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抹掉了周立波

「魯迅本姓周，文筆那麼順暢，為什麼不叫周筆暢？」

「魯迅本姓周，他的思想挺立於那個時代的波濤之中，為什麼不叫周立波？」

這都是新鮮出爐的段子。周筆暢就算了，但周立波卻是實實在在見過魯迅本尊的。那時周立波剛到上海，還沒有一點名氣，在大街上遊盪的時候忽然看見一群人在搬家。抽著煙斗跟在搬家的板車後面壓陣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樹人。

四十年之後，周立波對孫女周仰之回憶這段往事時，正在長沙五七幹校里接受教育改造。那之後又過了六年，周立波在北京301醫院因癌症病逝，而窗外剛剛開始改革開放不久。8月9日是周立波的生日，他要是能活到今天，就是一名一百一十歲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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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周立波出生在湖南益陽，原名周紹儀。據周氏族譜記載，他們的先祖是三國名將周瑜的後人，明朝時從江西徙居湖南。周氏在益陽繁衍出嵩、岳、泰、衡四大房，僅清代一朝官至知府者就有數十人。周氏一門文風頗盛，出過多名進士和翰林院編修，族人在家譜中的著述存目達38種之多， 是不折不扣的書香世家。

周紹儀從小就天資聰穎，成績優異。1924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在他入校前十二年，以第一名成績入校的毛潤之從這裡離開；在周紹儀離校後，這所名校還相繼走出了黃仁宇、朱鎔基和譚盾。惟楚有才，於斯為盛。

1926年，周紹儀第一次與同族的周運宜相見，兩人一見如故。周運宜是衡字一房，十七代子弟；周紹儀是泰字一房，十八代子弟。所以兩人雖然年齡相若，但周運宜是周紹儀的族叔。

少年叔侄如兄弟。周運宜更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做周揚，當時雖然只是上海大夏大學的在校生，但後來他成為了赫赫有名的文藝理論家和活動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領導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長、中國的「文藝沙皇」。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周揚都是操控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

周紹儀讓周揚驚奇的，是周紹儀作為中學生竟然已經讀完了《資治通鑒》；周揚讓周紹儀佩服的，則是他身上的革命氣質和激進思想。1928年，周紹儀跟著周揚一起來到上海，尋求革命之路。除湖南老家接濟外，主要靠周揚介紹翻譯外國作品，加寫文章賺稿費為生。為了減輕生活負擔，周紹儀也拚命學習英文，力圖幫周揚干翻譯的活。

1931年，周紹儀正式以「立波」作為筆名發表文章。他說，這是英文「Liberty」（自由）的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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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上海的時候，周立波報考過店員、瓷器工人甚至電影演員，都沒有被錄取。幸好那時物價低，口袋裡只有一毛錢也能在上海闖來闖去。後來周立波進入了不需要學費的上海勞動大學，總算過上了可以不愁生計安心學習的生活。

周立波想跟人學英語，結果對方直接扔過來一本厚厚的《莎士比亞全集》，但周立波也真的就找一本字典就開始學起來。祖上的文字天賦名符其實，周立波居然就這樣走上了翻譯之路。

但學習只是周立波的副業，他認為自己的主業是革命。1930年，周立波因為散發傳單被校方開除，不得不短暫返鄉。九一八事變後，他回到上海當校對員，又因為參與工人罷工而被捕入獄，坐了兩年多的牢房。被保釋出獄後，他很快加入了周揚主持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也很快入了黨。

因為與周揚的淵源，周立波在此後的半個世紀里，一直都是周揚陣營中的一員。周揚飛黃騰達時，周立波也順風順水；周揚被口誅筆伐時，周立波往往成為第一個打擊對象。不管周立波願不願意，都無法改變。

但當時的周立波，對這當然一無所知。當時他正在翻譯《被開墾的處女地》，此時已經名聞當世的郭沫若也不約而同地在翻譯這部作品。但郭偶然間見到了周立波的譯文，大加讚賞之餘主動撤回了自己的譯稿，著實有大家的風範。

1937年抗戰爆發後，周立波赴華北參加八路軍的前線工作，擔任戰地記者。他滿懷激情地對周揚表示，「我將拋棄紙筆，去做一名游擊隊員。我無所顧慮，也無所怯懼。我要無掛無礙地參加華北抗日戰爭。」

但當時能拿槍的游擊隊員，比能拿筆的周立波實在多太多了。周立波很快被調回延安，擔任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系教員。周立波講授外國古典作家的聲譽很快就傳開了，許多外系的都主動來周立波這裡聽課。

周立波跟一般只知道高呼吶喊的左翼作家不同，他有精緻的藝術品位，他欣賞的是像梅里美這樣雍容優雅的作家。他對唯美的偏愛，令當時的學生在幾十年之後都記憶猶新：

「當時他對梅里美似乎太激賞了。記得《西班牙書簡》寫到一個強盜在一些貴婦人面前竟彬彬有禮，以致這些貴婦人雖然明知道他是強盜而且明知道他的用意，也都覺得受寵若驚，幾乎是自願地把自己的戒指給了他，而立波對這些地方也真有點津津樂道，讚歎備至。」

1942年5月2日，延安召開了後來影響深遠的文藝座談會。周立波在會上，是跟最高領導以集體談話的方式進行過溝通的。四年後，周立波被調往東北參加土地改革運動。這個最愛梅里美的作家，在東北的田間地頭開始醞釀作品。

1948年，在遼瀋戰役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之際，周立波完成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這部以歌頌農村土改為題材的作品，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起成為了「土改小說」的代表作。周立波也因此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在那個時期，這就相當於諾貝爾文學獎。

功成名就的周立波，成為了延安走出的最傑出作家之一。他衷心擁護他的信念，很多實際情況他並沒有寫入小說中，曾有人以此批評他的作品不真實，但周立波覺得他的做法是對的。他的原則是真實性要與階級性結合：有利的就寫；不利的，就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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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位於北京東總布衚衕22號的「全國文協」改名「中國作協」，有20多名專職寫作的駐會作家，周立波也是其中的一員。

駐會作家不用坐班，每周只需要來此進行三天半的政治學習就行。駐會作家的待遇很高，文藝三級就相當於正局級待遇。而周立波和冰心等人，被定為文藝一級，屬於最核心的作家群體。他們的當時的工資收入在每月300元以上，而作協的行政領導才只有200元。

除了工資還有稿費，沿用蘇聯制度，採取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方式。雖然普通作家一本書的稿酬很少上萬，但像周立波這樣的作家，一部小說可以拿到五六萬甚至七八萬的稿酬，而當時北京的一個小四合院也就一萬多。丁玲、楊朔、趙樹理都買了房子，周立波則是在香山上買下了一個院落，據說有40畝地。

但周立波沒能在香山的院子里住幾天。1955年，他回到湖南益陽掛職，寫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小說《山鄉巨變》，院子就交給當地的鄉長照看。寫完回到北京，最高領袖又對他說：湖南文壇時下很不景氣，沒有一個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麼多名家為什麼不回去幾個，把湖南撐起來？

益陽和韶山，直線距離不過一百公里。領袖既是周立波的同鄉和校友，又是他心中至高無上的人物。於是周立波又回到湖南，準備紮根農村寫作——但待遇是擬照省委書記一級的。

然而作品還沒來，運動就先來了。1964年，把胡風和丁玲打成反黨集團頭目的周揚，自己也急轉直下。城門失火沒有不殃及池魚的，1967年8月24日，湖南省文藝界舉行了批鬥周立波大會。又由於在散文《韶山的節日》中提到了楊開慧，周立波被江青列為了重點關照對象，他被批鬥、被遊街、被關進監獄。

江青倒台之後，周立波回到了北京，一家人擠在二里溝附近一座叫「宇宙紅」的簡陋樓房裡。沒有暖氣、沒有廚房、廁所共用。他原來在香山買的院子，變成了公社的馬棚，早已冷落蕭瑟、破敗不堪。

雖然以描寫農村題材和農村生活成就一生聲名，與趙樹理並稱為「北趙南周」，甚至被譽為「中國的肖洛霍夫」，但周立波一生最想寫的作品，其實是一部金戈鐵馬、縱橫天下的軍隊題材著作。從當戰地記者開始，意氣風發的周立波就為自己列了一個宏大的寫作計劃，《暴風驟雨》不過是這計劃的幾十分之一。

結果這計劃里充滿激情的大部頭作品，周立波一部也沒能寫。一開始是為革命事業服務，後來名聲越來越大，周立波也就越來越謹慎，越來越謹慎的結果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才發表了一篇描寫部隊渡湘江的短篇小說《湘江一夜》。他和曹禺一樣，在一半的人生時間裡，都沒能再有什麼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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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基本將自己的聰明才智都用在了文字上。而在政治生活和為人處世上，他都顯得過於率直、簡單和幼稚。剛剛到延安的時候，因為有人在歡迎茅盾的茶話會上唱了帶有微妙意味的《跳蚤之歌》，周立波就以為是故意搗亂，直接就扔了一把茶壺過去，所有人都非常尷尬，茶話會最終的不歡而散讓周揚也意帶不悅。

但慢慢地周立波也變得越來越謹小慎微了。據研究者陳徒手記載，在當時的眾多作家裡，周立波是比較緊密地與領導保持聯繫的。他時常彙報和請示，即便是最細小的個人活動或轉瞬而過的創作念頭。在所有作協會員向作協彙報的計劃、建議和要求中，周立波總是突出的、鮮明的。這一方面顯示他極強的政治原則，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的小心，以此來加重自己創作的保護色彩。

在束手束腳的狀態下，周立波註定是寫不出自己理想作品來的。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因癌症住進了301醫院。垂暮之年，他曾寫過一首詩送給周揚：

「五十年前到滬時，笑談奔放展英姿。畢生馳騁文園裡，贏得清芬裕後知。」

這詩其實也是寫給自己的。半個世紀前那個剛到上海的青年、那個把周紹儀改成周立波的青年、那個沉迷於文學立志要寫流芳百世作品的青年，如今只能在衰朽殘年坐等人死燈滅。在病床上，周立波最後的遺願是把所有積蓄捐給國家。

他的積蓄是八百元。他生前曾經一度名聞華夏，但死後很快湮沒無聞。當又一個來自上海的周立波風生水起時，大眾早已忘掉了作家、作品和時代。帶著遺憾離世的舊人周立波，被巧舌如簧的新貴周立波給迅速抹掉了。

參考：周仰之《我的祖父周立波》；劉錫誠《渴望liberty的人——紀念周立波誕辰100周年》；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董之林《周立波小說的唯美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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