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農耕傳統古國的立國之策：耕戰

對於中國這樣具有深厚農耕傳統的文明古國來說，種植業無疑關乎國運民生之根本。古人對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祈願可濃縮成一個短小的詞——社稷。「社」在先秦時期代表著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場所；「稷」是由后稷發現的一種可食用的穀物，位列五穀之首，是當時祭祀先祖的主要作物。「社稷」代表著一種祈禱豐收的原始的農耕崇拜，也是關於「國家」的最初概念。中國是宗法意識濃厚的國家， 周禮約定只有周天子才有權力祭天，得到分封的諸侯獲得的第一項特權就是建立「社稷」，此後諸侯們才能進行合法的祭祀活動。中國最早的統治者集軍事、行政、祭祀等大權於一身，他們存在的最重要的職能就是確保百姓能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井然。

大禹因治水之便掌握了驚人的人力、物力，成了部落聯盟首領，他的後人也因此得益，建立起了夏王朝。后稷則是因其發現了重要的穀物——稷，並完善了稷的種植方法，而成了周人的部落首領。稷的發現無疑影響深遠：有了可種植的農作物， 部族就有了穩定的食物來源和繁衍的基礎。后稷據說還是大豆和麻的發現者，按照當時男子32 歲的平均壽命，后稷還真是位人生贏家。后稷在農業領域的重大貢獻使他贏得了當時部落聯盟的一致認可，並獲得了自己的姓氏——姬。後來，他的後人公劉在自己的出生地——彬縣建立了村鎮，並形成了最早的周部落。最早的周部落在甘肅陝西一帶不斷遷徙，直到公元前1046 年周武王滅商，周人才得以一統天下。緊接著， 周天子推行了分封制和井田制兩項改革。

大禹治水

春秋戰國時期，為了養活更多的佃農和士兵，獲得更多的土地，各諸侯國無時無刻不在算計自己的鄰居。在這段硝煙四起的歷史裡，糧草充當著戰爭燃料的角色。

秦晉之間的韓原之戰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春秋早期的晉國統治集團幾乎都是實用主義者，晉惠公在姐夫秦穆公的幫助下當上了晉國國君，卻賴掉了許給姐夫的五座河西城市。有次晉國連續數年遭遇重大的糧食災害，晉惠公向姐夫求援，仁厚的秦穆公二話沒說，秦國的小米就上了船。這次運糧全程八百里，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大規模船運糧食的紀錄。次年，秦國也遭遇了災荒，秦穆公滿懷希望地派人到晉國借糧。沒想到，晉惠公非但不借，還做好了戰爭準備。無奈之下，秦穆公只得搜羅存糧，拚死一戰。韓原之戰以晉惠公被俘而告終，最後還是姐姐出面求情，晉惠公才獲釋。災荒之年的秦國也無力吞併晉國，這場戰爭只是讓秦穆公出口惡氣罷了。

秦穆公可算是「春秋五霸」中的厚道人， 若要論起「厚黑」，非勾踐莫屬。早年在戰勝越國後，夫差曾自信自己的戰術才能，揮兵北上。雖百戰百捷，卻並未能獲取足夠的土地和人口來填補損失。北上爭霸消耗了吳國大量的國力和物資，加上夫差生活奢侈，只好打起了越國的主意。為了保證來年的戰備物資，夫差向越國討要種子，勾踐等越國君臣竟毫不猶豫地將大量蒸熟的種子混入良種之中上繳給吳國——這可算最早的無差別生物戰了。秦穆公當然知道自己小舅子的人品有多差，他為晉國提供糧食是為了救濟晉國的百姓；勾踐為了復仇，卻絲毫不顧吳國普通百姓的死活，「厚黑」程度可見一斑。越國提供的「偽劣」種子加重了吳國的困難，此時夫差仍被虛榮迷住雙眼，漸漸地，吳國走向滅亡。

當盛世轉衰，連年的征戰使得百姓無法安心生產，糧草便成了亂世的硬通貨，也是買兇殺人、挑撥敵人、內部反水的最佳武器。

呂布在徐州的所作所為就是最好的例子。長安之亂後，呂布就離開關中四處流浪。兗州爭奪戰敗給了曹操後，呂布決定去徐州碰碰運氣。剛剛得到徐州的劉備實在無法拒絕這位誅殺了董卓的英雄，只好將呂布安置到自己原先的地盤——豫州小沛。此時劉備的情況並不怎麼妙：奪下徐州令自視甚高的袁術非常不滿，自己的人馬和徐州本地的舊勢力間也存有矛盾。袁術鮮有軍事才能，但他非常善於收買和瓦解對手。袁術和劉備在徐州對陣數日，見無法取勝，只好拉攏呂布。

袁術寫信大罵劉備，還在信中談及了呂布對自己家族的恩惠，希望呂布再幫自己一把，信末還特意附上了酬勞——20 萬斛（hú）糧食。這20 萬斛糧食可不算小數目，東漢的一斛可容27 斤左右的糧食，20 萬斛約540 萬斤，東漢太平年間三公的月薪是300 斛糧食，也就是說20 萬斛糧食相當於三公級別高官55 年的工資。這些糧食當然不是送給呂布一個人的，呂布手下還有萬餘將士，在那樣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 這筆酬勞無疑是誘惑力巨大的財富。為了得到這20 萬斛糧食，呂布立刻背叛了劉備。偏偏駐守下邳的張飛又激化了和陶謙舊部丹揚軍的矛盾，呂布輕而易舉地奪取了下邳，正在前線奮戰的劉備很快陷入了困境。沒了後方運來的糧食，劉備的部下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好在糜竺送來了大批糧食才勉強保證人馬不散夥。但糜竺的糧食供應也非常困難，只要呂布和袁術繼續猛攻，劉備就極有可能失敗。真正救了劉備的是袁術，袁術雖然許諾給呂布20 萬斛糧食，但其實自己根本拿不出這麼多。最後還是呂布成了徐州的主人，又收容了劉備，把袁術踢出了徐州。面對缺糧的現實， 劉備也只好低了頭，和呂布尷尬地相處了一段時間。

同時期開始成熟起來的屯田制也算極富中國文化特色的耕戰立國現象的一個縮影。屯田制萌芽於戰國時期的魏秦兩國，漢武帝收復河西後曾在該地大規模應用。到了三國時期，曹操可算是最重要的推行人，實行屯田的地點西北起河西，東南達淮南，東北自幽燕，西南至荊襄，基本上覆蓋了整個統治區域，和過去在邊疆地區實施屯田有所不同。曹操最早推行的是「民屯」，想法源於棗祗（zhī）的建議。棗祗認為可利用耕牛和流民實行屯田，屯田的農夫不但可以分到一定數量的土地，還可以得到曹操軍事集團的保護，所獲穀物再按規定比例進行分成：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私對分。除此之外，農夫們還要在農閑時組織軍事訓練，是曹操軍事集團的補充力量。這套方案非常具有操作性，對於流民來說也是可接受的方案。在實施屯田當年，栆祗就為曹操帶來了300 萬斛糧食的收益，這個數量抵上了公孫瓚在易京積攢糧食的總數，足夠收買呂布15 回了。

《軍師聯盟》劇照

到了曹魏後期，司馬懿又開創了「軍屯」。軍屯和民屯的區別在於屯田的主體是士兵而不是農民，並且軍屯的糧食出產要全部上繳當作軍糧。整個司馬懿家族在關注屯田政策的過程中收穫極大，滅亡蜀漢的名將鄧艾就是司馬懿在聽取屯田官員的彙報時發現的。鄧艾出身不好，早年是曹魏屯田民，長得又比較抱歉，還有點口吃，成語「期期艾艾」中的「艾艾」就有點調笑鄧艾的意思。在中國古代官場，口吃無疑是升遷的死穴，但鄧艾的實幹能力非凡，最終在屯田的官員中脫穎而出，後來成了負責屯田事務的官吏。

本文摘自《舌尖上的戰爭：食物、戰爭、歷史的奇妙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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