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文物介紹——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毛公鼎

原標題：博物館文物介紹——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鑄青銅器，鼎高 53.8厘米，口徑 47.9厘米。圓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飾環帶狀的重環紋，造型端莊穩重。飾紋也十分簡潔有力、古雅樸素，標誌著西周晚期，青銅器已經從濃重的神秘色彩中擺脫出來，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岐山（今寶雞市岐山縣），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銘文長達四百九十七字，是迄今發現的銘文最長的青銅器，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和文物價值。

毛公鼎銘文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奇逸飛動，氣象渾穆筆意圓勁茂雋，結體方長，較散氏盤稍端整。中國近代教育家，美術家，書法家李瑞清題跋鼎時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陝西岐山莊白村出土了一件鼎。有古董商人聞名而來，以白銀300兩購得，但運鼎之際，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買賣沒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賄知縣，董治官被逮下獄，以私藏國寶治罪。此鼎最後運到縣府，被古董商人悄悄運走。北京城中著名的古董商店「永和齋」主蘇兆年、蘇億年兄弟聞訊後立即攜巨款去了西安。由於陝西的古董商同蘇氏兄弟有過多次買賣，這件大鼎也就被蘇氏付了定金後買定（尚未運至北京）。當時青銅器的買賣是以品質、古老、銘文字數的多少論價的，蘇氏兄弟照例為它量了尺寸、稱了重量、數了銘文的字數，遂此鼎高價賣給了京城的金石學家、收藏家陳介祺。

陳介祺字壽卿，祖籍山東濰縣。其父陳宮俊（字偉堂）是嘉慶十三年（1808年）進士，歷任禮部、吏部、工部、兵部尚書等高官，他有錢財用於收藏，更有時間和才幹潛心於金石學的研究。咸豐年間買定後並運抵家鄉。嗣後陳介祺對鼎的銘文作了研究，寫成了《毛公鼎釋文》。並將此鼎深藏於密室，鮮為人知。陳介祺病故後，1902年其後人賣出此鼎，歸兩江總督端方所有。

端方

端方的藏品

托忒克·端方（1861年—1911年），字午橋，號陶齋，清末大臣，金石學家。滿洲正白旗人，官至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他是中國新式教育的創始人之一，他在代任兩江總督期間，在南京鼓樓創辦了暨南學堂。端方還是中國第一所幼兒園和省立圖書館的創辦人。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十八日，端方被委任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十一月二十七日新軍嘩變，端方和其弟端錦為軍官劉怡鳳所殺。毛公鼎因此不知去向。

民國政府任鐵道部部長的葉恭綽常因公務而到處奔走，在蘇皖交界處的一家古董鋪里見到一個古鼎，憑他豐富的文物知識和古文字的釋讀能力，在初步地閱讀銘文後，已經心知肚明，這就是大家夢寐以求的毛公鼎。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葉恭綽把所有的收藏品藏妥後去香港避難。葉公超途經香港時，葉恭綽囑咐其侄：「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葉恭綽回到上海後，以300兩黃金轉售給五金業老闆陳詠仁（字伯陶），附加條件是抗戰勝利後要將寶鼎上交國家。陳同意葉恭綽的約法三章，承諾勝利之後一定捐獻國家。1946年，寶鼎被捐獻給了當時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後在1948年，被國民黨運送台灣，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毛公鼎全形拓拓本，出自清咸豐同治年間陳介祺或其門人之手，形態自然逼真，立體感強，是珍貴的全形拓作品。其為陳淮生（1928?1962 年）舊藏，上有羅振玉（1866?1940 年）大篆題端。羅振玉為中國近代農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古文字學家，中國現代農學的開拓者，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陳介祺是收藏毛公鼎的第一位專業收藏家，其所傳拓的毛公鼎全形拓便如古籍之初印本一般，珍貴難得。

毛公鼎的銘文作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範之作，表現出上古書法的典型風範和一種理性的審美趨尚，體勢顯示出大篆書體高度成熟的結字風貌，瘦勁修長，不促不懈，儀態萬千。章法縱橫寬鬆疏朗，錯落有致順乎自然而無做作，呈現出一派天真爛漫的藝術意趣。通過《毛公鼎》文字書寫的完美布局，表現出西周晚期的文字書寫形成了具有純熟書寫技巧和表現手法的形式和規律。

毛公鼎銘文的筆法圓潤精嚴，線條渾凝拙樸，用筆以中鋒裹毫為主。在具體操作中應是逆鋒而入，抽掣而行，提筆中含，鋒在畫中而至於收筆；其收筆未必筆筆中鋒，只是輕按筆鋒停止即可，即所謂「平出之法」。因而在臨寫時應特別注意表現出線條的渾厚、拙重與雄強之氣。但在表現輕重變化筆意時，不可有故作顫抖之筆，否則難以體現其真意而毫無生氣可言。所以毛公鼎為後人提供了很好的臨摹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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