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幻大片再次刷新票房，韓國人靠什麼拍出了「中國人拍不出」的類型片？
韓國去年的那部「超級大片」，續作再一次刷新了票房紀錄。
由河正宇領銜的韓國奇幻大片《與神同行：罪與罰》，於去年在韓國本土上映16天，突破千萬觀影人次，速度僅次於2014年的《鳴梁海戰》。而今年，《與神同行2》於8月1日上映後，首周累計突破600萬觀影人次，再次突破《鳴梁海戰》此前創下的紀錄。
按此趨勢來看，《與神同行2：因與緣》很有可能在今年夏日，再度刷新韓國票房榜首，力壓同期上映的好萊塢大片《碟中諜6》。
每一個意圖發展本土電影的國家，都在把好萊塢視作頭號勁敵，這本無可厚非。但近些年來，隨著韓國電影以獨樹一幟的類型化異軍突起，影迷群體對於韓國電影的了解不斷深入，在對於國產影片的討論中，也開始有了「《我不是葯神》是否受到了韓國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影響？」「國內的懸疑題材熱是否是在向韓國電影學習？」的發問。
同處於相似的文化背景，同樣走在本土電影發展的道路上，韓國電影為自己打上鮮明的類型化標籤、獨闢蹊徑地猛挖現實主義，對各類文化元素的以本土化的模式加以改造，如此強橫的發展勢頭，令那些試圖在類型化創作上有所突破的創作者們為之側目，想來也並不令人意外了。
向好萊塢學來的類型化
倫理題材一度是韓國電影的標籤。最知名的範例即是《悲歌一曲》，此片曾冠居韓國電影票房排行榜十年之久。但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喜劇片開始逐漸佔據大銀幕。如《我的老婆是大佬》和《我的野蠻女友》等影片均為當時的熱門電影。
當年《韓國時代》雜誌表示，從倫理題材電影到喜劇電影的變化，是韓國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歷史表明在諸如經濟大蕭條的艱難時期，講述悲慘命運的電影通常受到歡迎，為它提供給觀眾盡情灑淚的機會,而當觀眾步出影院的時候就覺得生活沒有那麼糟了。韓國經濟已持續幾年走高，這便可以解釋為什麼喜劇片在電影市場上壓倒了苦情戲。」
在隨後的十幾年內，韓國電影並未僅僅止步於喜劇電影，犯罪、現實主義、災難、玄幻多種類型都以迅猛的速度成長起來。在逐漸走向類型化的過程中，韓國電影對好萊塢的借鑒可謂不遺餘力。如《嫌疑人》對《諜影重重》的模仿，《海盜》對《加勒比海盜》的借鑒，《好傢夥、壞傢伙、怪傢伙》同樣致敬了《荒野大鏢客》。
從模仿好萊塢的類型化風潮起步，韓國電影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中，也在貼合本民族崇尚溫情質樸的情感需求，加之1999 年，更名為《電影振興法》的電影法第二次修訂，電影制度的放寬，為韓國電影的生命力再次添了一把火。
在類型化的韓國影片中，討論最多的當屬結合現實主義題材的犯罪電影。此類影片將紀實與虛構相結合，或根據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犯罪事件加以改編，或以現實人物為原型加以創作。
與傳統的商業犯罪電影相較，韓國犯罪電影的虛擬情節較少，更著力於展示現實中的陰暗殘酷，從某種角度上來看，韓國犯罪電影也同時符合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訴求。在韓國電影中，觀眾很少能尋覓到英雄主義的色彩，主角更多是極富小市民色彩的普通人，在類型片的結構中，大多帶著抨擊司法制度，揭露行政弊端的訴求。在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在社會中象徵著權威的公職人員，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了犯罪中的一環。
同時，無論是展示人性的黑暗，還是揭示社會暗藏的問題，影片大多以悲觀主義的結尾告終，小人物或依仗暴力傾斜仇恨，或倚靠其他自由的方式進行抗爭，都只是灰色現實面前微不足道的一絲點綴。此類形態的韓國影片與「新好萊塢」時期的犯罪電影，如《骯髒的哈里》等如出一轍，同樣具備了反體制的色彩。
韓國的災難影片也是類型化特徵十分明顯的一類題材。如《漢江怪物》《釜山行》《鐵線蟲入侵》都屬於災難類型中的病毒怪物一類。與商業電影中標準的怪物類影片一致，韓國災難影片通常以主角在危險環境中竭力解救家人的故事為主，在救援的過程中不斷遭到反派人物的阻撓，但在最終戰勝困難逃出生天。
從災難題材的大分類下，韓國電影也分化出了災害救援影片，常見情節是政府高層出於利益需求無視隱患，而人微言輕的主角試圖拯救生命的故事。影片中官僚主義的盛行和平民的生命，往往是影片最明顯的矛盾衝突。
反偶像、重情感的類型本土化之路
雖然災難影片和犯罪影片都是好萊塢商業模式下的產物，但韓國電影對這幾類題材做出的本土化改造同樣不可忽視。在此類的韓國電影中，反英雄主義、反偶像化是最為明顯的特徵。
比起英雄主義，韓國影片的主角大多帶著「復仇」色彩。電影中的小人物復仇故事，是韓國民族「恨」文化的體現。對殖民歷史忍耐、反抗的民族心理，令復仇情節在本土觀眾中大受歡迎。懷揣仇恨的情緒，能夠令觀眾在觀影時，消解傳統文化土壤中帶來的無力和屈辱感。這正是好萊塢類型與本土民眾情緒結合之下的產物。
雖然倫理家庭不再成為韓國電影人熱切追逐的題材，但韓國傳統文化對於親情的需求仍然存在。在去偶像的人物塑造方法論大行其道之時，主人公的性格缺陷大多都源於家庭，而對於情感的需求往往也是推動影片發展的主要動力。無論是在《釜山行》還是《素媛》《計程車司機》等幾類類型不同的影片中，對兒童等弱勢群體的關愛理念，對家庭的眷戀心情，都是主人公與觀眾建立共情，達成情感共鳴的利器。
而這一特點在恐怖片中也有所體現，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影響，韓國的恐怖驚悚片始終繼承了傳統文化以道德人倫為綱的觀念，影片中「陰間鬼怪監督規範現世人類」的傳統模式時有呈現。《與神同行》的地獄世界觀就是典型的範例，落腳於親情，執守本土的道德倫理，正是韓國電影一直秉承的成功理念。即便在以驚悚恐怖的類型題材中，對於親情的堅守，仍然是此類影片的文化內核。
從2000年開始，韓國電影走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歷程。在前十年的電影市場上，動作和喜劇電影一直是韓國觀眾喜好度的榜首，愛情和倫理電影退居其次。而從2008年開始，犯罪驚悚題材開始展露頭角，類型片題材逐漸豐富，小成本獨立電影也開始走入觀眾視野。史詩類、紀錄片、實驗電影都出現在韓國電影市場中，而這正是電影產業不斷成熟的表現。
而縱觀整個中國電影市場，不難發現，韓國電影的產業發展之路，與一衣帶水的中國市場有頗多相似之處。喜劇和動作題材的熱火，以及近些年來多類型題材影片的興起，都讓韓國影片的發展史於從業者有了更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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