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日本後，康有為為何對昔日的好夥伴王照實行人身監禁？

作者：金滿樓

戊戌年中，曾以一紙上書掀翻「禮部六堂官」的王照在事變後迅速逃往日本，同行者為梁啟超，後到者為康有為及數名弟子。

不過，昔日同為維新陣營的這幾位在日本後，很快因為政見不和而分道揚鑣。其中，尤其以前禮部主事王照與康有為等人的矛盾為大。

王照最反感的是康有為的虛張聲勢乃至有意欺瞞，其在揭發康有為所謂「衣帶詔」時表示：

康有為刊刻的密詔並非真詔，而是來自康的篡改偽造。光緒皇帝密諭譚嗣同等四人，謂「朕位今將不保，爾等速為計劃，保全朕躬，勿違太后之意」，這表明光緒皇帝並不想與慈禧太后鬧翻，但康有為等人卻以此設定兵變密謀，以致事態大壞。

如今，譚嗣同等人已為變法獻身，死無對證，康有為得以任意篡改，而漩渦之中的光緒皇帝卻無以自證清白。康之做法，表面是在尊皇，實則坑害有之。

此外，康有為向外散布譚嗣同的兩封「絕筆信」，王照也直指其為偽作：「任公創辦《清議報》，大放厥詞，實多巧為附會。如製造譚復生血書一事，余所居僅隔一紙扇，夜中梁與唐才常、畢永年三人謀之，余屬耳聞之甚悉。」

從其思路來看，王照向日方揭發康、梁作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近衛篤磨等日本顯要被康有為等蒙蔽誤導，以為「帝、後」矛盾真的不可調和，由此作出錯誤的判斷和舉措。

如其在筆談末尾所說：

「今兄（註：何人不明）在此證康、粱之為人，幸我公一詳審之，以後近衛公赴北京，亦必真知皇上與太后之情，方可調和，勿專聽一二人之私言為幸。」

康有為自稱奉詔，無非是為了自抬身價，其對王照的「異動」自是大為不滿。

其後，康有為等竟憑人數上的優勢而對王照實行人身限制，據後者自訴：

「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來，陵侮壓制，及令照無以度日。每朋友有信來，必先經康、粱目始令照覽；如照寄家書，亦必先經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發，一步不敢任行，幾與監獄無異矣！」

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書中，陳少白也對此事做了如下記述：

「不久，康有為果然出來了，同時廳內還有兩個人，由梁啟超介紹，一個是直隸人王照，同是來避難的。

我們七個人圍著一張大圓桌坐下，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邊，就對我說：『請你先生評評理，我們住在這裡，言語舉動不能自由，甚至來往的信也要由他們檢查過，這種情形實在受不慣。』

話還未了，康有為覺得不妙，就忿忿地對粱鐵軍說：『你給我領他到外邊去，不要在這裡羅唣罷！』梁鐵軍起來強拉著王照出去，我們就彼此縱談。」

由此可見，王照的自訴並非虛言。

王照與康、梁等人屢發衝突後，日方對此也頗感頭疼。

此後，日本輿論界也改變了對「中國維新派」的看法，其認為：

「中國變法過於急激，致誤大事」；「清國亡命者康有為無以死殉事之決心，其於此次政變前已得知消息，但不與其他同志相議而率先由北京逃出，在其同黨中評價不高。梁啟超乃康之弟子，雖尚年輕，但其改革之意見甚有條理，在對此次政變的態度上，尚有並不卑下之好評。」

對於王照，一些報刊的評價還比較正面：

「王照為禮部主事，此次來日之亡命者中，以此人氣品最高。王照離開北京之前，其同志雖頻勸其避難逃亡，但其挂念皇帝之安危，從容不追，大有臣子為王事而死之意。勸說王照並非易事，最後乃至強行拉扯，才使其漸漸離開京城。」

1899年，在清廷方面的壓力下，加之「康、王水火，慮生事端」，日本政府給予康有為九千元旅費，令其克日離境。

同年3月22日，康有為乘船離開橫濱，開始其歐美之旅。

在康有為離日本後，王照也不自安，其於3月25日致信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其中曰：

外務省諸位大人殿閣下：自客秋蒙友人拔救，入境以來，貴國憐護備至，救其三死，感戴之情，何可言喻。今康君赴他洲，照為駑下之質，坐食於此，萬難自安。

況照乃無志之夫，在北京時專以調和兩宮為務，得罪之由，亦不過因保薦康廣仁、梁啟超為顧問官耳。及來貴國，照亦從來未指斥藹太后之短，故北京亦無刺照之意。

今請貴國以後不必資給保護。照為一魚一樵，皆天皇與諸公之德也。且照無聲無臭，必不礙兩國交誼，謹此上聞，伏乞察諒。高山忠照 頓首。

高山忠照即當時王照在日本的化名。由於王照的態度相對溫和，目標沒有康有為、梁啟超那麼大，因而日方也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直到庚子年四月，王照才偷偷潛回山東，結束了流亡之旅。

參考資料：周敏之：《王照研究》、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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