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貪官可恨，其實有一類清官更為可恨，小則殺人不見血大則誤國

自封建社會迄今，民間對好官的稱呼，皆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對好官一般不稱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機構的國家，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就出現了對官僚的類型化評價，且好官的標準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

於是，這就形成了中國封建王朝的特色之一就是「清官信仰」，幾千年來，百姓對清官的期許和歌頌使這種信仰甚至成就了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即使是年紀非常小的孩子，都對包拯一類的清廉官員非常了解。一個時代的作品往往代表著這個時代的某些特性，清官文學作品在宋元時期開始大量出現和流行，直至，現代還有很多描寫清官的電視劇。

人們之所以對清官如此崇拜，一方面是因為清官所代表的寶貴特質：「清正廉明、公正誠實、大公無私、體察平民等」。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清官難得，而腐敗貪官處處皆是」。當普通平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他們往往希望有人能出面幫助他們，可以說，此時的清官信仰正是普通平民這種迫切心理需求的集中體現。

普通百姓將清官想像的非常完美，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將其神化，普通百姓不能接受清官的身上有任何污點存在。但是，翻閱一些古代典籍，我們不難發現，作為比較有文化的群體，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態度與一般平民則完全不同。

清末小說家劉煒曾經就這一問題做出過正面評論。

他認為：

「清官本來應該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清官有一點不好，那就是他們認為其他人都是小人，只有自己是君子。這樣的思想使清官做了很多的錯事，普通平民往往討厭貪官，但是，他們卻難以看透清官的可恨之處。貪官知道自己的一些做法是錯的，他們往往不敢公然為非作歹，而清官則自詡為正義的代表，從而什麼都敢幹，抱著這樣的思想，小則誤民，大則誤國。」

甚至，為了印證這種說法，他在書中塑造了玉賢和剛弼這兩個清官形象，雖然清廉無比，但是，卻秉持著清官的錯誤思想做了很多錯事。在劉煒看來，清官的問題在於他們在道德層面上存在一種盲目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讓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都是正義的，從而，容易形成自以為是甚至固執己見的性格。

盲目地對自己的行為充滿信心，站在道德的高點行事，從不對實際情況和世俗人情加以考慮。這種思想危害性極大，往小了說，在審理案件時可能會輕易妄加評斷，忽略事實；往大了說，可能在治國理政時，實現錯誤的政策誤國誤民。

甚至，在一些比較有文化的士大夫階層也比較早的對清官的錯誤思想做出過批評。

歐陽修曾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批評包拯身為監察執行法紀的官吏在彈劾掉兩個大臣後接任空缺職位。他認為：「這會使朝廷的官員效仿這樣的行為，在朝中形成不良的風氣。就算包拯確實沒有任何歹意，但是，旁人無法看透他的內心，只能透過表象去看問題，人們很難聽信他的辯解之詞，此時，即使確實是憑良心做事，也會落下這樣那樣的嫌疑。」

可以說，歐陽修的觀點代表了許多宋代士大夫的態度：他們無疑對包拯的氣節是表示肯定的，但是，政治事務有其自身特點，不能等同於個人修養。包拯做事只從道德層面出發，卻忽視了他的行為對政治氛圍的影響，這樣的處事風格顯然是不合適的。

身處明朝的海瑞也同樣遭到了士大夫群體的批評，而且，批評之嚴厲，甚至，要達到不能見他存活於世的地步。

海瑞是個有名的清官，他為人清廉耿直，剛正不阿，志在天下。奈何時運不濟，政治理想難以實現。他的政治生涯幾經起伏，每次都在轟轟烈烈的開場之後頹然失敗，箇中原因並不全是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混亂。萬曆皇帝深信海瑞的正直廉潔，但是，他也認為：「此人的廉潔只能作為道德上的榜樣，難以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的生活產生實質性幫助。」

康熙帝就清官問題也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清官大多對人十分刻薄嚴厲，這就會讓下屬常常處於難堪的境地，最完美的情況是讓清廉與寬讓並存。古人說，為官清廉但是卻不以清官自居的人才是真正的清官。」所以，康熙帝希望清官能把自身在道德層面上的盲目優越感拋掉，為人處事方面不應過於苛刻，在為官方面不能過於固執強硬。

身為國君的他當然不是鼓勵貪官的存在，他只是反對某些人秉持著清官的錯誤思想，一片好心卻辦了壞事。施仕綸也是非常有名的清官，曾經有人向朝廷推薦他，讓他出任湖南按察使一職，但是，康熙帝卻沒有接受這個建議。

康熙說道：「我非常了解施仕綸，他雖然非常清正廉潔，但是，為人過於偏執，如果，讓他處理案件，他必定會袒護弱勢的一方。但是，斷案應當秉持著公平公正，怎麼能有所袒護呢？像施仕綸這類人，讓他去管理錢糧事務是最恰當的。」最終，施仕綸被委以湖南布政使一職。

普通百姓與社會上層人士對清官的評價截然不同，箇中原因實在令人深思。社會上層對清官的批判主要集中針對一個「刻」字， 這個「刻」具有非常廣泛的含義，包括執法過程的嚴苛，也包括對待下屬非常嚴厲，以及執政理念非常偏執強硬。

清官通常追求道德上的完美，甚至，存在一種變態的精神潔癖，這使他們對自己對他人都要求十分嚴苛，如果，其他人不能達到他們的道德標準，便會被他們視作豬狗一般的可恥小人。這種心態導致他們的執政過程十分嚴苛，而這一點正是普通平民欽佩清官的重要原因。

普通平民一般對清官有三點期許：打壓壓榨百姓的鄉紳土豪；懲治無視法紀的貪官污吏；剷除為禍鄉里的流氓地痞。普通平民認為：官員懲治這些人越嚴厲就代表他越「清」，官員滿足了他們作為社會底層吃大戶的願望就是關愛百姓... ...

《拍案驚奇》有這樣一篇故事，說一個太守在得知一無賴在拐帶婦女鬧出人命之後僅僅被處以充軍，竟然怒而命令下屬對其施以杖責，最終，該無賴難忍酷刑當場斃命。這種毫無法紀意識的濫殺行為竟然備受作者推崇，在作者看來這種行為極具正義感。

士大夫階級之所以反覆批判清官的「刻」，除了長期學習儒學所形成的忠恕價值觀，更重要的是，從治國理政的實際需求出發。就像康熙帝說的一樣，處事應當秉持著公平，不能隨意偏袒任何一方，政治作為不能等同於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政治是一盤需要各方不斷進行妥協談判的博弈棋局，所以，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不能只站在道德的高點十分偏執的任意施為。

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非常支持使用極其嚴厲的刑罰，他十分讚賞明朝初期朱元璋所推行的殘酷律法制度，並且，向朝廷建議恢復這種只要觸犯律法就施以酷刑的制度。他的這個建議震驚了朝野，甚至，萬曆皇帝也認為他的建議頗為過分。

《海忠介公年譜》中記載，海瑞被任職為應天巡撫後，在當地推行他所渴望的嚴厲執法的政策，要求當地的郡縣官員整頓紀律，這種做法導致貪官污吏紛紛跑路，土豪鄉紳等稍有權勢的人都紛紛移居外地以避其鋒芒。而下屬官員紛紛跑路以及有勢力的人遷居外地，卻導致海瑞無法實行他的下一步利民政策，從而，使得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頹然收場。

清官是正常社會所推崇的道德標杆，但是，在實際政壇中清官卻很少，這個現象確實值得人們加以思考。對於清官來說，貪官污吏對他們的百般憎恨可以不予理睬，但是，名人雅士的批判對他們來說卻是非常大的打擊。在乎形象的他們最重視的就是社會公論對他們的讚賞，而名人雅士對他們的批判卻無疑使他們對自身所秉持的思想產生了懷疑。

真的是世人皆愚唯我醒，眾人皆貪只我清嗎？ 顯然不是這樣的。清代一位有名的官吏汪輝祖在《學治臆說》中以他在官場摸爬滾打幾十年的經驗總結出一個道理：「為官者清而不能「刻」。」

清只是為官的一個方面，不能用以解決現實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他之所以在官場上難以生存，在漫長的政治生涯里沒有做出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事，全都因為他的道德潔癖，固執的性格以及強硬的執法手段。古人說為官清廉，但是，卻不以清官自居的人才是真正的清官，人們對清官的種種批評，是一種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充滿了對清官的積極期許。

可以說，任何事物，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一陰一陽，一善一惡，必有偶焉，清劉鶚《老殘遊記?第十六回》云：「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葢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二十四史中，指不勝屈... ...」

一個社會將官員的清廉與貪腐寄希望於官員個人的思想境界，這種境況是十分可悲可笑的。在現代社會，政治環境相對廉潔的國家，都會積極的完善司法制度以及嚴化執法過程，以達到維護整個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在這樣的政策下，普通百姓還會渴求清官的出現嗎？這樣的社會還存在貪官棲身的土壤嗎？

所以，我們反思歷史不能以誤勘誤，否則，會得出非常錯誤的論斷。

參考資料：

『《史記》、《拍案驚奇》、《學治臆說》、《老殘遊記?第十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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