（萬曆三年）（明錢士升《賜余堂稿》卷首《年譜》），相差達11年。又如本科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蕭士瑋，序齒錄所載生年為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而其實際生年為乙酉（萬曆十三年）（明陳家禎《明太常寺卿蕭伯玉先生行狀》），相差達八年。因此序齒錄中同樣存在官年現象，其可信度不一定比登科錄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目錄有限的版面中，雙行夾注了生年和別號，說明這兩條信息特別重要。生年表示年齡大小，是「序齒」的本意，自然最為重要。而別號被特別注出，說明了其特殊的重要性，應該是當時同輩士人之間互稱主要用別號。可見別號的使用在此時已經達到了人人有別號、人人用別號的程度，由此可窺見當時社會習俗之一斑。
另外，2014年8月我在天一閣庫房工作中，從館藏正德刻本《文獻通考》的封面裡發現了包公小說的五個殘片，可拼成兩葉，存548字及圖兩幅（其中一幅殘缺大半），包含四個公案故事：《劾兒子》、《待制出為定州守》、《瓦盆子叫屈》和《老犬變作夫主》。刊刻者當為建陽書坊，很可能是現存最早的明代白話小說刻本。我已撰成《正德刻本公案小說〈包待制〉殘葉考》一文，即將發表。
古籍中有價值的「廢紙」自然不止以上幾個例子，只是這幾個例子確實比較突出。雖然都是缺文很多的殘葉，但其學術價值卻不可低估。近年來全國古籍普查工作正在進行，粗略估計，全國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及科研院所圖書館等單位收藏古籍約五千萬冊，其中隱藏的價值不可估量。一般的古籍正文的內容，大家自然看到了就容易利用。但像這些加襯在書中的「廢紙」，卻容易被人忽略。我們對古籍的「紙上考古」，也要拿出地下考古的細緻態度來，不放過任何一條線索，也許會有更多的驚喜。
李開升，天一閣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版本目錄學、藏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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