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若不懷疑，那簡直就是自毀

我們的多數哲學家不去觸及世界本身，而是對它做出發現，不加介入，讓這個世界保持完好，以達到他們自己想要的「皆大歡喜的結局」。但對另外一些哲學家——尼采就是其中一員——來說，「皆大歡喜的結局」根本是不存在的。更糟糕的是，真理和生活相互敵對，因為真理總不免分裂人格，真理自身的死亡是正是真理自身所堅持的真理。本文節選自保羅·韋納《福柯：其思其人》，原文標題《福柯與政治》，譯者趙文。

不要冷漠地看待新生的未來——這是福柯脾性的第一原則，這一原則也使他將《性史》視為朝向新曙光的一種努力。這部恢宏的著作緣起於一種與普遍潮流相悖的思想（性與其說是壓抑所指向的目標——如人們常說的那樣——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執念），這種反其道而行之的風格一直是福柯所鍾愛的。在開始進行這項工作時，福柯的興趣已經轉向了古代作家。他讓自己成為了蘇格拉底式「心靈關照」以及主體自我建構或審美化的分析者；最終他本人指出，最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在這部大部頭著作中看到爭取某種未來的努力，這個未來在當代道德化的「話語」的垂死掙扎中放出了曙光。而且福柯也在內心中感受到了一種學者的滿足。畢竟，他做的這項工作正是一名知識分子的道德任務的題中之義。

引述他的這樣一段話就足夠了：

從古代進入基督教時代，我們也就離開了本質上作為個人倫理探索的那種道德，而進入了對規則體系的服從的一種道德。如果說我過去對古代是如此感興趣，那是因為，除了其他種種原因之外，我認為遵守規則體系的道德如今正在消亡之中或已經消亡了。道德的缺席需要——必然需要——一種生存美學。

請注意「必然」這個措辭：它意在表達一種客觀可能性，難道不是嗎？人類主體如果厭惡空白，那麼這個空白恐怕很快就會被填補上。然而這項填補空白的工作正是哲學家的職責所在，難道不是嗎（正如福柯所構想的那樣）？福柯並不是要推行他所發明的某種道德秩序；毋寧說，他是在努力地促成這個自發的過程。

他的脾性的第二個原則促使他在1979年支持反對伊朗國王沙阿的伊斯蘭革命。人們也都還記得，霍梅尼的支持者取得勝利之前，這位阿亞圖拉一直在法國避難，並從法國遙控著這場反抗。在法國，至少在萬塞納，伊朗革命在那些放眼世界的心靈中、在第三世界主義者和帝國主義之敵中引起了極大的熱情。我和許多人都可以作證，福柯並不是那些天真的狂熱者中的一員。但他從個人角度總是支持一切反抗的，他也將伊朗的這場反抗視為追求自由的人民起義。他想對此有更多了解（他還為《解放報》做過新聞報導）；另外，霍梅尼強烈的個性也讓他著迷。

福柯有著向新事物、向未知保持開放的心靈，本著懷疑論對教條有著天然的厭惡。未來（avenir）不可預計、不可想見，福柯對將來（devenir）的莊嚴性極其敏感。他不願教條地用西方觀念簡化這種未來，也不願把婦女的頭巾說成是「最終的手段」（ultima ratio）……所以他才前往法國政府為霍梅尼安排的位於諾夫勒堡的住所去面見霍梅尼。福柯回來後，對我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去那兒：這個人啊，只要他說一句話，就能在千里之外號召起千百萬人對抗德黑蘭街頭的坦克」，然後福柯又說道：「他向我談了他的施政計劃；如果他掌了權，人們就有的哭了（福柯這時候抬眼望天，眼中充滿了憐憫）。這就是我的所見所聞。

無疑福柯認為伊朗革命應該是一場人民解放鬥爭。同樣，他曾在波蘭目睹過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他看來是由蘇聯坦克所強加的外國專制。「若不是俄國佔領，共產主義持續不了兩天」，他這樣說過。但必須補充說明的是，福柯也不認同西方中心主義以及有關民主和人權的信仰，更不用說性別平等了，所有這些觀念已經是我們中許多人頭腦中的教條。他或許感到這些觀念全都是文明中易於消逝的戰果，與世上所有東西一樣不可能永世長存。更重要的是，他將判斷懸置起來：出於他反教條主義的理由，福柯不支持什麼也不反對什麼。他在一個偉大的高度俯瞰著普遍的歷史。

與此同時，出於其原則，他似乎特別歡迎歷史學所無法呈現的那些新事物。世界上首次爆發了伊斯蘭革命，而這樣一種現象的種種效果在某種程度上說仍然是未知的。福柯說自己「對在政治中打開一個宗教維度的這場嘗試印象深刻」。雖然宗教只是他全部關切中的極小一部分，但他確乎對這些伊朗人感興趣，因為他們「在尋求著，甚至是以生命代價尋求著某種東西，這種東西對我們——對我們自身——而言也意味著一種自文藝復興以來就已被遺忘了的可能性：那就是政治的靈性」。隨即他補充說：「我可以聽到法國人報以嗤笑，但我知道他們是錯誤的」。

讓我們直說吧。大體而言，福柯反對一切教條，也有著卓然不群的視角，因而他不可能對這場歷史發明加以拒絕，也不可能給它背書。他本來至少可以採取一種善意的中立立場，避免成為這種政治靈性的積極支持者，他可以理解它並對這種未來所蘊含的莊嚴性保持尊敬。然而事實卻是，當伊朗群眾站出來對抗政府和軍隊的時候，福柯在自己內心之中深深地被這些伊朗人民的英雄主義震撼了。我認為，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他才越過了中立的限度，站到了革命的一方，而沒來得及仔細審視這種伊斯蘭主義是否也將引起招致反抗的義憤。無疑，面對這種極端情況時，福柯立即在理智上受到觸動，急於表露他對我們西方「真理」所持的那種原則上的不信任態度。畢竟，人無完人。

福柯支持霍梅尼的立場激起了反對伊斯蘭主義和反蒙昧主義的伊朗移民的憤怒，他們來到福柯在巴黎的公寓，決心要在門口將他毆打一番。福柯並不在意。他真正在意的是法國報紙上出現的對他立場的批評文字。對後面的事，我不忍心說下去了。

但還是要面對批評：人們也許會說，「嗯，未來之莊嚴性，這證明了懷疑論是錯的呀，因為它沒有什麼用處，不能教會人們該去做什麼！」但是何嘗有過能教導人的哲學或宗教呢——無論何種類型的哲學或宗教無非是讓人在某種幻覺之中欣然稱信，只是因為這幻覺是合適於我們的？你——除非你是傳道者——何嘗見過這世界被建造得井然有序，其真理可以根據對人的有用性得到把握？這個世界並不是既成的，更談不上好與壞：它不是創造好了的，至少不是為我們創造好了的。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做出決斷和選擇：根本沒有從天國或從超驗世界降臨到我們世界的真理。

福柯做出了他自己的選擇。若假以時日，他或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但在當時，福柯的確認為伊朗「在政治中打開一個宗教維度」。撇開事情的枝節不談，福柯的全部行動引發了一個根本難題，或者說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懷疑——在邏輯上來說，凡是懷疑論者或任何不自欺的人都會有這種懷疑態度。若不懷疑，那簡直就是自毀。一個懷疑論者在面對著這樣一種可能未來的時候他應採取何種立場呢：在這個未來之中，沒有絲毫餘地可以容得下懷疑論者的思考？承認這個莊嚴未來的譜系學家會將會如何呢—如果這個未來讓他必須接受這樣一種社會：其中宗教、意識形態——或乾脆就是文化荒蕪——將使他不再是譜系學家？譜系學、懷疑論和思想自由——所有這些都是西方人和接受西化的人們的奢侈品。

別擔心，我不會下任何道德命令去禁止充滿懷疑的思考者去懷疑使他們成為懷疑者的文化，也不會為了維護懷疑自由而呼籲他們停止懷疑。我唯一希望的只是指出，某些懷疑態度是可能造成人格分裂的。Impavidum ferientruinae——災禍造就勇者（賀拉斯語）……無所畏懼地看著我們運思方式的毀滅，並目睹此運思方式之毀滅乃是對我們所思的確證，所以，我們不得不有一種分裂的人格，在精神中，讓自我出離我們的時代和身體。

我們的多數哲學家不去觸及世界本身，而是對它做出發現，不加介入，讓這個世界保持完好，以達到他們自己想要的「皆大歡喜的結局」。但對另外一些哲學家——尼采就是其中一員——來說，「皆大歡喜的結局」根本是不存在的。更糟糕的是，真理和生活相互敵對，因為真理總不免分裂人格，真理自身的死亡是正是真理自身所堅持的真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智者已經宣稱懷疑論學說總是自掘墳墓；從另一方面來說，持這種學說之人到頭來必然會自食其言，因為畢竟他還要繼續生活。但是，至少我們的這位懷疑論者不會用思想給他的政治選擇賦予「真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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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Veyne

保羅·韋納（Paul Veyne, 1930—），巴黎高師畢業，法蘭西公學院榮譽教授，法國當代最出色的希臘—羅馬史研究專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古羅馬的性與權力》《我們如何書寫歷史》等，並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從羅馬到拜占庭》。

《福柯：其人其思》

【法】保羅·韋納 | 著

趙文 |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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