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什麼找不到外星人這個問題上，人類的心態依然幼稚
宇宙何時才會不再沉默？
孤獨
月光邊境
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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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王國是我們不知道的！」
——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思想錄（Thoughts）》（1670年）
1950年的一個夏日，美籍意裔大物理學家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與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埃米爾·柯諾平斯基（Emil Konopinski）和赫伯特·約克（Herbert York）在洛斯阿莫斯（Los Alamos）共進午餐，席間聊起了當時在全美傳得沸沸揚揚的UFO目擊事件，以及同一時期與紐約市垃圾筒失蹤有關的新聞報道。當時《紐約客（New Yorker）》上的漫畫把這兩個熱門話題聯繫了起來，並將責任指向「星際來客」。餐間閑聊氣氛輕鬆，費米表示將兩個不相干的現象歸結於同一個原因，其實是科研的一個傳統。
隨後話題開始轉向地外生命。顯然這些大科學家並沒有把與飛碟有關的報道當回事，但對於星際旅行，甚至於超光速旅行卻興趣頗濃。片刻之後，或許在品嘗一道美味佳肴期間，費米提了一個著名的問題：他們究竟在哪？地外生命在哪？
銀河系直徑約10萬光年。費米認為，如果一個物種有能力進行星際旅行，能夠以光速的1%飛行，那麼穿越銀河系需要1000萬年。但銀河系的年齡是1000萬年的千倍以上，所有技術文明都應該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擴張，並最終移民到銀河系的所有角落。一個物種失敗了，會有另一個。所以，如果銀河系中存在的智慧物種數量可觀，那麼他們就一定會來到地球。然而我們卻沒有在地球上和太陽系中發現他們。在費米和許多思想家看來，這是一個悖論。
受費米悖論啟發，大量的科學文獻開始出現。這足以證明費米悖論值得嚴肅對待，當然它也頗受爭議。在科幻小說和電影中，費米悖論已經成為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敦促我們從更深的層面，反思人類在宇宙中究竟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但是無論是科學界，還是普羅大眾，對費米悖論的認識都還是不足的，甚至於還會有意無意地抵制它、忽略它。從意義上來說，費米悖論是一個「羅夏測試」：看待某個問題的方式和態度，能夠反映看待者本身具有的某種特質。
費米悖論關心的其實並不只是我們為什麼沒有在地球上發現外星人，它想問的，其實是我們為什麼沒有能夠在人類的整個「過去光錐」中見到任何地外文明留下的蹤跡。過去光錐是我們在理論上所能見到的時空整體，可以一直延伸到幾十、上百億年前，延伸到第一批星系在宇宙中誕生的時期。
2001年，查爾斯·萊恩偉夫（Charles Lineweaver）博士通過計算，得出了銀河系類地行星的年齡分布特點。從這一刻開始，費米悖論開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計算結果表明，早在90億年前，銀河系中就已經開始出現類地行星。今天，銀河系中類地行星的平均年齡是64±9億歲。很顯然，這個數字比地球和太陽系的年齡都要大。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在銀河系中，比地球存在時間還久的宜居行星數量很多。假如我們相信，人類，以及人類所在的這顆行星，與其他行星上的文明相比沒有特殊性，那麼結論就是：其他行星的生物圈及技術發展的平均水平，一定會高於地球的發展水平。如果說人類現在正處於向太陽系移民的轉折點，那麼其他文明可能已經越過了這個轉折點，開始向銀河系移民。
近年來，地質化學和古生物學的研究進展表明，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地球生物活動痕迹是距今至少38億年前遺留下來的，甚至於可以早至距今41億年前。地球本身誕生至今也不過45億年。雖然目前我們還基本上無從得知生命產生的具體機制，但是生命的出現過程卻在地球演化史的早期階段中留下了許多證據，這是毋庸置疑的。結論很明顯，如果生命在行星形成後不久就能快速出現，那麼銀河系中所有宜居行星上都存在簡單生命的可能性，甚至於某些行星上存在複雜生命的可能性就變得非常大了。
然而地球是個後來者。如果說生命的出現速度很快，那麼費米悖論就變得更加讓人不可思議了。用物理學家阿德里安·肯特（Adrian Kent）的話來說就是：宇宙靜得可怕。
但在現實中，費米悖論實際上並不受重視，屢受嘲諷。嘲諷者中既有尊貴的大學者，如以德拉克方程著稱的弗蘭克·德拉克（Frank Drake），英國天文學家約翰·葛瑞賓（John Gribbin）。也有一些科學雜誌的主編。
無論是什麼理由，這其實都反映了一個事實：人類依然認為自己是特殊的。
1543年，兩本足以改變人類對自身及宇宙看法的名著出版了。一本名叫《人體結構（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作者是比利時醫生安德雷亞斯·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人體結構》奠定了現代醫療科學的基礎。它證明人體並不神秘，也是一種物理體系，是可供科學研究的——在本質上和動物體沒有多大差異。第二本書名叫《天體運行論（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由一位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波蘭博學家所著，這位博學家的名字叫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天體運行論》的重要程度絕不亞於前者。它推翻了佔據統治地位近2000年，倍受當時政治與宗教勢力推崇的傳統宇宙觀。哥白尼在不經意間，重新定義了「運行（revolution）」這個詞，將其從一個單純的術語，變成了所有領域都通用的，可以用來描述顯著性變化的常用標籤——「革命（revolution）」。
「哥白尼革命」，有時候又被稱作「科學革命」，其使命不僅僅是要確定地球是否是宇宙的中心，不僅僅是要確定太陽和行星是否圍著地球轉；其真正的使命，是重新思考人類是否是宇宙間最重要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哥白尼革命帶來的地球「去中心化」，並不只是一種能夠讓我們用新方式反思自己的動因，而是一種結果：我們現在變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目的。假如地球是圍繞一顆普通恆星運行的普通行星，假如太陽是一個普通星系中的一顆普通恆星，那麼要賦予人類以特殊性就將失去科學的支撐。「哥白尼主義」總體上認為，人類在空間、時間和其他更為抽象的參量里，沒有任何的特殊性。自維薩里、哥白尼與人類中心主義開戰以來，我們已經在科學上獲得了顯著的進步。
但事實上，我們的習俗依然沒有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甚至於是自我中心主義。我們會很自然地拒絕承認自然的其他部分擁有和我們相同的基本權益，包括那些與我們親緣關係最近的動物，即使它們的DNA中，有97%是和我們一樣的。我們還在污染環境，對生態系統缺乏最基本的敬意。我們治理污染，多半只是因為它給我們帶來了不便。即使是在純抽象的知識領域，也有人認為物理學是「冷冰冰」的，原因可能是它們不像人類中心主義那樣，能夠更方便地隨哲學和藝術進行傳播。「哥白尼革命」已經過去了四百多年，而我們的大腦依然活在中世紀。
人類中心主義讓我們忽視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以致於有意無意地忽視費米悖論。我們總是在潛意識裡假設我們是特殊的。所以沒有人會認真地問出「那些和我們一樣複雜、一樣重要甚至於更複雜、更重要的傢伙在哪裡」這樣的問題。我們認為外星人不在這裡，是因為別處並不如我們這裡重要。哥白尼之後，達爾文和弗洛伊德在生物學和精神領域的貢獻，更讓我們對自己獨特性和重要性產生了無窮的幻想。費米悖論本身並沒有讓我們的特殊性神話破滅，但是感謝它，在哥白尼、達爾文、弗洛伊德等人的基礎之上，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
要接受費米悖論，就需要我們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接受我們是平凡的。很多人寧願暗自相信我們是特獨的，而非直面費米悖論答案的真實可能性。有人認為人類是一個內化的文明，不可能有機會朝太空發展。看輕未來，在潛意識裡是想讓我們迴避費米悖論。如果我們做不到，我們的外星兄弟也做不到，這樣我們就可以不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太空探索方面。這是一種改頭換面的人類中心主義，會把我們引往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毀掉人類的希望。
正如1983年弗雷德·霍伊爾（Fred Hoyle）所言：
宇宙中的許多地方，生命只能以簡單的微生物形式存在，只有少數可以維持複雜多細胞生物；在這其中，只有少數能夠演化出像人類那樣的智慧；而在這其中，又只有少數可以避開因有了智慧而招致的自我毀滅。就像地球在5.7億年前所經歷的那樣，今天我們又處在一個轉折點。自我毀滅的幽靈並未走遠，它也絕不是一種想像。它一直存在，每一天每一刻都存在，而且它已經將它的手指扣上了扳機。這不是一個會自動消失的危機，但也不會一直不解決。幾乎可以肯定，在一個人一輩子這麼短的時間內，它必然要解決。
2043年，將是《天體運行論》出版500周年。希望那時候我們能夠真正完成「哥白尼革命」，張開雙臂，擁抱現代天體生物學必然要面對的深層難題。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代，在人類最大、最古老的謎題面前，人類最頑固的本性正在展露無疑。我們不應該錯失這個機會，錯過這個，能夠與自己身上那種唯我獨尊的潛意識鬥爭的機會。我們應該正視自己被賦予的那種平凡性。只有這樣，死一般的寂靜才會被打破，宇宙才會不再沉默。
原作：米蘭·塞爾柯維奇（Milan ?irkovi?）（貝爾格萊德天文台高級副研究員，塞黑諾薩維德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編譯：老孫
參考：
http://nautil.us/issue/63/horizons/our-attitude-toward-aliens-proves-we-still-think-were-special
※南極冰下發現亞特蘭蒂斯
※如果中國天眼遇到暴雨，雨水裝滿了到底要怎麼排？答案你萬萬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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