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說說宋朝港口城市的繁華氣象

我們說過，宋朝是一個十分重視海外貿易的王朝，也是一個堅持對外開放的時代。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布滿大大小小的貿易港。

宋政府先後在廣州、杭州、明州、密州、泉州設立市舶司（杭州與明州市舶司後改為市舶務），在溫州、江陰軍、秀州華亭縣設市舶務，在位於錢塘江口的澉浦鎮設市舶場。市舶機構的職能，相當於今日的海關。

凡海商出海貿易，只要到市舶司、市舶務辦理好手續，領到「公憑」，便可滿載商貨，揚帆啟程。按元祐年間的市舶法，「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並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

凡蕃商來華貿易，或海商從遠洋回貨，一般亦在設有市舶機構的港口入關，完成抽解與博買手續，然後便可自由交易。據熙寧年間的一份詔書，「諸泉、福緣海州有南蕃、海南物貨船到，並取公據驗認。如已經抽買、有稅務給到回引，即許通行。若無照證，及買得未經抽買物貨，即押赴隨近市舶司勘驗施行。諸客人買到抽解下物貨並於市舶司請公憑引目，許往外州貨賣。」

因此，這些設有市舶機構的發舶港，商貿之繁華，自不待言。

除了這些發舶港，宋朝境內還有大量未設市舶機構的港口，比如福建的福州港、漳州港，廣南的潮州港、欽州港、瓊州港，它們是不是就關起大門、禁止貿易呢？

當然不是。熙寧變法以前，不設市舶機構的港口也允許發舶出海、住舶交易，宋朝海商只須在所在州郡申領到公憑，便可就地發舶：「諸客旅于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 熙寧變法之後，宋政府強化對市舶的管理，不設市舶機構的港口不再具有發舶權，海商出洋需要先至發舶港申請公憑。但非發舶港並不是從此關閉大門，而是作為輔助港，供海商、蕃商轉口貿易，蕃商來華、海商回航，只要在發舶港完成納稅手續，領到公憑，即可在本港口或者轉運至其他港口住舶貿易。

因此，我們在未設市舶機構的港口城市，也可以看到繁忙的商貿活動。讓我們來看看宋詩里的港口城市吧。北宋龍昌期的《三山即事》詩提及福州的海外貿易盛況：「蒼煙巷陌青榕老，白露園林紫蔗甜。百貨隨潮船入市，千家沽酒戶垂簾。」南宋陳造的《定海》詩寫了定海縣的蕃商生活：「官廨鹽煙外，居人雜賈胡。聽言須畫字，討海倚輸租。習俗何妨陋，鮮肥頗不無。已甘三載住，疇昔計乘桴。」

樓鑰則有一首長詩涉到海南島的海外貿易：「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 宋時海南島是南海過往商船的補給點與中轉站，許多南洋商船都要在這裡暫泊、補給、貿易。宋政府雖然未在海南島置立市舶機構，卻設有「津務」，負責向住舶的商船抽稅：「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為舶，中等為包頭，下等名蛋舶，至則津務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經冊以格納稅錢，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瞻」 。這一根據商船體積計算的商稅，有點像「船舶噸稅」。

鄰近泉州的莆田也是一個繁忙的港口城市，清代《湄洲志》載：「宋紹興二十七年秋，莆田東五里許有水市，諸舶所聚，曰『白湖』。」白湖為宋代莆田的一大港口。莆田的「游商海賈，冒風濤、歷險阻，牟利於他郡、外番」。海商的足跡遍及南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期年，獲利百倍」。他們揚帆出洋之時，要祭拜海神，祈求保佑。南宋詩人趙師俠游莆田，留有一首《訴衷情》小詞，其中便寫道：「茫茫雲海浩無邊，天與水相連。舳艫萬里來往，有禱必安全。」

中國是在明清時期才走向封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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