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熱從這裡起步？余華莫言完成新作之後最早想到是給「她」

副主編鐘紅明說，《收穫》編輯部曾經做過一個策劃案：從每年刊載的作品當中，選出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然後結集推出。這是另一種《收穫》編年史，目的是從文學和社會的視角，來反映一個時代的演變過程。但是這個策劃最終沒有完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實在太多，實在無法「一網打盡」。

所以，當我們試圖勾勒《收穫》1978-2018這四十年的歷程時，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夠呈現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是一個太簡寫的簡寫本。

但這部分，面向每個普通的讀者，面向你我共同的記憶。

我們的父輩，我們自己，都曾從這條路上走來。

1979年，「大牆」突破題材禁區

文稿寄出之前，臨汾文聯看過此稿的友人，就曾關愛地提示過我：「血色監獄故事太扎眼了，勸你不要寄給文學雜誌，以免招來是非。」我雖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決定了我還是走進郵局，將其寄往上海《收穫》。

——從維熙 其中篇《大牆下的紅玉蘭》載《收穫》1979年第2期

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之後，重新復刊的《收穫》立刻把握住了時代脈搏。復刊第1期收錄了周而復《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陳白塵《大風歌》等名家名作，特別顯眼的是當時大熱的「傷痕文學」作家劉心武最新短篇《等待決定》。

第1期只是初試啼聲，1979年第2期因為刊載從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中篇），直接將復刊不久的《收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如果說《班主任》《傷痕》還比較委婉，著重刻畫的是特殊時代留在人們心靈上的傷痕，那麼，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經歷了20餘年勞改勞教生活的從維熙，則首次將實實在在的牢獄生活和血色殺戮呈現給讀者，這也是新中國第一部描寫監獄的文學樣本。

從維熙後來回憶說，《大牆下的紅玉蘭》完成之後，就被朋友善意提醒可能會「招來是非」，但出於對巴金的信任，他還是寄給了上海《收穫》。1978年底，從維熙收到編輯部來信，告知將於第2期發表，「事後得知，敢於拍板將其發表問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大牆下的紅玉蘭》以突破「禁區」的勇氣，開闢了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新領域，並成為新時期中篇小說崛起的開端。而作為刊登這部作品的平台，《收穫》要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尤其是政治壓力，這當然需要更大的勇氣。

這樣的勇氣，成就了《收穫》的工作傳統。刊載於1980年第1期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同樣也曾引起軒然大波。名不見經傳的張一弓基於對巴金和《收穫》的信任，將這部飽含熱淚的稿件投稿到上海，不到二十天就收到確認回信。二十多年之後，張一弓才得知當年的幕後故事:

有關部門不同意發表我的這篇小說，但巴金先生拍板，要發表這篇文章，後來還獲得全國首屆中篇小說獎。

1980年春，《收穫》莫干山筆會：前排左是巴金，右是吳強

1981年，從維熙完成《遠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後又退還，認為該作是「在糞土中尋找黃金」。從維熙對到北京開會的巴金和李小林講了此事，巴金隨即請他拿來手稿，連夜看完，認為「小說不僅展示了歷史的殘酷，更展現了底層人苦難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遂拍板刊登於1982年第1期。

在那個思想禁錮的堅冰尚未完全打破、人們普遍感覺「摸不準風向」、懼怕各種「運動」可能捲土重來的年代，《收穫》以對文學品格的堅持，為一個波瀾壯闊的新時代的到來鳴鑼開道，迅速成為中國最受矚目的文學期刊。

1982年，「人生」的兩難抉擇

今天想起來很可笑，當年卻是膽戰心驚，在風雲詭譎中不知何時又陷入滅頂之災。與我「共患難」的當然還有《收穫》同仁，如果「運動」再來一次，《收穫》的編輯一個也逃不掉，連鍋端了。

——張賢亮 其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載《收穫》1985年第5期

1980年代初期的文學寫作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反映知識分子生活的。在《人到中年》（1980年第1期）、張潔《方舟》（1982年第2期）之後，路遙《人生》（1982年第3期）一出就引發爭議，到了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第5期），《收穫》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人生》中，高中畢業生高加林與農村姑娘巧珍相愛，卻為了回城機會，轉投城市姑娘黃亞萍的懷抱。高加林如同一個當代「陳世美」，遭到眾多讀者的控訴，而這正是作家路遙想看到的結果:

「四人幫」打倒後，出現了許多轟動的作品，我還不滿足，這些只不過把原來的人物倒個個兒（好人成為壞人，壞人成為好人）。從藝術上來說，很簡單，離文學比較遠，我就想嘗試一種挑戰性的東西，讓評論界分不清是好人還是壞人。

《人生》奠定了路遙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也激勵了年輕人去重新思考「人生」。

著名導演賈樟柯曾回憶說：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個上中學的孩子。這麼多年我看過很多作品，都對我的電影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反而是這本《人生》，它讓我開始對社會有了新的認識，開始思考我的人生。

鍾紅明分析說，1980年代之所以成為文學的黃金年代，是因為之前很多沒有被注意、沒有被反映的「冰山之下的東西」，在文學中有了非常多樣化的表現:

有些作品今天看來非常一般，只能放在文學史的範圍，去了解它當時為什麼受到那麼大的關注。但有些作品確實具有長期閱讀的意義，像《人生》，它所紮根的土壤在當今中國還存在著，比如從鄉土社會到城市社會，一個人想往上爬的慾望與現實制約之間的矛盾，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也延續了這個主題。路遙作品這幾年的銷量很高，因為讀者還是會有共鳴。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比《人生》更大的爭議。

整個年輕歲月都在勞改營度過的章永璘，直到39歲才遇到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黃香久，但長年受壓迫的經歷，使自卑的他無法進行夫妻生活。直到一次搶險，章永璘以勇敢舉動獲得人們認可，也重新找回男人的尊嚴。但這時，他無法原諒妻子曾經的背叛，只能選擇離婚。「世界上最可愛的是女人！但是還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遠得不到她所創造的男人！」——篇尾這幾句話，一度廣為流傳。

程永新回憶，小說發表之後，激起了很多女作家不滿，認為太不尊重女性。「這些聲音傳到了冰心耳朵里，她就打電話給巴金說，你要管一管《收穫》了。當時《收穫》上發的文章，巴金不是每篇都看，但既然冰心這麼說，他就非常重視。

看完小說之後，他給李小林講了個人意見，我後來看過李小林記錄巴金原話的這張字條，大概意思是說小說確實有點『黃』，但寫得確實好，可發，我很清楚記得那個『黃』字是打了引號的。」

八十年代中葉《收穫》編輯部在作協花園草坪

1985年，內地重讀張愛玲

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穫》雜誌，見到《傾城之戀》，讀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龍卧虎之地，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裡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驚人。心下慚愧自己當年剛發了一篇小說，這張愛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阿城 《閑話閑說》，張愛玲《傾城之戀》載《收穫》1985年第3期

翻閱《收穫》歷年來的刊載目錄，是一個不斷令人驚嘆的過程。比如《收穫》1979年第5期就對台灣文壇做了介紹，選載聶華苓《台北一閣樓》、於梨華《傅家的兒女們》兩部長篇，以及白先勇的短篇《遊園驚夢》。在當時的時局之下，《收穫》是最早介紹台灣作家作品的文學期刊之一。

周立民告訴晨報記者，1978年之後，港台地區包括海外的華文作家，紛紛來到內地進行交流，他們想要拜訪的第一個作家，往往就是巴金。再加上巴金與各路文壇老人之間的交情，使得《收穫》在約稿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1984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又進一步增加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台港文學選刊》就在這一年創刊。這一時期的《收穫》，也成了內地讀者得以一窺港台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窗口。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將張愛玲重新帶入內地視野。

雖然生於上海成名於上海，但在內地長時間的封閉之後，張愛玲的名字並不為廣大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所知，張愛玲被阿城認為「不知是躲在哪個裡弄工廠的高手」，不足為奇。

1979年，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年出英文版）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夏志清對張愛玲的推崇引起了小範圍學者的注意。1985年《收穫》第3期首次開闢「文苑縱橫」專欄，由評論家主持，第一個推出的就是張愛玲《傾城之戀》以及柯靈《遙寄張愛玲》。

在「文苑縱橫」之後的「朝花夕拾」專欄，從1986年到1990年，連續介紹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洪醒夫、李昂、三毛、陳映真、張大春、李黎、平路、朱天文、吳念真等多位海外作家的作品被介紹進來，並得到專業的引介。《收穫》1987年第4期刊登三毛的《星石》時，內地的瓊瑤三毛熱還沒有開始，可謂得風氣之先。

周立民特別提到，有一次台灣作家李昂到巴金故居參觀，指著巴老的照片對眾人說了一句，她今天能夠站在這裡，想一想跟這位老人家還是大有關係的。李昂名作《殺夫》，載《收穫》1986年第4期。

1987年，先鋒作家集體亮相

我有超過大概四分之三的小說，都是發表在這本雜誌（指《收穫》）上的。兩個原因，一個是浪漫主義原因，《收穫》在我心目中是中國最好的雜誌，絕對沒有任何雜誌能與它相提並論。還有一個原因，很多小說，在那個時代，別的雜誌根本就不可能發表。

——余華 作品《四月三日事件》載《收穫》1987年第5期

在「反思」、「傷痕」文學風靡幾年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整個社會生活、精神面貌的變化，19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迎來一波自發的「改革」：撇除時代背景加在文學身上的「革命說」和「意義說」，回歸文學和人本身，探索更具時代感、更個性化的表現手法。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翻譯小說開始進入內地。卡夫卡、馬爾克斯、米蘭?昆德拉等的作品，都提供了世界現代文學多元表達的豐富經驗。

莫言曾向媒體提及自己獲悉馬爾克斯去世的消息時，「我想起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幾乎是集體閱讀《百年孤獨》的情景」：

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

《收穫》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潮流。

繼零散刊載馬原、蘇童、莫言等人的作品之後，1987年第5期、第6期，由程永新組稿，推出集結馬原、洪峰、余華、蘇童、格非、王朔等作品的年輕作家專號，即後來的「先鋒專號」。第5期同時推出「實驗文體」專欄，收入上海作家孫甘露的《信使之函》，還有實驗戲劇家張獻的劇本《屋裡的貓頭鷹》。

1986年1月28日巴金寓所，記錄他們的青春瞬間。前排左起：程乃珊、巴金、王小鷹；後排左起：宗福先、王安憶、陳繼光、陳村、趙長天、趙麗宏

1987年第6期是《收穫》創刊三十周年紀念號，把如此重要的平台讓給先鋒專號，可見《收穫》對青年作家的重視。作家余華因憑藉《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連續兩期入選，從此聲名大噪。在第6期刊載的《頑主》，是王朔的代表作之一。

雖然並沒有提出什麼口號，但《收穫》連續兩期推青年作家的做法，在文壇引起極大轟動。

程永新回憶說，當年很多人都在議論《收穫》到底要幹什麼，「編輯部感受到了這種壓力」。但這種壓力並沒有被傳達到作者那裡去。王朔曾提到《收穫》編輯部的作風：

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穫》它不是來信說讓你加個光明的尾巴

到《收穫》時，我才開始感到一種寫作的自由的快樂。

王朔的《動物兇猛》《你不是一個俗人》《我是你爸爸》後來都選擇在《收穫》發表。

1988年第6期《收穫》繼續推青年專號，刊載史鐵生《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蘇童《罌粟之家》、孫甘露《請女人猜謎》、馬原《死亡的詩意》、余華《難逃劫數》、格非《青黃》以及扎西達娃和皮皮的小說。

在今天看來，「先鋒專號」無意中也促成了文壇新生代的集體亮相，幾代作家從此在這個平台上同台競技。莫言、余華、蘇童等人，已經成為今日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對新的文學樣式和審美趣味的探索，也影響到了第五代導演群體。

這些改革開放之後進入電影院校、看著文學期刊讀完大學的電影工作者，紛紛從文學中汲取靈感。

張軍釗《一個和八個》改編自郭小川長詩，張藝謀端出了莫言原著的《紅高粱》和蘇童原著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米家山改編了王朔的《頑主》，姜文最早也是從《收穫》上看到王朔的《動物兇猛》，拿來改編成自己的導演成名作《陽光燦爛的日子》。

1988年，大文化散文成新熱點

向老托爾斯泰學習，我也提倡「講真話」。我說得明明白白：安徒生童話里的小孩分明看見皇帝陛下「什麼衣服也沒有穿」，就老老實實地講了出來。我說的「講真話」就是這樣簡單，這裡並沒有高深的學問。

——巴金《向老托爾斯泰學習》，載《收穫》1992年第1期

在先鋒文學之後，《收穫》積極開拓散文專欄，並呈現出了「學者散文」、「大文化散文」的新形態。1990年代中國散文的流行，可以說是從《收穫》發酵的。

從1988年開始，余秋雨先後在《收穫》開設「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天話語」專欄，《抱愧山西》《一個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蘇東坡突圍》等流行一時。

另一位作者李輝，1994年第1期開設「滄桑看雲」專欄，一直到1996年第6期，連寫18期，其中寫瞿秋白的《秋白茫茫》，寫馮雪峰的《凝望雪峰》等，將讀者熟悉的歷史人物與詳實的史料相結合，凸顯大時代背景下的人物性格和命運走向，受到讀者喜愛。

李輝另一引起廣泛關注的專欄「封面中國」，從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上與中國有關的人物伸發開去，總共30篇文章，歷時5年，堪稱一項浩大而極具意義的工程。

《收穫》著名的散文專欄，還有阿城「常識與通識」、余華「邊走邊看」，以及眾多名家撰稿的「百年上海」「河漢遙寄」「塵土京華夢」「親歷歷史」「好說歹說」等。2000年全年，《收穫》推出備受矚目的「走近魯迅」專欄，從歷史和當代兩種視角，讓讀者重新認識魯迅其人。

《收穫》五十周年余華手跡

值得一提的還有從1989年第2期起，《收穫》推出長達數年的「人生採訪」專欄。專欄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請名家「且說說我自己」，第二部分是他人眼中的名家——當然，這個撰稿的「他人」往往也已經是名家。

「人生採訪」專欄為讀者留下了眾多當代文學名家難得的心聲，錢穀融、施蟄存、賈植芳、曹禺、巴金、沙汀、王元化、徐中玉等都欣然提筆。

除了巴老提倡的「講真話」，賈植芳在《且說說我自己》的「命題作文」最後那段至今讀來，仍覺鏗鏘有力：

生命的歷程，對我來說，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過程。我生平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

2000年第1期《收穫》的「人生採訪」專欄，金庸交出自傳體小說《月雲》，這是金庸1972年封筆多年之後難得的出手。

作為許多專欄責任編輯的鐘紅明說，從1990年代開始，市場經濟大潮衝擊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一方面擁有了更為豐富多元的休閑娛樂方式，文學不再像1980年代那樣動輒就能享受到全民矚目的待遇；另一方面，因為外部衝擊，人們又需要從傳統文化、從歷史深處汲取養分：

在所謂『大文化散文』背後，是對歷史和文化重新的、個性化的關照和打量。這種對個性化的需求愈演愈烈，一直延續至今。

1990年代至今 中國當代文學的「半壁江山」

……又作了一次修改。感覺就像是一個老財迷，發現自己的錢袋裡竟有這麼多假幣，扔了心疼，不扔又不行。刪改到現在這樣，覺得實在是不能再刪改了，再刪改老財迷的錢袋裡就空了。我反覆地看，眼花頭疼，相信無論如何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

——史鐵生 其首部長篇《務虛筆記》載《收穫》1996年第1期

1990年代，《收穫》的發行量從1980年代中期最高的100多萬冊，驟降到了10萬冊，再加上全球性的紙價飛漲，《收穫》一度面臨經營困境。

就在此時，很多國內知名的文學期刊都選擇刊登商業廣告，從包裝到內容都積極迎合市場。

程永新直言，《收穫》也曾想過做高檔文具或汽車廣告，這個想法提到巴金那裡，被鄭重駁回，「巴老的意思就是，如果要做廣告，要滿足客戶的要求，編輯部就很難保持獨立。再說，我們還沒到過不下去的時候嘛。」

《收穫》以對文學純粹性的堅守，獲得了作者和讀者的大力支持。

1995年，已故作家史鐵生完成個人第一部長篇《務虛筆記》，交給《收穫》發表。而當時雲南的文學期刊《大家》因為獲得企業贊助，每年有個「紅河小說」獎，獎金10萬元，這在當時是非常可觀的數字。

《大家》主編李巍聽到史鐵生有這樣一部長篇，認為這個獎頒給史鐵生比較合適，但史鐵生表示稿子已經交給上海的《收穫》了。李巍專程從雲南飛到上海，希望《收穫》和程永新能夠「讓賢」。

《收穫》編輯部考慮到史鐵生的身體條件和醫療費用，而《收穫》本身的稿費有限，就與史鐵生商量，願意為作家著想，尊重他的選擇。

但史鐵生態度非常堅決，只要《收穫》願意要這部作品，他寧可不要那10萬塊錢。《務虛筆記》在《收穫》1996年第1期發表，同期還有王安憶感動過許多青年人的中篇《我愛比爾》。

《收穫》五十周年王安憶手跡ok

近年來能夠引起全民爭議的作品越來越少，這是否算是嚴肅文學「唱衰」的一種佐證？

程永新顯然不同意這種論斷:

我們回過頭去看，文學最輝煌的年代，恰恰是人們文化生活貧瘠、信息閉塞的年代，這使得文學承擔了很多本該不由它承擔的社會功能。現在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文學的地位是有所降低，但我認為它在人們心中的分量還是很重的。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還在關注靈魂，關注成長，文學就不會沒有一席之地。

文學不再萬眾矚目，但《收穫》依然靜水流深。

2001年，為繁榮長篇小說創作，編輯部創辦《收穫》長篇增刊，第二年開始每年兩本，並從2017年起改為四卷；

2013年11月，巴金生日當天，編輯部開通「收穫」微信公號，粉絲至今已接近20萬；

2017年11月，《收穫》開通網站可以在線投稿，為寫作者創造更自由和便捷的通道。

這些都使得這本老牌文學期刊，面向年輕讀者，呈現出更多、更平易近人的面孔。

2014年，《收穫》青年專號作者暨首屆收穫論壇與會者在巴金故居

徵集

值此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新聞晨報、周到APP聯合上海市檔案館，公開徵集見證生活變遷的老物件並公開展出。廣大市民可以通過捐獻、借展等方式參與。入選者可以獲得上海市檔案館頒發的參展證書。

請掃描下方二維碼了解、參與，與全上海一起分享你的老物件和老故事。點擊此處了解詳情

註：資料圖片由《收穫》雜誌社提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