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什麼這麼愛打貿易戰 我們梳理了下242年的美國貿易戰史

文/東 艷

1973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提出「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國家的存在有利於世界經濟的穩定。這套理論無非是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提供正當性。然而讓金德爾伯格尷尬的是，美國政府的現實政策發展越來越走向了這套理論的反面，導致了世界的非穩定性。在近一段時間美國對世界多個經濟體恣意大打貿易戰的霸凌行徑中，這一現象愈發明顯。

人們看到，當前，美國利用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超過其他國家的實力，藉助自己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方面的壟斷地位，對國際經貿規則任意破壞，在經貿談判中恣意反覆，謀求更大的暴利，在國際社會製造矛盾和衝突，使世界經濟面臨非穩定運行狀態的威脅。

美國為什麼會如此我行我素？一些分析把緣由歸於執掌美國政府的某一個人的執政風格和人生理念，這或許不無道理。但如果我們把美國相關貿易歷史做一番簡單的梳理，或許對當前這一輪貿易戰中美國恣意妄為的貿易霸凌主義能有更多的認識。

歷史上，美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就經常使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來促進其經濟發展。從1776年到19世紀20年代，作為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採用了全面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來鞏固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南北戰爭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工業發展程度較高，已經成為世界強國，但仍然繼續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助推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二戰後，美國為了自身經濟利益，開始推進多邊貿易自由化，但仍將貿易保護主義作為緩解自身經濟下行壓力，應對主要經濟對手競爭，以及對戰略競爭國進行戰略打擊的重要政策手段。

歷史上，美國就曾貿易霸凌主義當道，給正常的世界經濟秩序造成嚴重災難。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美國率先採用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來應對危機。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美國平均關稅大幅度提升至59%的高位，導致其他國家只能被動跟進使用報復性關稅。當時，1028位經濟學家曾寫信敦促美國國會拒絕該法案，但美國國會並未採納經濟學家的建議。最終，在美國拖累下，全球經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1929年到1934年末，全球貿易額縮水了三分之二，嚴重延緩了世界經濟復甦的進程。

歷史上，美國為維護霸權，大肆利用貿易手段打壓眼中的對手。美國為服務於稱霸世界的政治需要，對蘇聯、俄羅斯、伊朗和古巴等國，屢屢採取經貿霸凌，利用貿易禁運和投資限制等手段，打壓對手，實現其戰略利益。1946年，美國相關特別委員會提出實施範圍廣泛的出口管制，以對蘇聯進行限制。1949年，美國出台《出口管制法》，通過對戰略物資禁運的方式遏制蘇聯發展。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美國經濟衰退；同時，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的資本大量進入美國，引發了美國國內輿論的擔心。鑒於該組織在1973年對西方國家發起石油禁運，美國對其成員國在美投資的動機產生懷疑，認為是為了實現政治目的，而非獲取商業利益。美國政府於1975年設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可能涉及美國國家安全問題的收購、兼并和收購業務進行審查。1975年至今，美國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經歷了幾次主要的立法及調整過程，每一次法律調整背後都有重點觸發案例和相應的戰略目標國。當前，特朗普政府基於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將中國作為未來戰略競爭對手，正在通過進一步改革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加強出口管制，增加外資安全審查，以此對中國未來高新技術等產業發展進行戰略打擊。

實際上，為了維持其經濟霸權，就是對盟友，美國曆來都採取扶植和打壓並舉的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受到重創，而美國一躍成世界頭號強國。戰後初期，美國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經濟治理的國際機制，這些機制有助於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通過主導多邊貿易體制，推動關貿總協定從1947年至1994年共舉行了8輪多邊貿易談判，強化美國在經濟安全、經濟收益、規則引領、價值灌輸方面的霸權地位。

同時，日本、歐洲等依靠美國的扶植，快速復甦，對外出口高速增長。以日本為例，1950年日本出口額為8.2億美元，到1981年則增加到1514億美元。日本、歐盟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這對美國製造業所構成的挑戰和壓力也相應逐步增加。製造業競爭優勢的喪失使美國從貿易順差國轉為貿易逆差國。1946年至1970年，美國一直處於貿易順差狀態。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為61.3億美元；到了1984年，美國貿易逆差快速增加到1687.4億美元。作為應對之策，美國對日本採取了強制自願出口限制等數量限制，加征反傾銷稅和懲罰性關稅等價格調整措施，發動匯率戰等綜合性手段，通過打壓日本產品出口來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製造業，這對日本經濟發展產生了顯著的限制作用。

對於歐盟，美國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隨著歐洲經濟實力的增長，美歐的經濟競爭在多個領域展開。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美歐在農產品、航空業、鋼鐵業、香蕉、牛肉貿易等多個領域爆發了貿易摩擦。

今天，全球已經形成了以價值鏈分工為基礎，有別於傳統貿易模式的經貿體系。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與核算體系的完善也清晰地指明，在全球新分工模式下，一國最終產品出口包括的附加值不僅來自於出口方，還可能來自於其他國家，對最終產品加征關稅的效應將傳遞到各個環節。此番貿易戰中，美國放出的大炮對準的是別人，但損害的可能恰是自己的利益。中國對美國出口中的外國增加值佔比將近35%至40%，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將顯著影響本國的消費者和中間品出口商。2018年5月，美國1100多位經濟學家聯名致信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美國國會，警告美國政府不要採取加征關稅的保護主義政策，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覆轍。而美國政府又一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不難看出，貿易一直被美國用作推進經濟霸權和政治霸權的工具。表面上，美國是在用所謂公平合理的規則體系來對國際政治經濟進行重構；實質上，美國是為了維護和推進美國的霸權理念和價值觀。美國所謂的規則和秩序主張不過是一套雙重標準，極具虛偽性。為維護其經濟霸權，美國不惜高舉亂拳，四面出擊，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世界各國均採取加征關稅的措施。當然，美國政府毫無顧忌的推行貿易霸凌政策，必然招致其他經濟體的對等反擊，事物的最終走向也未必完全按照美國政府的邏輯和預期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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