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被污「扒灰事件」：變了味的大宋「風聞言事」

文|江河散人（讀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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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歐陽修又攤上大事了。

殿中侍御史里行蔣之奇上書彈劾歐陽修，說他「帷薄不修」 。帷薄指的是帷幕和帘子 ，是古代家庭中常用來分隔內外的家居飾品。

蔣之奇當然並不關心歐陽修家居用品的損壞情況，這裡的「帷薄不修」 是喻指家庭中男女混雜，生活淫亂。

蔣之奇聲稱，根據他得到的可靠消息，歐陽修與自己的兒媳吳氏有亂倫的行為。

此時的歐陽修早已名滿天下，既是文壇領袖，又是當朝副宰相。

因此，彈劾奏章一出，立刻引發輿論嘩然。

而且若是事情屬實，按照北宋法律，歐陽修與他的兒媳很可能都會被判處死刑。

但這事畢竟太過離奇，不管他人，反正新即位的宋神宗並不相信。

宋神宗懷疑蔣之奇是蓄意誣告，為了表明所言不虛，蔣之奇引出自己的上司彭思永，說消息來自於他。

彭思永隨即被召去問詢，他告訴神宗這條消息源自他人，但當神宗一再要求他說出信息源時，彭卻拒絕交代，只是說，「出於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主名。」

控告政府高官犯下足以致死的重罪，卻又理直氣壯地說是「出於風聞」，這樣的事情恐怕只有在宋代才能幹得出來。

而蔣、彭之所以這麼有恃無恐，根源在於宋代的台諫官的一項特權——風聞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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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風聞？曾經擔任過諫官的歐陽修下過一個定義：「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

意思就是自己沒有親眼見過，聽別人說的。

因此所謂的「風聞言事」，即負責檢舉糾察、議論政務得失的御史台和諫院（宋時兩個機構職權合一，通常合成台諫）。

可以憑藉從「大舅媽的二大爺的三外甥的四表姑的女兒從她的某個新交的朋友那裡聽來的消息」來彈劾官員或勸諫君主，就算最後發現失實，也往往不會被加罪。

宋仁宗時期，諫官王素聽到傳聞，說武將王德給皇帝送了幾個美女，於是趕緊上書發表個人意見。

宋仁宗一下火了，立刻責問道，「這是後宮裡的事，你怎麼會知道？」大有一言不合便興師問罪之意。

但王素卻從容地懟了回去：「風聞言事是我的職責，如果屬實，陛下你就老實改過自新，沒有的話，當成妄傳就行了唄，為什麼非要責問是從哪裡得來的消息呢？」

仁宗一聽這話，立刻熄火，不僅痛快地承認了確有此事，之後又乾脆將王德送的美女打發出了宮。

更能體現宋代「風聞言事」風範的是下面一件事。

一心變法的宋神宗死後，九歲的哲宗皇帝即位，元祐四年（1089） ，左諫議大夫劉世安聽到了民間盛傳宮裡要徵集奶媽的消息，大感納悶，心想皇帝已經十三歲了，這個年紀不可能還沒斷奶啊？

他一琢磨，這找奶媽恐怕是個托，真實原因當是為了美女。

於是劉世安立刻上書進諫，說皇帝應該把心思多放在學習國家治理經驗上，而不要沉溺於男歡女愛。

一席話把小皇帝說得低頭無語，逼得太皇太后趕緊出面澄清：沒這事，沒這事，你是誤聽謠言了。

有宋一代，這樣的案例不在少數。

對於宋代台諫官的「風聞言事」權力，王安石曾有一段精妙的總結：「許以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此是許風聞言事。」

也就是說，其一，皇帝不能強制台諫官說出他的信息來源。

這一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護舉報人的安全，防止他們被報復，從而鼓勵人們對權貴階層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檢舉揭發。

其二，皇帝不能因為台諫官員上奏內容不實就大加處罰。

因為台諫官資源能力有限，不可能對檢舉內容一一核實，而且有的也沒法核實，如果必須要求台諫官對真實負責，那麼風聞言事只能淪為空談。

此外，王安石還有一個重要的點沒說，便是「不先白台長」，即台諫官員可以繞過他們的上司——御史台和諫院的一把手，而直接上報皇帝。

這一砍掉「中間商」的做法，無疑更增大了台諫官員的獨立性，進一步促使「風聞言事」的發展。

不難想見，擁有這些特權的台諫官當然底氣十足，隨之而來的，便是台諫系統在宋代的政治上發揮了遠超其他朝代的重大作用。

在編寫《宋史》時，元朝人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宋之立國，元氣在台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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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眾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

宋代強大的台諫勢力一方面讓皇帝的信息通道更為通暢，繼而能夠有效彌補朝政闕失，使各政府機構的運行更加健康；

但另一方面，台諫官「風聞言事」的權力又容易失控，淪落為打壓異己、相互攻訐的工具。

實際上，文章開頭提到的歐陽修之所以被控亂倫，便是因為此前他在此前的濮議之爭站在了台諫勢力的對立面，並迫使皇帝將御史呂誨等人貶黜地方，這使得台諫官員基於意氣之爭而挖空心思去彈劾他。

其後，宋神宗時期的變法更是在台諫勢力的影響下促成了有名的新舊黨爭。

當新黨執政時，司馬光、韓琦、蘇軾等人紛紛被台諫官彈劾而不得不自請外放。

到了神宗病逝、哲宗即位而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時，司馬光主政開封，新法統統被廢，在台諫勢力的作用下，新黨人士又幾乎被一股腦地逐出京師，即所謂的「元祐更化」。

待宋哲宗親征後，形勢又逆轉過來，變法派被啟用，蘇軾等人被視為元祐黨人而遭到流貶。

哲宗去世後宋徽宗即位，反覆的局面再次上演，而北宋就在這種局面下迎來了靖康之變。

於是，有人便將北宋之亡歸結於台諫官，認為「宋之天下，以台諫興，亦以台諫敗」 ，一如不少人把明朝的滅亡歸罪於東林黨。

但真的是這樣嗎？

實際上，這種看法有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台諫官之所以成了北宋亡國的一大關鍵推手，根源其實在於彼時的台諫系統已經變了質。

在宋神宗之前，台諫官員由皇帝親自從大臣中選擇，挑選的都是那些忠義正直、敢言直諫之人，如宋仁宗時期擔任台諫官的歐陽修、蔡襄等人。

同時，又常常對台諫官進行物質與精神的賞賜，並給予風聞言事等特權。

這樣一來，台諫官便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以宰執為首的政府機關，進而起到監督、糾偏的作用，以維持王朝的統治。

然而，當王安石主持變法時，為了排除反對的聲音，一心一意搞變法，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將御史台和諫院的人事來了個大清洗，全部換成了他的跟屁蟲，這使得台諫淪為了宰執的附庸。

後來司馬光主政時，雖然政見不同，但做事的方法卻一以貫之，也將台諫官全換成了反對變法的人。

此後，這成了慣例。

這樣一來，台諫的獨立性不復存在，風聞言事的特權也自然成了黨爭的一把利器，國力就這樣空耗在內鬥之中。

不過，這能怪台諫制度本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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