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調查記者的衰落不只是中國現象

導 讀

調查報道是一種最昂貴和最具風險的報道方式，代價高昂而收益低。

每當某個公共危機引發某種焦慮時，調查記者都會被抬出來「憑弔」一番。《深度調查行業的興衰》一文刷屏後，《別假裝愛調查記者》一文怒懟：「你們這幫『新故事會』的閱讀受眾，還能記得原材料製作者——那些調查記者的名字嗎？……調查記者瀕臨滅絕，是社會各色人等的一場合謀，寫的沒前途沒尊嚴……假裝愛，一回身水已漫到腳下，自己的眼淚也成了浪花的一分子。」這篇文章罵得很過癮，直指現實。

調查報道作為一種文體興起，是從美國開始的。進步主義時代的「扒糞運動」使調查報道獲得了一種道德光環，「水門事件」和越戰報道更在這個行業的年輕人中激發了一種「成名的想像」。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對尼克松窮追猛打，並成功地將總統趕下台，讓這種文體的聲望如日中天，鼓舞了一代年輕記者去挖掘事件背後的「黑幕」。「水門事件」之後，本·布拉德利說，記者，尤其是年輕記者，報道農村的日常火災就好像他們在報道「水門事件」一樣。這些年輕記者回來之後會辯論道，水管里有汽油，消防隊長是反猶分子，他們真的認為這是一條通往聲望和榮譽之路。卡特的新聞秘書喬迪·鮑威爾抱怨說，在媒體眼裡，處處都是越南與水門。

中國調查記者的黃金時代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南方周末》、央視《焦點訪談》和《中國青年報》引領了這波調查報道熱，成就了一批名記者，公眾今天能數得出名字的那些名記，差不多都是這個時期闖出來的。在新聞業界，調查報道被視為一種英雄主義文體，處於新聞文體金字塔的塔尖。

李紅平在《後台》一書中談到《南方周末》歷史上的三道招牌菜：陳菊紅的《文湘莉在1997年的最後三天》，余劉文、長平的《昆明在呼喊——剷除孫小果》，鄢烈山的頭版國慶評論《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文章是三種不同風格：第一篇是對一個並不太張揚的新聞事件，發現它的獨特價值和角度，然後再用一種很好的文筆去敘述它；第二篇則是典型的靠猛料取勝的揭露性報道；第三篇則以邏輯思維和見識取勝。第二種風格變成了一種路徑依賴，最好是越來越猛的料在頭版刺激市場，贏得高銷量，不然，銷量就會下滑，內部的士氣也會變得低落。李紅平反思說，《南方周末》後來不斷出現風波，固然有環境收緊的因素，但久而久之形成的這種（調查報道，猛料）路徑依賴恐怕是相當大的因素。

實際上，如今調查報道和調查記者的衰落，不只發生在中國，而是全球性現象。新聞學者邁克爾·布羅姆利的考證是，這種文體和一個群體的衰落，遍及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另一個新聞學者斯蒂芬·巴尼特分析了衰落的原因，他首先歸咎於企業合併及全球化過程，談到調查報道是一種最昂貴和最具風險的報道方式，而且其本質決定了有時候可能一無所獲——代價高昂而收益低。然後，在一個碎片化而多渠道的世界中，比起對政府不當行為的揭露，足球運動員的緋聞或王室王子的故事更易於吸引讀者。巴尼特尤其分析了公關對調查報道的衝擊，他說，嚴肅性新聞的衰退與公關的興趣成正比，對於優秀的記者而言，公關已成為一種利潤豐厚且極具吸引力的職業。BBC新聞與時事部前主管伊恩·哈格里夫斯說：記者的憂慮在於他們不再有資源去抵抗其宿敵日益老練的進攻，新聞界正被一些不怎麼遮掩的說服者所坑害。

中國在這方面倒很像，很多調查記者轉型當了公關。不過在調查記者衰落這個問題上，中國要比西方國家複雜得多，西方國家的主要原因是經濟性的，隨著諸如迪士尼、新聞集團等巨型跨國公司的增多，獨立的新聞採訪企業正不斷減少。而中國調查記者的衰落，更多受到媒體環境的影響，還有媒體轉型的壓力。

有調查報告稱現在中國的調查記者只有100多人了，這基本是胡扯，過去沒有那麼多，現在也不至於這麼少。調查記者其實並沒有一個硬標準，記者證之外沒有一個專門的「調查記者證」。理論上說，記者都可以去做深度調查，都可以成為調查記者。作為金字塔尖的文體，本來就不需要那麼多調查記者，單位也養不起那麼多專職的調查記者。有些人喜歡自命調查記者，用這個給自己臉上貼金，忽悠實習生，敲詐煤老闆，恐嚇企業。自命調查記者的假記者，比真調查記者多多了，壞了這個群體的形象。

（作者為中國青年報編委）

【文章摘自《青年記者》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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