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陳姝：野保是條星光、螢火蟲配口琴的花路
人物介紹：陳姝
(Becky)，雲南昆明人，研究生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生物多樣性保護學院，英國倫敦動物學會
(ZSL)在華員工，昆明象形計劃發起人，從事瀕危物種保護工作八年。
「從海外求學到國際NGO；從昆明到中國16個省的叢林荒野；從鄉村小學到英國皇室；從物種本身到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我一直在思考，保護的希望在哪兒，而保護的力量又如何傳遞？這就像一場馬拉松，是在不斷湧現的問題和矛盾中尋找方案，需要跨界，靈感，創意和參與。」
更變專業：踏上野生動物保護之路
陳姝和我通話的時候剛從泰國參加完亞洲象專家組會議回國，我卻沒從她的語氣里聽出絲毫出差的疲憊。
「你是怎麼走上野生動物保護這條路的呢？」
我急忙拋出自己最好奇的問題。
「其實我本科學的是生物技術，但在我看來，待在實驗室裡面特別悶。」手機那頭傳來陳姝清澈爽快的笑聲。生長在雲南的山水中，陳姝從小就喜歡自然和動物，就連考試複習，都覺得在戶外更能集中注意力。從小她就盼望著長大以後，可以從事自然保護方面的工作。
2010年去新加坡讀研究生給了她這樣的機會。陳姝選擇了完全沒有接觸過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學。沒有專業知識和學術背景，正陷於尋找研究課題的無助和苦惱時，她遇到了她野保之路的引路人Ahimsa。
Ahimsa是西班牙人，博士畢業於東京大學，之後就職於馬來西亞諾丁漢大學，十幾年來紮根亞洲，一直致力於亞洲象保護研究。從新加坡坐了十幾個小時巴士到吉隆坡後，Ahimsa自費帶著陳姝一路去了自己馬來西亞的項目點，了解保護區、村寨、電網…這是陳姝第一次聽說人象衝突。
挑戰觀念：保護大象需要解決人的問題
亞洲象保護研究實際更偏向社會科學
，需要在亞洲象的十來個分布國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大象保護和人象衝突所持的態度和差異。雲南是亞洲重要的、也是中國唯一的亞洲象分布區，於是陳姝決定一個人回到雲南，帶著調查問卷和馬來西亞考察的經驗，去西雙版納做研究。八年前，陳姝22歲，研究生一年級，第一次坐上了昆明到磨憨的長途車，緩緩離開城市，開往中國西南邊境。
為了了解人象衝突，陳姝住進了保護區深處的布朗族村寨。比起城市，那裡的條件很艱苦，沒有廁所也不能洗澡。第一天來到這裡，巨大的落差曾讓她陷入沮喪。布朗族人的房子是雙層的，下層停摩托車，養牛；二樓是個大客廳，客廳中心是可以燒水做飯的炕，懸著簡易的燈泡，周圍圍繞著一圈房間，以布簾相隔，擠住著全家人。主人家為陳姝在客廳里搭了臨時床墊，作為「客房」。晚上躺在床上，從木板縫裡可以瞥見下面的牛群走來走去，在牛鈴中入睡；清晨天還沒亮時，就在炕上滾滾的燒水聲中醒來。
很快她便適應了這裡樸素簡單的生活，並和當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主人家是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會用一輛特別老舊的摩托車載著陳姝去各個村寨調查。「我們經常很晚才回來，只能打著頭燈，借著光穿過保護區顛簸的小路。」
騎在星光和螢火蟲交相輝映的小路上，安逸美好的場景催生了她做保護的使命感。「村裡沒有路燈，晚上年輕人們還會時常坐在河邊，吹口琴，講故事。」
現在的布朗村已經修通了馬路，也通了路燈。但這麼多年過去，主人家逢年過節時依舊記得問候陳姝，
「少數民族那種純真和人性是我在城市裡看不到的」。
這項調查有趣的是，
陳姝發現布朗族村民們很少仇視大象，他們把大象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反而是經濟發達程度較高的地方，村民對大象的耐受程度更低。
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區反映出的差異越發令陳姝覺得人象衝突研究很有意義。
在進行這項調研以前，陳姝一直覺得大象溫順優雅，人象衝突的錯誤都歸咎於人類。但隨著調查深入，陳姝越發感到矛盾，
物種保護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也要從人的角度出發
。「村民生活在這裡，他們的莊稼要被吃掉，生命還受到威脅，能不恨大象嗎？」歸根到底，
解決動物保護的問題其實是在解決人的問題。
就像生態旅遊，其實也是在嘗試探索重建人獸和諧關係的方法。
工作日常：人人都是跨界自然保護者
在雲南的亞洲象保護研究為陳姝打開了物種保護生涯的大門，也成了她叩開二百多年歷史的英國老牌保護組織，倫敦動物學會(ZSL)的敲門磚。從2012年畢業入職，陳姝作為ZSL 的中國項目官員，已經工作六年。
出於ZSL強大的科研背景，陳姝在中國的保護項目需要做大量調研工作，
通過科學數據來引導保護策略，而不是沒有依據就開始行動。
例如降低野生動物貿易需求，研究團隊需要首先了解消費人群，消費動機，消費商品，主動還是被動消費，以及哪些消費行為可以被改變。這樣的研究很多時候需要聯繫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了解文化背景和消費心理學。只有找到癥結點才可以去做改變。
通過不同項目接觸到不同的保護物種、政府和保護區後，
陳姝發現保護問題很多時候涉及到保護區的管理而不再是某個單一物種。
保護區巡護和執法常遭到業內詬病，被認為有效性差。「很多時候不該從專業角度去評估這些最前線的護林員，他們沒經過專業的訓練，資源又非常有限，你依賴他們去實時監控一大片森林肯定不現實。」
因而有效的保護區管理需要信任的夥伴關係和支持，而護林員能力構建和保護科技的引入成了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影響力的可持續性也是很多保護項目的挑戰，尋找與國內保護區可持續性的合作成為陳姝保護工作的衍生。
而自然教育就是在傳遞和擴大保護的力量。
以貴州梵凈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例，梵凈山是著名的旅遊勝地，也是全球八百隻黔金絲猴唯一的分布區。但大多數遊客並不知道這裡的珍稀物種。建立自然教育中心因此成為了陳姝和保護區的的共同構想，意義在於研究人員走後，來到這裡的遊客也可以了解到這些物種和它們的故事，繼而想要保護它們。
自然教育中心的建立是個系統工程，包括從最開始的素材收集、設計，到後面的展覽布置、講解、招募志願者等，而這些都不是陳姝專業所在，需要外援和大膽嘗試。「我很感謝我的高中同學，他們有學插畫的、導演的、新聞的，我們沒有資金，但很享受一起做設計編漫畫的過程，最終把枯燥的文字變成有趣的卡通。」這樣的合作讓陳姝認識到自然保護需要跨界和創意，需要各行各界的奇思妙想，而不單單是解決自然矛盾。「就像黃泓翔說的，卧底大部分人都可以做，不是什麼高大上的職業，只是公眾缺乏了解和參與。而野生動物保護也是，
正是由於公眾的才能各不相同，才可以讓這份工作更加飽滿和充滿活力。
」
象形計劃邀請中南屋創始人黃泓翔分享
砥礪前行：在糾結崩潰的邊緣徘徊
談及八年物種保護工作里遇到的困難，陳姝坦言曾有過想放棄的瞬間。負責大鯢項目時，野外調查特別辛苦，常年在外。陳姝同時協調著好幾個調查團隊，跑過中國的十幾個省。
雨季時常下雨，放棄調查點意味著成本損失，而繼續調查很可能遇到山洪，不能保障團隊安全。
這樣的選擇讓陳姝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除此之外，保護工作的成效往往又不是立竿見影，陳姝經常糾結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能帶來改變，要如何保持信心和積極的心態。而外國機構在中國工作也面臨更多挑戰，中西文化的差異更需要中國員工作為「紐帶」建立信任，不時陷入兩難。
不忘初心：對想做自然保護小鮮肉們說的話
做自然保護從來不是一條簡單明了的路，而選擇這條路的人們大多聽從了內心的召喚，披荊斬棘的同時也需要前輩的指引和諄諄教導。對好奇和想做自然保護的青年人，陳姝說道：
「當初能走下來是因為遇到Ahimsa，他到現在依然一直在支持我。我曾經問過他為什麼義務幫助我，他回答希望我以後也可以這樣去鼓勵和幫助這個領域裡的年輕人。
我覺得做保護一定需要一個團隊，支持你，鼓勵你，讓你覺得自己不是在單打獨鬥，不然會非常艱辛。
」
「而且你一定要認可自然保護的價值，這種不可衡量的價值。在這個物質化的社會裡，會有人覺得我們這群人很奇怪，也會有人在把野生動物保護商業化。但我認為選擇這份職業的初心應該是熱愛這些動物，是出於保護本身，而不是希望通過它牟利。它是一種信念，只有相信它有意義，你才可以堅持下去。」
文：Elle
圖：Be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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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Elle Xu
崑山杜克大學2018環境政策研究生，本科金融狗。出生於世界犀牛日。喜歡野外和觀察動物（誰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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