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為什麼在周恩來總理逝世之後官場失意？
主席會見外賓以後，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別，當握到喬冠華的手時，主席和以前一樣總要開心地叫他一聲「喬老爺」，可這次喬冠華沒有笑，而是將頭深深低下，像犯了錯誤的孩子，輕聲自責道：「主席我犯錯誤了……」「嗯？……」主席先是一怔，後來說：「那不是什麼錯誤嘛。」
頭頂失去一方晴朗的天
1950年代末，一出《喬老爺上轎》逗樂了許多觀眾，大家借花獻佛，把「喬老爺」美名送給了當時還很年輕的部長助理。
周恩來與世長辭，喬冠華和所有熱愛總理的人一樣，悲痛不已。當時對周恩來喪事規格壓得很低很低，讓人感到異常痛苦，既然是中央的決定，誰也不能改變。
總理遺體即將送進火化爐時，最後一個不肯鬆手離去的是喬冠華，他已經匍匐在總理水晶棺上哭得死去活來。他邊哭邊說：「總理啊，你一生無兒無女，今天我就作為你的子女送你最後一程吧……嗚嗚……」
大家勸都勸不住，費了很大勁才將他拉開，可是他又撲了上去……我在一旁為他擔心，他畢竟是60多歲的人了，哪能這樣過度傷心！我個子大，力氣也大，拚命將他拉住，才使得總理遺體推上火化車。
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感情奔放的人會如此悲絕。雖說喬冠華脾氣耿直，愛發火，可悲痛起來卻叫人驚恐。當總理遺體消失在火化爐里時，他又發出悲慘的哭聲，在場的人全都哭成一團。
等回來，我急忙給他的妻子章含之打了個電話，告訴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喬老爺，總理火化時，他的情緒過於激動，他畢竟是60出頭的年紀了……我還沒說完，就聽見章含之在話筒那一頭也泣不成聲。
喬冠華在極度悲哀的時候也流露出他起初的感情。他不僅將周恩來當做首長，也當做父輩敬愛。他猶如失去最親的人，在他的靈魂深處珍藏著最珍貴的感情，只有他自己一人獨自品嘗獨自感受。
第二天骨灰停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在三天弔唁時間裡，喬冠華推辭掉一切公務，天天去為總理守靈。當時中央規定守靈每天只去一個政治局委員，外交部輪流去一位部級幹部。喬冠華是中央委員，外交部長，可以不必天天去守靈的，為了總理，他獨自守到最後。
共和國外交部長最後一次為共和國總理送行，難道不也是暗示著周恩來時期外交部長生涯的結束嗎？世界上許多自然現象可以預測，惟獨政治氣象無法先知。在喬冠華最後送別周恩來亡靈之後，坎坷的命運向他發出了灰色的請柬。
對於喬冠華，我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是個重感情、生性活躍的才子型的好人。在新中國第一代領袖時期的外交史上，有3個人的形象在我的攝影鏡頭裡特別富有個性：一個是周恩來，具有儒雅風度的外交家；一個是陳毅，具有大將風度的外交家；再一個就是喬冠華，具有才子風度的外交家。他們配合默契，各顯丰采，為新中國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外交大門。他們各有千秋各有特點：周恩來嚴謹莊重而敏銳；陳毅瀟洒大度而幽默；喬冠華思路敏捷且文才橫溢。說到外交家，人們自然而然就要提起他們。
喬冠華雖說是外交部長，也比我年長10多歲，而我只是中南海專為毛澤東、周恩來攝影的記者，無論是官職還是年齡，我都屬於他的部下和晚輩，可我們交往了10多年，又多次共同陪同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領導人出訪，建立了很深厚的忘年之交。這過程，也是他由外交部長助理到外交部長職務變遷的過程。可我從來沒有感到我們之間有職位高低界線和年齡大小的差距。他總是樂呵呵地平視身邊的同志，和他們風雨同舟，共度歲月。再因為他的個性直率、不端官架子和才子文縐縐的氣度，手下的人都不懼怕這個上司，喜愛和他親近，甚至和他嬉鬧。1950年代末，一出《喬老爺上轎》喜劇電影逗樂傾倒了許多觀眾，不知不覺喬冠華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獻佛，把「喬老爺」美名送給了當時還很年輕的部長助理。就這樣他帶著這個雅號，走過20多年。
別人叫他「喬老爺」，他不生氣。家人也不時地稱他幾聲「喬老爺」，後來索性叫「老爺」，他全都認了。久而久之，單位上下，紅牆內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喬老爺」何許人也！
我和喬冠華打交道最多的一次是周恩來出訪亞非拉14國，那也是我們的初交。
我的新聞拍攝採訪主要由喬冠華負責，發回國內的新聞照片也由他審定，不過他非常放心我的攝影技術。記得第一次送照片給他審，他卻遞枝煙給我，也不看照片，說：「你自己決定發稿吧，我知道，你的照片不錯，不看了。」臨了，把一整包煙也塞給我，這以後我成了他長期「特供」的煙友。既然喬冠華這樣信任我，我也就不送他審查了。他的信任只能增添我的工作責任心。
他的夫人龔澎正好是新聞司的「頭」，負責發新聞稿，我和他們兩口子打交道相對比別人要多得多。在訪問團里最叫人注目的也要數喬冠華和他夫人。一個是外交部長助理，一個是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職務相差不大，又都在外交部工作，這次又一起隨同出國，自然是大家注意的目標，也是大家尋開心的話題。男人一離開家，沒有夫人管著，自以為可以端端男子漢豪爽氣派的架子，不管在家裡是不是「氣管炎」，反正出來了就想噹噹「夫輕鬆」。
可喬老爺就不行了，沒有他們那麼自在，出國在家沒有什麼區別，妻子左右跟著，有時為了工作的問題還要爭執一番，別人不知道還以為是夫妻鬥嘴呢。說起來也冤枉，他們爭爭吵吵，大部分都是因為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為自己的家事還真沒有時間爭吵呢，連孩子留在北京都顧不上管。不過那時代的人好像只知道工作第一，特別是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更是不能有半點分心，得把整個人都交給工作，用現在的話說叫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即使出國也不輕鬆，甚至比在國內還緊張。現在的人或許不理解，以為出國是遊山玩水，領略異國風光的美差，想去只恨找不著門哩，你們還說緊張？要知道那時出國根本不是什麼好玩輕鬆的事，更談不上風光。每人的工作量就無法讓你感到好玩，承擔的重大責任更無法讓你感到輕鬆。我們出訪有很嚴明的紀律，外國人饋贈我們的禮品幾乎不和我們見面就全部上繳禮賓司，連吃飯也和國內一樣要按規定交錢，跑14個國家每人只有30美元的零用錢，有什麼風光？至於什麼買大件、換外匯，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周總理更加嚴於律己，連出訪服裝都是他自己出錢製作的。我們至少出訪服裝不用自己出資。
大家不在乎經濟所得，卻很重視精神的充實。工作之餘，大家娛樂方法也很多，打打撲克下下棋什麼的，要不散散步。有時就湊一起取取樂，和喬老爺夫婦開玩笑時，我一般不參加，只是在旁邊掩嘴偷偷笑，覺得喬老爺十分有意思，標準的樂天派。不管別人怎麼說笑，他不惱不急，甚至比別人更有興趣，而且會突然乘人不備，來個「回馬槍」。大家被他打「啞」了，他便開懷大笑。我從心眼裡喜歡這位大個子卻沒有大架子的「上司」，和誰都能談談笑笑，漸漸地我和他也敢放開了。
喬冠華雖然是嬉笑怒罵、批評人尖銳、不容半點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講義氣的人。他和周恩來總理的感情就很深。他最崇拜敬仰的偉人就是周恩來。如果說遠距離仰望一個人能使人產生崇拜，那麼，近距離相處後產生的崇拜是真正人格上的崇拜。他們在一起相處交往了整整30年，從重慶辦事處就在一起，在周恩來培養教育下，喬冠華由留洋才子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重大國際事務。1971年率團參加聯合國會議，首次代表新中國坐在恢復後的聯合國席位上；1972年，喬冠華負責起草了中美公報，公報公布後，引起了世界強烈的反響，為中國外交贏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後來又迎接了尼克松訪華。他這一連串重大外交活動，深得大家的讚賞。
1974年喬冠華出任外交部長，而關注他成長的周恩來總理卻住進了醫院。那時外交部情況複雜。我有時見到喬冠華心情苦悶，常常對我說很思念病中的總理。他說現在只有陪外賓去醫院的時候，才有機會和總理說說話，多坐一會兒。1975年夏天，我為總理和身邊工作人員拍下了最後的合影，留存了這珍貴的瞬間，就是喬冠華積極倡議的結果。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謬誤
喬冠華是一個沒有「城府」的人，不擅攀附，沒有心計。對人對事都是「直來直去，辛辣味苦」。這大概決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經受磨難。
鄧小平同志在再次被打倒之前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情，是為周恩來致悼詞。2月鄧小平就遭到點名批判，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多災多難的中華大地上又一次滿天席捲。我當時聽說外交部是右傾翻案的「重災區」，真為老喬捏把汗！我知道喬冠華是一個沒有學會「建築城府」這種本事的人，不擅攀附，沒有心計。對人對事都是「直來直去，辛辣味苦」。這大概決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經受磨難。
對於喬冠華來說，周恩來逝世，猶如頭頂失去一方晴朗的天，後來鄧小平同志遭受批判，老喬的腳底又少了一塊結實的地。記得總理喪事後不久他病了，這病是由於內心深處積鬱了許多委屈而爆發的。聽說他住進醫院後，有人就借批鄧風，把外交部的老幹部也捎帶上一塊批了。
接觸毛澤東的機會，喬冠華也不少，他經常陪外賓進出毛澤東書房，可他從不在主席面前談什麼，特別是外交部的事情。
整喬冠華的浪潮幾乎與批鄧同時開始。那時，每次見到他，他情緒極壞，他說：「老杜啊，這官當不了啦。丟了烏紗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賣紅薯！」我聽說外交部在批判右傾翻案風，很為他擔心。
記得在1974年5月，我去主席書房拍攝會見外賓的情況，喬冠華正好陪外賓也在場，他表情比較嚴肅，和以往不同，好像心事重重的。主席會見外賓以後，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別，當握到喬冠華的手時，主席和以前一樣總要開心地叫他一聲「喬老爺」，可這次喬冠華沒有笑，而是將頭深深低下，像犯了錯誤的孩子，輕聲自責道：「主席我犯錯誤了……」
「嗯？……」主席先是一怔，後來說：「那不是什麼錯誤嘛。」我私下問外交部的人，他們偷偷告訴我外交部有人告喬冠華的狀，說他是右傾，在聯大和日本人會談，和基辛格會談都犯了錯誤。
主席這樣一說，我覺得喬冠華心情頓時開朗了許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現在他的臉上了，以為主席發話，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斂些。可是後來，喬冠華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滿危機。再以後江青也乘機插手，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和微妙！我有點擔心，問老喬怎麼江青過問外交部的事。老喬嘆氣說：「沒有辦法，指定的，現在只有我用他們的內部矛盾，先解決部內的問題。」聽他這麼一說，我以為情況會好一些，可是沒過多少日子，就聽說「喬冠華在外交部犯錯誤了」，傳言說他是「借刀殺人」點名批評了他，開始我們都不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後來知道是喬冠華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鄧，而是「打內戰」。在當時，這一傳言就足以使喬冠華由輝煌的頂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等到6月成都之行，喬冠華已經元氣大傷，他黨委書記的職務也被別人取而代之了。
喬冠華愛抽煙，吞雲吐霧。喬冠華愛喝酒，騰雲駕霧。有了固體的煙和液體的酒作為他靈感助劑，寫出的文章如行雲流水，如山巒凝重，文筆極好極好。他的跟前始終不離兩樣寶貝，一是煙二是酒。幾十年如一日：「惡習不改，痴情不變」。
他的嗜好正好對上了我的偏愛，因此我們除了煙友還是酒友。當然絕大多數都是我揩他老首長的「油」了。他有好煙好酒自然也不會忘記我，有時我們一同陪同出訪，他會悄悄往我的包里塞上一條外煙，或是一瓶好酒，甚至國外的名牌打火機也會從他手裡挪到我的口袋裡。有時我不好意思，要好好謝他，他一聽卻哈哈笑，笑得他那大個子直搖晃。「杜山你就別客氣了，不喝白不喝，不抽白不抽。」
1976年夏，他陪同新上任的總理華國鋒去成都迎接尼泊爾國王，我作為他們的攝影記者也隨同採訪。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趕到機場，正好喬老爺夫婦也到了。我看見他們和以往一樣，高興地上前打招呼。他見我笑笑，顯得很勉強，不像以前那樣精神飽滿。他一臉倦容，坐在沙發里，臂膀無力垂著，手裡還夾著半截燃燒的香煙，一縷青煙輕盈地彌散在他異常疲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過，外交部內部正在批判他，說他不積極批鄧，刮右傾翻案風，執行右傾外交路線什麼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擠，各種各樣的蜚語甚多。他用那麼沉鬱的目光望著我，好像有話，卻沒有說出來，默默遞了枝煙給我，想點火，我沒讓，自己掏出打火機點了煙。
我估計他此時心情不舒暢，也就不多打攪他了。心情不好的人總是自己獨處，我非常理解這種心態，讓他安靜地呆一會兒吧。我轉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誤會，悄悄把我拉到一邊，說：「老杜，老喬昨夜等通知，不知什麼時候去成都，幾乎一夜沒睡，太累……哪知道指示來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飛機一早起飛。周總理什麼時候不是和外交部長同機走的？你說是吧？不同機不要緊，關鍵是老喬有許多情況準備在飛機上彙報。老喬心裡能不著急嗎？不彙報，弄不好罪責又是他的，現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後一句話聽得出來她在抱怨，也是在為丈夫擔憂。
我只好勸她說：「尼泊爾是個小國家，有些情況可能清楚。你叫喬老爺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彙報也不遲嘛。」章含之年齡比我輕，又是章士釗名望家族的女兒，自幼個性倔強，觀點鮮明，清高直爽，更不願意遷就順從，缺乏政治上那種城府，壓根不知道唯唯諾諾是何物。依我看，她和喬冠華能結為伉儷，起作用的不是門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們性情相投，個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們相愛的情結。看見章含之的神態我故意把話說得輕鬆些。老實說，我也感到彆扭，如果是周總理、鄧小平同志，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後頭提醒，他比你還要認真，材料要是準備得不全面，不受批評才怪哩。每次會見前都要仔細聽取外交部長的介紹。
飛機抵達成都雙流機場，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到賓館。我們在賓館住下後，大家也不想睡覺，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來我最不喜歡逛景，可大家見我手裡有留影的傢伙，哪肯放過我？非要我拿相機為他們「喀嚓」幾張，也為瞻仰過大詩聖留個證明吧。成都是著名的歷史古城，具有輝煌的歷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時代，都關閉了。於是大家纏住喬老爺要他帶著去，才能破例開門。看得出來，喬冠華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緒就好起來，他又放開他談笑風生的大喉嚨了，四處可聽見大家喊他喬老爺和他噢噢答應的聲音。我特意抓緊時間為他們夫婦多照幾張照片，這樣無拘無束的放鬆實在難得。別看到處跑，卻沒有時間賞景。別人玩的時候，他還在伏案寫材料，別人睡覺了，他還要開會、批閱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幾乎變成了一台不停運轉的機器，除了工作還是工作，而且現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難得多。
我們從成都回到北京沒有幾天，外交部開始張貼喬冠華的大字報。批判的內容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我後來聽別人說，其中還有我的罪狀，說老喬夫婦在「杜甫草堂」要我給他們照「黃色照片」。又說：「晚上住在賓館裡也預謀著聯合奪取外交部的大權，他們不僅和當地的造反派聯繫，還把攝影師杜修賢叫去預謀，就是研究外交部大權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卻無法笑出來，黃色照片？喬老爺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沒少，何談黃色？再說他們連緊挨一起的姿勢都沒有，何談黃色？當時為了叫他們緊緊挨著，喬老爺直笑罵我，說我拿他個老頭開心。這可好，不知誰和他開了這個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煙，也成了聯絡造反的證據。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們的權不權與我何干？寫大字報的人有沒有神經搭錯線？我懷疑。
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喬冠華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其實這之前已經霉上了。
心臟的絞痛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與世長辭。
聯合國會議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個星期二開會。這時毛澤東的喪事還沒有辦完，喬冠華趕不上聯大的開幕式了。自從喬冠華1971年第一次率團開赴聯合國，已經代表中國出席了五次會議，這次是第六次。儘管喬冠華已經失意，但是參加聯合國會議還非他莫屬，他熟悉情況，有國際會議的豐富經驗。別人一時無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會結束後再去美國參加聯大開會。我在大會堂主席弔唁廳碰見他，他一個人悶悶地坐在旁邊的小會議室里休息，可能剛剛守完靈。我坐到他身邊，靜靜的，誰也不想說話，也不抽煙。他的肺常年煙熏火燎，已經出問題了，不得不節制。我坐下後感到從心靈深處流淌出來的是累，是一種真正無奈的累。許久，喬冠華問了我一句話：「主席追悼會的請柬你領到沒有？」我回答說沒有。他用憂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再沒有說話：我估計他也沒有收到請柬。那個特殊時期，出來參加活動等於驗明正身，說明此人沒有問題。以前凡是重大活動都少不了喬冠華的請柬。這次我也奇怪，聽喬老爺一問，心裡更嘀咕。多年新聞經驗告訴我，如果喬冠華這次上不了追悼會的天安門主席台，那麼，他肯定遇到麻煩了，而且是大麻煩。我沒有請柬問題不大，反正要上台拍攝的。後來追悼會那天，我特意留神尋找他在不在，謝天謝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極為陰鬱不快，聽說是開會前一個小時才收到的請柬。
這兆頭好像不吉利。我心裡挺疙瘩的。
等喬冠華能脫開身時，已經是9月中旬了。這時他把精力放到了聯大報告上。
聯大報告出來後，他卻因勞累過度差點送了命。心臟發生了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點病理常識，送醫院及時，控制了梗死。不然那時就魂系英靈了。不過倒能落個轟轟烈烈的場面，也能免去諸多磨難。
屬於另外世界的人是不會遭受人間的苦難的，解脫也是一種福氣！
喬冠華不僅沒有一病不起，而且抱病堅持去聯大參加會議。他不願意讓外國人猜測中國局勢如何如何什麼的，他去參加會，至少可以說明主席去世中國政局沒有亂。
1983年，喬冠華走完了他70歲的歷程，同妻子、家人永別了，也和我們這些敬重他的人訣別了。
作者：顧保孜
來源：《共和國紅鏡頭》 中共黨史出版社
我們拉您進「周海濱微說」交流群。
TAG:周海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