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華夏、中國、中華」名稱的由來

華夏、中國、中華，這三個名稱是有來頭的，也是歷史沉澱形成的。

我們的大歷史，自夏代才清晰一些，在夏之前，因無史載，基本上是縹縹緲緲的傳說和臆想。夏代先人的生活方式開始定居下來，以農耕和城居為主。當時的社會生活就是兩件大事，農業生產和築城而居。農耕，水是重要的，因而夏代重視水利，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流布至今。夏代不僅重視大河的有益有效治理，也看重小流域的保護。《論語》說到禹功，「卑宮室而儘力乎溝洫」，輕樓堂館所重水利命脈。我們今天也重視河流治理，但治理的方式問題太大，黃河被治理的時而斷流了，更多的小流域乾涸現象已十分嚴重和迫切。

築城而居始自夏代，開啟了古代城邦的雛形。史載有「鯀作城郭」「禹都陽城」。陽城不是地名，指在山南或水北築城。城中之地稱為「國」，住在城中的人即為「中國人」或「中國民」，簡稱「國人」。」《說文》是這樣存義的：「夏，中國之人也。」這時期的「中國」意為「國中」，用以區別游牧民族。

西周上承商代，但因襲夏，以夏為稱號，周代轄域內的土地稱為「區夏」「有夏」「時夏」，「區夏」即夏區，「有夏」中的「有」是語助詞，這種表述習慣今天也有痕迹，如葛優做的那個廣告，「我有吃」。「時夏」的「時」為「是」，古代表述文字里常見，即「這個」之意，史載有「用肇造我區夏」（《尚書》）,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書》），「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詩經》）。

西周分封建國，最多時分封了八百多個諸侯小國家，這些小國總稱為「諸夏」。「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周王東遷洛邑（洛陽）後，王室的權威下挫，諸侯國之間頻繁兼并，列強國家出現，個別諸侯國做大做強，支流漫過主流。這一時期的「夏」限指中原地區，「居楚則楚，居越則越，居夏則夏」（《荀子》），此時，「華」字開始用於文字表述中，「推衍出一個『華』字來，按華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其音相近，增用一個字有加重語氣的作用。二字可單用，亦可以合用，夏和華二字互舉為文，與裔和夷二字互舉為文相同」（王樹民）。《左傳》里的記載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華夏兩字並稱，在春秋時期就有了，但使用之初，是指中原一帶，或有中原地區生活方式的地方。

春秋之前，涵蓋我們國家地理全範圍的詞並不固定，史載有「禹甸」「禹跡」「禹域」「天下」「四海」「九州」「九有」「九域」「九隅」等，這些詞都有些含糊，不夠明確具體。選取典籍里記載的我國地理全境的三段文字：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禮記?王制》）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始覽》）

「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管子?地數》）

以「中國」為我國的通稱，自漢代開始，「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揚雄），「中國」一詞的內涵也有分別，統一時期指全國疆域，分裂時期指中原地區。「中華」一詞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被使用，「中華」一詞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天文經星?中宮》）以人世間的宮城比擬天宮的構造，東西兩面各有三個門，中間之門以「中華」命名，在「中國」與「華夏」兩詞中各取一字，兩側以太陽門，太陰門命名。後世的皇帝也有借「奉天意」之名以「中華門」命名宮名的。

華夏，中國，中華，如今指的是我國全境，這三個詞，不僅是地理層面的，更深一層的價值在文化沉積方面。

本人選入穆濤《先前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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